在杜鹃花红的日子里

               ——记皖浙赣之行

文/刘华苏  图/刘华建

 

庚寅三月，江南春绿，杜鹃花红，万物竞发。我们兄弟姐妹，走进皖南、赣东北、浙西这片热土，追寻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敬爱的父亲①于1934年至1939年留下的战斗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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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开展了十分严酷的白区秘密工作，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完成了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独特贡献的三件事：一是领导柯村暴动、创建皖南苏维埃政府，二是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三是促成瑶里改编、把革命火种汇入新四军这道抗日的铁流；在这片热土上，父亲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寻访这片热土，这个多年的夙愿，在我们兄弟姐妹相继退出工作岗位后，得以实现了。临行前，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十送红军》，在那熟悉而亲切的乐曲相伴中，踏上了征程。

一路走来，一路情思，一路感悟……

 

革命的胜利，乃是主义（信仰）的胜利

一百六十二年前，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人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写下了不朽巨作《共产党宣言》，高扬起共产主义的大旗；九十三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八十九年前，上海石库门内、嘉兴南湖红船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八十三年前，南昌城头划破夜空的枪声，揭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这些，跨越地界，穿过时空，深刻影响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城镇乡村，也决定了一个江西农村普通手工业者②的一生。

我们来到了屯溪（现为黄山市屯溪区）老街。老街69号，一栋清末民初建造的二层砖木小楼。这个名叫“合记春号”的中药铺子，在老街众多临街的店铺中并不起眼，但它当年却是呼革命之风、唤革命之雨之所在，是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委在屯溪建立的皖南领导机关驻地。如同父亲在1986年时所写：“追忆五十二年前，皖南特委驻此间。播撒火种遍江南，工农奋起辟新天。先烈洒尽满腔血，换来春色满人间。……”父亲从赣东北潜入皖南白区，到屯溪特委机关仅一次，但这仅有的一次，使他铭记于心。整整50年后，当屯溪市委请他现地确认皖南特委旧址时，他依然识得已改为“大众油点店”的老街69号就是当年的“合记春号”中药铺，并得到了当地老市民的佐证。在惊叹父亲超强的记忆力时，我想，这也是那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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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了歙县（现属黄山市）古城。歙县，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古徽州府府衙所在地、徽文化发祥地、徽商发源地、徽墨之都、歙砚之乡。当我们漫步在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上，观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的四角八柱大牌坊时，我想，当年的父亲是无暇顾及这些的。1934年4月，父亲受方志敏同志和皖南特委指派，担任歙县县委书记。这里，远离苏区，交通不便，不仅工作上困难很大，就连维持生活都要自谋职业。在两个来月的日子里，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在轿行里当过轿夫，在早点铺里当过伙计，炸油条、卖稀饭。他利用这种职业交往比较广泛的特点，在轿行的工人中、县衙保安队的士兵中、小学校的教师中，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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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婺源鄣公山（现称大鄣山）。1935年4月，时任红军皖南独立团政委的父亲，率部队途经鄣公山，发现这里地处皖浙赣三省四县（婺源、休宁、祁门、浮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不大注意，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在此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后为皖浙赣省委驻地，成为整个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中心。1936年4月，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在鄣公山召开，使游击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进入了高潮时期。我们在“皖浙赣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的石碑前，在高高挺立的苍松古槐下，倾听两位八十 老翁用那浓浓的乡音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唱着父亲当年创作的红军歌谣，思绪远去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年代。鄣公山的卧龙谷，现在是游人甚多的一处胜景。没有想到的是，在入口处建有介绍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展厅。我想，坚持残酷斗争的皖浙赣省委的同志们，个个都是翻天覆地的蛟龙，英勇无畏、百折不挠。他们是：省委书记关英，省委委员余金德、滕国荣、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刘毓标、赵礼生、邵长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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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浙西开化（现属衢州市）、昌化（现属临安市）。鄣公山会议后，红军皖南独立团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父亲仍任政委。独立团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在东逼杭州、北达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近武夷山的宽大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战术灵活，多采取奇袭、奔袭、伏击和速决的战法，创造了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以拖对追、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符合边区特点的好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攻克开化、奇袭昌化，就是两个经典战例。在整个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主动 出击、攻占县城，为数极少，可见当时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形势之好、独立团战斗力之强。开化县城，东西长、南北短，背靠山、面临江，纵深很浅。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化县委、县政府在当年独立团攻城入口（花山）建起了“开化革命烈士纪念碑”，实为功德无量之举。昌化，因产鸡血石而闻名，目前正处于开发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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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衢县姜孟坑（现属衢州市衢江区）。身经百战的父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苦涩。姜孟坑，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不为人知的地方，在父亲和我们的心里却是刻骨铭记。因皖浙赣省委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决策的失误，独立团在开化、衢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3日晚，父亲在姜孟坑夏炳生纸槽被预伏的敌人伏击，激战中被敌砍成重伤昏厥被俘。由此，渡过了4个多月的黑牢生活，并埋下了自1955年起长达25年冤案的伏笔。去姜孟坑那天，雨后乍晴，道路坑洼，崎岖难行。尽管当地民兵提前作了整修，但湿滑不平的山路，仍然在考验着越野车的性能，数次在翻越山坡时，让坐车人成了推车汉，尖利的山石还划破了一辆车的轮胎。到了姜孟坑，只见杂草丛生，杳无人烟，早年的房屋，连同那个夏炳生纸槽，没有了一丝踪影。一了解才知 道，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村子已经整体搬迁了。在山上，我们见到了一位看山的老人，他叫傅九松，今年76岁，是姜孟坑的老住户。他说：母亲告诉他，红军曾经数次到过姜孟坑，这里现在还留有红军的旗杆石；有一次，来了100多人，他母亲给红军做饭，一锅不够，又做一锅，做了好几锅；有一次，有三个红军在这里被敌人围住，跑了一个，被敌人抓走两个，其中有一个指挥官。我们问：“这个指挥官叫什么呀？”老人脱口而出：“刘毓标！”唉呀呀，真想不到，那么多年了，当地群众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名字！站在一旁的老人侄子的腰间别了一把砍刀，我们讨来拿在手中仔细端详：这是一 种南方砍竹子的刀具，刀刃锋利、刀身厚重，宽约10公分，与木柄相连后长约60公分。老人侄子给我们示范了用砍刀挖竹笋、砍竹子，真是锋利得很。73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父亲就是被敌人用这种刀在头上、脸上、身上砍了十几刀！刀刀夺命、刀刀致命，我们的父亲硬是死里逃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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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衢县（现为衢州市柯山区）。据军分区的同志介绍，当年敌人的县衙和监狱，已在城区改造中拆除了。父亲在衢县的黑牢中，饱经摧残，被敌人多次施以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在狱中巧遇粟裕、刘英同志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同志，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于1937年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 这次，我们在开化县福岭山浙皖特委旧址纪念馆中看到，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浙皖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分别在1937年7月、10月被捕后，被敌人于当年12月秘密杀害。我想，如果父亲没有遇到陈铁君同志，也一定难免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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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浮梁瑶里，来到了歙县岩寺（现为黄山市徽州区），来到了泾县云岭。这是一条父亲和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汇入新四军的路线。近日，我从程江江（江天辉伯伯的女儿，我和华建的中学同学、下乡“插友”，两辈子的好战友、好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这是江伯伯在“文革”中给造反派提供的证明材料，其中对父亲出狱后归队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刘毓标来找我们用的方法和何英③不同。他先让过去是我们游击区的农民，送了一封信给我们（王、李、熊、江④）。信的大概内容是：‘现在国共合作了。我是从衢州监狱里出来的，我只有一个人。我希望能回部队，希望有一个人来见我。’我们收到他的信后，讨论了见不见、要见的话如何见他的问题。我们接受了上次何英的那个教训，想了一个见他的办法：指定地点、指定路线，为了目标鲜明，规定他要穿一身白衣服，鞋子也要穿白的。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上午，我同邹志成⑤带了一个班埋伏到山头上去了。刘毓标按规定来了。我同邹的分工，邹带了一些人下去，我继续在山上瞭望。看到刘毓标后面没有人，邹下去就把他捆起来了。刘到我面前时说：‘老江，我回来了。我现在没办法讲清我的问题，我讲的你们也不会相信，让以后历史来考验我吧，我反正死也死到我们自己的部队里来！’邹志成就把他押到我们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地方去了（不是我们的机关驻地）。我继续在那儿瞭望了一段时间，看到他后面没有人跟来，我就也回去了。

到了我们事先布置好的那个地方，王丰庆、李步新、  邹志成、我，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听刘毓标谈了很久。他说：‘现在外面国共合作了，中共中央在南昌成立了办事处，陈毅和项英都在那里，到处派人在找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还说：‘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有个协议，要国民党政权机关从上到下积极协助找我们的游击队，并且规定国民党部队不准再打红军游击队了。’等等，谈了一些形势。刘最后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不回去了，由你们几个怎么看我。我在监狱里的情况，你们又不晓得，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的，反正我是不回去了。’谈了以后，我们还是把他绑起来，吃饭的时候松开，把（派）人看着他。

陈毅第一次到我们游击队来的时候，找刘毓标单独谈了话，具体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然后，就嘱咐我们把刘毓标放开。”

江伯伯在证明材料中，还“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供了证明父亲没有叛变的很有说明力的“三个事情”。这“三个事情”，在1980年江苏省委对父亲被俘问题复查报告中被全文引用。看到江伯伯的证明材料，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在那黑白颠倒、全国大抓“叛徒”的年代里，在造反派高压的环境中，在有的人为了自保而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江伯伯不顾自己也在受审查、受冲击、受迫害的境遇，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需要怎样的品质、怎样的勇气！在江伯伯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患难与共、生死之交，什么叫做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永远感谢他，敬仰他，怀念他！

父亲出狱后，辗转月余，在祁门舍会山找到了皖赣特委和部队。他经受了被自己同志怀疑的考验（从他归队到陈毅同志12月上旬来舍会山，父亲被绑了整整三个月），冒着被错杀的危险（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即在劝说赣东北红军游击队下山时被杀，就连陈毅同志，也险些被湘赣边区游击队错杀），以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促成了皖浙赣边区红军于1938年2月在江西浮梁的瑶里镇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赴歙县岩寺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父亲调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6月，父亲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工作，就此离开了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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