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鹃花红的日子里（二）

我们在瑶里河边的大榕树旁（电影“闪闪的红星”外景拍摄地）、陈毅同志发表演讲的祠堂里，在岩寺这个新四军的集中地、成军地、出征地的文峰古塔和点兵台边，在云岭叶挺将军的塑像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 部”门前，耳畔似乎一直回响着那悲壮激昂的旋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瑶里改编纪念碑，岩寺文峰塔、点兵台，云岭新四军军军部.jpg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座座名山、处处美景。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的黄山，有“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有乾隆赞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齐云山，有“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峰”的三清山，有风光旑旎的太平湖，有郭沫若比作“西子三千”的“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有洞中千姿百态的“瑶琳仙境”。1936年12月，父亲率独立团奇袭昌化城，去时走的是浙西大峡谷，回时走的是清凉峰，现在都是风景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宏村，有“文房四宝之冠”的宣纸、歙砚、徽墨、湖笔，有“千年瓷都”的景德镇，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有出了19名文武状元的“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有布局精巧、变化莫测的诸葛八卦村，有***、胡锦涛同志的祖籍地和胡雪岩、胡适、王稼祥以及无数名人的出生地。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曾不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往黄山、九华山跑什么？我们那时天天在山里转，也没看出什么景啊？”是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哪有观景的闲情逸致啊！行进在皖浙赣这片热土上，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他们头戴斗笠、身着布衫、脚踏草鞋，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日夜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用粗劣的武器与貌似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纵然面对火海刀山、千难万险，也毫无惧色、永不回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因为，在他们心中，信仰的烈焰始终升腾，主义的旗帜永远高扬！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方志敏同志，在敌人的屠刀即将落下的时候，掷地有声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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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根深、枝壮、叶茂、花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革命的胜利，乃是生命的胜利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为什么说红色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来到了黟县柯村。黟县之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此县的山石色黑且多，故因石得名；一是说黄山原属此县，又称“黟山”,故因山得名。1934年6月，受皖南特委的指派，父亲从歙县潜口（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出发，翻越重重大山，来到黟县柯村，担任太平(现为黄山市黄山区)中心县委书记。当年的柯村，道路崎岖，交通闭塞，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处太平、石埭（现为石台）、黟县、祁门四县边陲，北临长江，东倚黄山，南联浙赣；自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组织在此活动，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1934年8月21日，在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地区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1934年10月，建立了皖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柯村暴动声势大、范围广，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地区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在皖南的行动，震撼了敌人在皖南的统治。领导柯村暴动，是父亲独立领导较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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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柯村，仍然是一个不大的乡镇。进入柯村道路的路面已经硬化了，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 到此，遇有大雨暴雨还会停开。那天，我们在去柯村的路上，就遭遇了山石坍塌，多亏黟县交通局的大铲车清除障碍，才得以前行。到了柯村，四周环绕的是金黄的油菜花，山岗上绽放的是鲜红的杜鹃花。进到村里的柯氏宗祠，这个清代后期建筑，就是当年“皖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现在设有“革命史料展览馆”和“方志敏纪念馆”。柯村乡的女副乡长小叶当起了讲解员，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做了大量 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保卫苏区；划阶级，分田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干部和骨干;接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休整,慰问红军，救治伤员。1934年12月，方志敏同志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后，听取了父亲等的汇报，确定由先遣队侦察营和当地武装组建皖南独立团、指定父亲任团政委，并写下了“紧握欃枪，任他风暴”的指示。先遣队转移后,敌人重兵尾随而来,大肆烧杀抢掠,柯村苏区转为游击区,进入了十分残酷的斗争时期。1934年底至1935年5月，50多名皖南苏维埃、县、区、乡负责干部和交通员或在战斗中或在被捕后英勇牺牲。领导柯村暴动的太平中心县委7名委员中，5名牺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闽浙赣省委委员）、副主席方再兴，太平中心县委委员韩锦侯（柯村暴动总指挥、黟祁县委书记）、王和生（石埭县委书记）、储高阳、储汉仪、盛守根，太平县委书记宁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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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太平谭家桥（现属黄山市黄山区）。这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重大事件——谭家桥战役发生地。1934年夏，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到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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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谭家桥纪念馆前留影.jpg

 

12月14日，先遣队进至谭家桥地区时，与敌激战，损失很大，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当时遭遇的主要敌人，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14年后，当年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的华野大军“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始报一箭 之仇。谭家桥之战失利，使先遣队陷于被动。在退到柯村苏区作短暂休整后，经数次战斗，除粟裕、刘英率800余人突围至闽浙赣中心苏区外，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失败。在谭家桥山坡上初放的红杜鹃旁，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的战壕和军团首长的指挥台，凭吊了粟裕大将之墓。粟老总一生指挥战役战斗无数，象谭家桥战役这样失利的甚少。他没有忘记艰苦岁月中同生共死的战友，三次来谭家桥，并留下遗嘱将部分骨灰安放于此。平心而论，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乃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兵力对比，8千：20万；前出的地区，是敌人控制的中心区域；脱离根据地运动作战，缺少群众支援和后方保障，等等。可以说，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全局而牺牲的局部。我想，就是在当年，方志敏同志心里未必不清楚自己的结局，否则，他为何在柯村把先遣队的侦察营都留给了父亲呢？红十军团的先烈们，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慷慨赴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20师师长刘畴西，19师师长寻淮洲（原红七军团军团长），19师师长（后任）王如痴，21师师长胡天桃（又称胡天陶），……。

关于胡天桃，这位相传毕业于黄埔二期而现今鲜有人知的红军将领，国防大学金一南同志有着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位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回忆文章。他记录的是国民党人最辉煌、共产党人最艰辛的岁月。

1935年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战场牺牲，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由时任补充第一旅旅长的王耀武主持审讯。

但第一次见面就令王耀武惊呆了，他回忆这位多次交手的红军战将说：‘这位师长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放。他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与胡天桃那次令他震惊的谈话：

王耀武：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耀武：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们硬要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

胡天桃：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天桃：我没有家，没有人需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天桃回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工农红军的信念与意志，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这位国民党将军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他后来承认：在那场谈话中，他不是胜利者。”

 

我们来到了休宁六股尖。六股尖又称擂鼓尖，海拔1629.8米，三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之源。它是鄣公山的主峰，东侧是安徽休宁，西侧是江西婺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是红军皖南独立团（后为皖浙赣独立团）经常出没的地方。1935年12月，独立团的30多名指战员经鄣公山由赣入皖，翻越六股尖时，突遇暴风雪，被活活冻死在山上。后来，当地老乡上山时发现，他们或呈坐状或为站姿，身上还挂着半尺多长的冰溜子。2001年，休宁县建起了“六股尖烈士陵园”，这数十位无名烈士，长眠在苍松翠柏之中。清明时节，人们来瞻仰他们，献上一束山里的红杜鹃。听父亲说，独立团三个营的主官都很有本事，打仗很勇敢，都于1935年至1937年牺牲了。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一营营长熊才辉，政委姓张（瑞金人）；二营营长乐平佬（姓名不详），政委杨汉生；三营营长宋泉清，政委阙怀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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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一个人的秘密。他1906年出生，1925年入党，江苏人，曾较长时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派他随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后为闽浙赣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打击方志敏同志等赣东北苏区的领导人。但到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方志敏同志的正确，转而坚决支持方志敏同志。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他于1935年初担起了闽浙赣省委书记的重任，1936年4月担任皖浙赣省委书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浙赣边区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后，他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到江西弋阳境内的磨盘山向杨文翰带领的红军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劝说他们下山接受改编。在他去之前，东南分局曾两次派人上山做工作，都被当作叛徒而杀。他自信作为杨文翰的老领导，能够做通说服解释工作。不幸的是，他上山后，即被与国民党血战十年杀红了眼的杨文翰捆绑起来，并施以重刑，逼他交代是怎么叛变的、受谁指使上山诱降。他苦口婆心地说明党的政策，未能奏效，终遭错杀，死时还背着叛徒的骂名。这是发生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时期的一个悲剧，一桩错案。建国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啊，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着这样被自己人错杀的烈士的鲜血！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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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英同志被杀后，杨文翰始终没有改变与国民党干到底的想法，不愿下山接受改编，仍然以红军的名义和身份开展武装斗争。1943年4月，杨文翰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0月，在弋阳北门被杀害。临刑前，杨文翰坚贞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英勇就义。建国后，杨文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与关英可谓是殊途同归。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一个人的名字——方志敏。方志敏同志，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弋（阳）横（峰）暴动”，创建了横亘四省九市50个县的苏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制建设等方面多有建树。闽浙（皖）赣苏区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政府命名为“苏维埃模范省”（全国六大苏区中唯一）；方志敏同志，是父亲的恩师。是他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指派父亲到皖南开展秘密工作，是他安排父亲转入红军、担任独立团政委，是他的教诲影响了父亲一生；方志敏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爱国、清贫、创造、奉献的 伟大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政治遗产。他在囚牢里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不朽文著，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毛泽东同志称赞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并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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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同志充满深情地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向前进啦！”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不正是烈士鲜血所浇灌、烈士忠魂所寄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