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两个特点
王东炎
【内容提要】 本文对闽西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出现的两个特点作专门研究。第一个特点是“保留20万亩土地在贫雇农手里”，重点阐述在土地革命失败之时，闽西游击区还能保留部分土地革命成果的历史原因。第二个特点是在与党中央长期失联情况下，闽西党组织主动派员到达延安联系党中央，重点阐述这一举措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闽西党组织 群众利益 党中央指挥枪 毛主席
————————————————————————————————
习总书记指出，研究革命史要“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遵照习总书记指示精神，本文就闽西游击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出现的两个特点，一是“保留20万亩土地在贫雇农手里”这一奇迹，探索历史原因；二是闽西党组织主动派员到延安联系党中央这一举措，探究时代意义。
（一）
史料反映，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长江南北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都相继先后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反攻倒算，“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成果基本丧失(仅闽西游击区保留部分外）。
当今论述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红旗不倒”，一般以两个标志来体现：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武装斗争。但对闽西游击区而论，还多一个标志体现，这就是保留了部分土地革命的成果，即还有约20万亩土地在贫雇农手里，而且一直保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闽西游击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在中国革命史上认为是一个奇迹。
闽西游击区的这一特点，早在三年游击战争后期，就被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肯定。1937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下简称闽西党组织）派方方同志从闽西出发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 毛主席对坚持闽西游击战争的同志们给予极大的鼓励，指出：“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发展了部队，保留了苏区二十万亩土地，保护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 这是伟大的胜利。”①闽西游击区这一独有的特点，也被当今史料挖掘所证实。保留下来的土地革命成果，主要在龙岩后田、上杭白砂、永定西溪等地区。当时闽西党组织还发布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春荒斗争的决定（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等有关抗捐、抗租等方面的文件：“号召农民向国民党区乡公所借钱、借土地税谷子，反对收回土地，杀死敢于收回原耕、起耕的地主富农及其走狗。”
党和红军在苏区得到群众支持，是因为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群众获得了利益。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是要剥夺苏区群众的既得利益。主力红军长征后，土地革命战争并没有结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地主阶级必然要反攻倒算，苏区群众必然要做抗争。但是手无寸铁的抗争群众，只能面对敌人的大屠杀，眼看着土地革命成果被敌人付之一炬。这就是革命老区群众为什么遭到敌人屠杀的主要原因。
敌人在闽西游击区集中了8个正规师约10万人围剿红军游击队（下简称游击队）。闽西党组织在战争初期所能指挥的游击队只有2000多人，如果仅以单纯的“藏、走、打” 的游击战术为主要手段，不仅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弱小的游击队有生力量也难以保存下来，更谈不上阻止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那么闽西游击区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为什么还能保留20万亩土地在贫雇农手里呢？
战争之伟力在于民众之中。闽西游击区史实证实，党领导的游击队虽然弱小，但一旦创造出与民众融合的社会环境，结果就不会出现“左倾”路线导致的自我都难以向游击战争转变，对群众利益的保护也根本没法顾及，红军部队被动地越打越少，苏区面积越打越小，土地革命成果最终消失殆尽的场面。要创造与民众融合的环境，概括起来说，主要是要树立“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不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游击战争主要目的，而是以保护群众利益为战争的主要目的，以此发挥民众的战争伟力来战胜敌人”的战略思想。闽西游击区史实证实，游击战争以保护群众利益为行动出发点，创造出与民众融合的社会环境，民众的战争伟力就能发挥出来,保存和发展革命有生力量的社会条件就能创造出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得到保留也就有了可能。闽西党组织的具体做法是：
1、纠正“左倾”错误做了两个转变
一是向游击战争转变；二是将游击战争主要目的向保护群众利益的方向转变。
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就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最深邃的内容，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三位开国元勋合著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是这样阐述的：一是“群众性的”。即“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活动，而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群众斗争，从游击小组的秘密活动，转到游击队的公开活动，这样从多方面牵制敌人，打击敌人，配合部队作战，并且使部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二是“胜利的”。即“奉行毛主席多年来规定的游击队作战的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不打，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这两个深邃内容就显现了“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实现与群众的融合，从而将民众的战争伟力发挥出来”的战略思想。
2、“合法与非法”手段结合开展保田斗争
田地没人耕种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当时闽西地区有一些大地主没有直接收回土地，而是强迫土改分得土地的贫雇农交租。只要不向地主交租，土地实际控制权就还在在贫雇农手里。但群众直接抗租必引来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武装摧残和杀戮。由此，地方党组织就动员群众“顺从”地交租。但到了晚上，组织群众贴出了“收租者杀”的标语，拂晓时又将标语撕下交给联保主任，沿途还高喊“不好了， 红军出布告了，收租的要杀头。” 同时红军游击队说到做到，应群众要求，严历镇压了几个收租者，并为此担当负责。这大大震慑了一些大地主不敢收租了，同时也保护了群众不被敌残害。
反动地主反攻倒算是穷凶极恶的，为遏制敌人对群众的伤害，对于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只要群众提出要求，军政委员会的基本政策就是除暴安良。红军游击队镇压顽凶得手之后，叫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红军杀人啦！”这样不仅杀了反动派，还保护了群众不受牵累，地主也不敢那么嚣张地收回土地和收租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粮食控制的极严，订立了“通匪”、“窝匪”、“济匪”条规和“十杀令”等。红军向群众买粮食，一旦被发现，群众就犯了“杀头罪”。于是，游击队就向地主、保长那里去用钱去买，给他们先挂上“通匪”、“济匪”的罪名。这就使地主不能不把这种罪名作为一个秘密隐蔽起来，同时也不敢声张群众卖粮给红军的事。游击队向地主买粮买的多了，地主收租的胆子也没有了。......
3、保护群众利益同时为群众谋利益
史料记载，闽西党组织对收了租的反动地主，后来又采取了视情不杀政策，但要没收他们的粮食。在没收时，同时将部分粮食分给群众。为保证群众的安全，先把反动地主家里的人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群众不声不响的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又不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特别是在新区，深受群众欢迎。史料记载，群众经过了几次参加分粮斗争后，便慢慢组成立了游击小组，配合游击队行动，最后人数不断发展，参加到游击队中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实行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采取的手段是“移民并村”、保甲制、“壮丁队”、“连坐法”等，目的就是要把红军游击队与群众隔离开。为保持与群众的接触，红军游击队主动与群众日常生计活动挂起钩来。游击队在山里头办起了小作坊，帮助群众做纸；帮助群众砍竹麻、砍木料等，但不要工钱。群众不时要到城里买东西，游击队化装在路上等候，将群众买的油、盐、肉等，抬高点价格给转买过来。又向他们宣传解释，教他们去向敌人报告，说被“匪”抢了。由于群众既得利又安全，很多都愿意这样做。......
4、改变对待保甲长、壮丁队的政策
游击战争初期，曾提出粉碎保甲制度，当保长者杀，这在当时曾给游击战争造成一时的有利条件。但后来敌人用威胁屠杀的办法，压迫群众，组织保甲，如果群众坚决抗拒，就要遭到严重摧残。保长中有不少两面派分子，真正忠实于国民党的是少数人。因此，就要做保甲长工作，利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对壮丁队也做同样的争取工作，允许“白皮红心”应付敌人。对保甲长基本政策是区别对象晓以利害，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并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游击队员和红军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当游击队通过乡村时，不得阻止，等红军走远，可以朝天打枪，好向敌人交代。有些地方还利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写密信告那些“白皮白心”保甲长通匪，假手敌人将他除掉。后来一般地、富分子都不敢当保甲长，而硬要红军家属或者和游击队有关系的人来充当保甲长。这大大提高了群众支持革命的安全感。
5、地方党组织具体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白皮红心”开始是对保甲长等实行的政策，但后来闽西党组织将其扩大到广大群众，使“白皮红心”的群众越来越多。这就更加有利于游击队的活动。史料记载，为消灭游击队，国民党军放火烧山，有些乔木林树高烧不着，敌人便要乡保长强迫群众去砍树。这不利于游击队活动，对群众更不利。地方党组织便动员一些老人到乡公所去请愿，要求免砍。乡长不允许则拖，拖不过，就派一些妇女老弱去磨洋工。事前与游击队约好，砍到中午时，游击队在山上打几枪，老百姓便借此一哄而散，砍树便停顿下来。
敌人搞移民并村后，强迫群众修炮楼。地方党组织就动员群众向保长要求免修,当保长也架不住上面的命令时，群众就一拖再拖地缓办。后来拖不过，就动员一批老人、小孩、小脚婆、扛着破锄头，漏粪箕，慢慢磨洋工。当炮楼盖到丈把高时，又通知游击队夜间去把它扒掉。这样干了几个月，炮楼也没盖成。敌人明知是红军游击队搞的鬼，但无法对付。......
由于战略思想方针路线正确，闽西游击区出现了与群众紧密融合的社会环境。《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对社会环境是这样描写的：“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在部队武装活动和利用两面政策的配合下，利用合法的斗争更是大规模的开展起来。许多乡村群众连同保长一起去进行，要求免捐、减捐，以致拖捐抗捐，瞒报壮丁、逃避征兵等斗争。收租逼债、收回土地的现象差不多已经没有了。在山区小村庄里过去被移民并村的群众也逐渐搬回来了。在一般山区，我们部队可以公开往来和驻扎。大乡村我们便衣武装也可以经常居住。马路上的碉堡，在我们夜间经过时不打枪，有些地方我们的人员还可以住到碉堡中去，只是瞒住区、乡长少数人。”
由上所述，闽西游击区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为什么还能“保留20万亩土地在贫雇农手里”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也是不能少的。闽西游击区先后粉碎了敌人五次“清剿”，在群众不受摧残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获得过一次战斗歼敌一个营的战绩。
（二）
在南方游击战争中，各游击区全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则长达六年，少则也有两年，这是我党百年历史上非常独特且绝无仅有的一段历史。这期间，南方各游击区较长时间基本不知主力红军和党中央的去向，在艰苦卓绝环境下，多个游击区曾主动派员寻找党中央，但在“七七事变”前，基本无果。仅有闽西党组织派方方同志，在1937年上半年成功到达延安，向党中央首长当面汇报了游击战争的情况。这是闽西游击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又一个特点。
1、为什么要派员到延安联系党中央？
闽西党组织认为，只有在党中央领导下，自身才能摆脱“左右倾”错误的羁绊。长征开始时，闽西游击区的游击队大多没有接到通知，是从江西方向逃难的群众才得知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闽西党组织最后与中央分局联系是陈潭秋委员在中央军区突围时到了闽西，之后就完全失联。闽西党组织与上级和党中央完全失联达两年半时间。这段时间，闽西党组织根据时局变化，审时度势，坚持了下来，这是不是可以定论没有党中央直接领导指挥，也可以把革命坚持下去呢？回答是否定的。
史实证实，在三年游击战争后期，国民党军实行”北抚南剿“时，许多游击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又一度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犯了“左右倾”错误所致。《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就深刻地检讨了闽西游击战争后期“两广事变”时，自我所犯的“左倾”错误，主要原因就是敌我信息极不对称，把握不准时局变化动荡时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导向。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政局动荡之时，党中央“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国共合作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及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等，对于南方党组织而言，要准确地把握急需党中央的指导。西安事变后，中国政局变化是由北方向南方传导的。党中央位于陕北，处在获得信息，处理事态，主导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最前沿，闽西党组织领导很清醒地意识到此时自我认识水平的局限，只有与党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才可能对党中央各项政策、指示产生准确的理解，保证自己的行动与党中央步调一致。
史实证明，闽西党组织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方方同志到延安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马上告诫，要坚持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否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方方同志还没返回闽西），闽粤边游击区就出现了“漳浦事件”，带进城里的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缴械，部队遭到重大损失。方方同志在延安时，毛主席还亲授秘诀：“埋头苦干，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闽西党组织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就是遵照这十六字诀，坚持了二十年红旗不倒。“修行务取真经”，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是当务之急。
2、主动联系党中央的举措说明了什么？
说明闽西党组织具有“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的最高认识境界。
“党指挥枪”原则是在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确立的。“党中央指挥枪”是后来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党指挥枪”概念认识深化所形成的观念意识，即“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不是哪一级党组织指挥部队就是“党指挥枪”了）。这个观念意识首先是在红四军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形成的，对非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而言，是在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才形成的。古田会议是完全遵循党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解决了红四军党内矛盾之后才召开的。红四军党组织是在“党中央指挥枪”观念意识引领下，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长征途中，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道扬镳的事件。毛主席在总结这次教训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这时所言的“党”，就是指党中央。
方方同志到达延安时，正值党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不久。1936年末（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毛泽东任主席，长征到达陕北的各路主力红军实现了统一指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领导的党中央正在形成。这时的党中央正为使全党全军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即统一指挥，急待与南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而就在党中央”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闽西党组织主动派员到了延安，这就使党中央“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为南方红军游击队武装尽速回归党中央指挥，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远数千里到延安（途经永定—汕头—香港—上海—西安—延安）联系党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迈出这重要的一步，为什么出自闽西游击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是毛泽东思想在闽西底蕴深厚，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建党建军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实事求是路线思想（《才溪乡调查》）、星火燎原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四个经典思想都出自闽西。闽西党组织三位领导都曾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深受毛泽东思想熏陶。“党中央指挥枪”是古田会议政治建军方面重大成果之一，他们又是古田会议直接参会者 （其中有两位当时就是红四军高级指挥员），对“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的理解尤为深刻。主动联系党中央这重要一步的产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3、主动联系党中央的举措还能说明什么？
还能说明闽西党组织的党性观念强，“形与党中央脱离，心与党中央相连”。
列宁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②，阶级斗争的激烈，要求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要忠诚于党的组织，忠诚于党的事业。其中对政党中央的正确认识和服从意识，是最重要的政治表现之一。方方同志到延安，党中央高度重视，专门召开政治局正式会议听取汇报，安排到抗大、党校作报告，毛主席还专门约了一次谈话。这种超规格的接待安排，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闽西党组织主动派员联系党中央的举措，是超强党性政治表现的高度认可。
党中央对坚持南方游击区斗争全体同志的评价是：“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③“艰苦奋斗精神与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就是党性的政治表现。”全党的模范”，就是对南方党组织党性表现的高度评价。闽西党组织主动联系党中央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对抗党中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鲜明对比“，更彰显了闽西党组织超强党性，是全党的模范之一，在中国革命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从党的历史上看，全党在中央领导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大一统的时期，就是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史实又证实，全党在中央领导下要成大一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领导人全党核心地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只有在全党统一局面之下，才可能战胜一切困难险阻。反之，就遭受挫折和损失。当今中国共产党已有九千多万党员，更加需要全党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行动，更加需要每个党员自觉地加强党性的锻炼，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①转引自张鼎丞、谭震林著《红旗跃过汀江》，此文登载在《闽西文艺》1979年第5期第22页
②《列宁全集》第11卷第63页
③引自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张鼎丞著 1982年版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张鼎丞 邓子恢 谭震林著
《三年游击战争》野草著 194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