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到1930年代，金日成不过是一个由于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对个人命运充满渴望而受到共产主义强烈吸引的流亡中国的朝鲜贫农子弟。在他还是如此年轻的时候，他就投身于枪林弹雨，毫无畏惧地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作战。在壮怀激烈、颠沛流离的抗联军事生涯中，他变成了一个合格军事指挥官。
在抗联为保存力量而被迫撤入苏联后，在见识了苏联斯大林体制下形形色色官僚的地位和生活世界后，金日成迅速从一个军事指挥官转向了苏联官僚们的意识世界。在他看来，苏联就是这些官僚们在一套精心修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构建的完美世界。尽管他所见的官僚们的地位、生活世界此时还只是斯大林极左派革命行动的工具性存在，但变成军事官僚的金日成本能地完成了他个人关于世界的观点。
朝鲜人有小集团抱团并互相争斗的传统，朝鲜共产党早期频繁的党争部分地导致了它被共产国际解散。日本投降后，在苏联的支持下，朝鲜共产党迅速重建。起初，国内朴宪永的汉城派占有主导地位，他们控制了重建后的朝共中央。流亡在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大约分为三派，其一是同中共关系紧密的延安派，他们参加了关内的抗日斗争，有一支训练有素、思想过硬的队伍。其二同苏联关系紧密国际派，他们是1943年解散的第三国际中留在苏联的朝鲜人，这一派的领导者可以熟练的使用俄语，同苏共关系非同寻常。最后一派就是在长期在中国东北和朝中边境部分地区坚持抗日的游击队派，这些人既是中共成员，但又与苏联关系密切，这一派最典型的代表是崔庸健、金日成。
苏联进入北朝鲜后，最初支持的是曹晚植，他是一个言语毫无掩饰的民族主义者。事实上，金日成和几乎差不多的所有朝鲜共产主义者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金日成语言上更加成熟，他并不公开激烈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苏联人很快撤换了曹，最后选择了此时势力最为弱小的游击队派的金日成，而且他在这派中也并不是资格最老的人。金日成此时只有33岁，尽管他在后来的人生中曾经高调的反对“事大主义”，但他本人的这次机遇恰恰是朝鲜命运为他国主宰的象征。
在金日成成为北朝鲜的最高行政官之前，斯大林没听说过他，毛泽东同样没听说过他，历史的有趣就在这里。此时的朝共成员不过四五千人，组织松散，派系林立。掌握了行政权力的金日成迅速建立了官僚机构，通过官僚机构在北朝鲜推行各种社会革命措施，这大大地巩固了他的权力，因为这些融入了朝共躯体的官僚机构由于朝鲜此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迅速成为他坚强的权力基础。当延安派的武亭将军在1946年返回北朝鲜后，他就发现了对金日成严重的个人崇拜，而金本人此前不过是一个并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而已。
然而，此时的金日成羽翼虽称却未丰，他既不能开罪延安派，也不能开罪国际派，那不能令中国和苏联党满意，他也只能联合汉城派，因为他也同样渴望朝鲜的统一。
回顾历史，或许只有象38岁的金日成这样资质平庸的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才会执著于朝鲜战争这样的军事冒险。在当时看来，李承晚统治下的南韩的确是危如蛋卵，以至于连李承晚自己都承认他需要挑动朝鲜内战，争取美国的支持以维持他的政权。在南方，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的人大有人在，连后世的韩国总统金大中都回忆道他曾经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辅以必要的军事手段，南韩或许不过是二十年后的另一个南越而已。
但是，金日成在政治上是平庸的，他的军事生涯使他更依赖于直接了当带有赌博性质的军事冒险。当美国国务院宣布南韩在美国的军事防御圈之外的时候，他认为时机到来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考虑到即使美国说南韩不再军事防御圈之内，但南韩在北方军事进攻下的崩溃对于美国来说肯定是不可接受的。基于一个军事家的常识，他本来应该认识到北方公开的武力进攻必然伴随着美国的军事介入。因此，政治进攻和非正式的军事手段，比如以游击战为特征的军事渗透才是最有利的策略，或者即使愿意冒险，也应该对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作充分的准备，就如毛泽东在解放军渡江后将一支强大的兵团囤驻于江南以备美国可能性不大的军事干涉一样。然而，金日成不但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平庸的军事指挥官。
金日成部队的骨干是中国抗日和内战时期的老兵，装备的是苏式的坦克、火炮，比较于北方，南方部队的骨干则是日本殖民时期备受歧视、没有战争经验的警备部队，士兵大多是强征的农村青年，他们士气低落，遭到打击后极易崩溃并四处逃散。如果朝鲜战争只是一场内战，那他的结果的确是注定的。遗憾的是，朝鲜战争注定不可能是一场内战。
朝鲜战争立即引来了美国的干涉，这令金日成大感意外。然而掌握了巨大权力而且还年轻的他不可能选择任何退缩的行动，即使是面对一场可能输得一无所有的豪赌。
南韩的军队很快崩溃了，但美第八集团军在釜山保留了一个桥头堡。一个指挥者可以轻易地判断出，美军肯定会在朝军后方的某个海岸登陆。然而金日成不理会这些，他被朝军一连串的胜利和美军开始的窘境冲昏了头脑。尽管朝军的战术动作充满了中国式的飘忽灵动，但其战略动作则模仿苏联，进攻进攻再进攻，不顾代价，以为只要进攻敌人就会崩溃。然而，朝军不是苏军，他后继乏力，美军也不是德军，他有庞大的预备力量和动员潜力。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军很快崩溃了。这支军队有约三万人逃回北方，剩下的人不是被俘就是被迫留在南方打游击，这要归功于朝军久经战火考验的军事骨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朝军失利的首要责任者就是金日成，他需要为失败承担最主要地责任。但金日成并不是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家，他是这样地注重个人和小集团的地位，以至于他可以将他游击队派的几个军事指挥官拿来做替罪羊。然而这是不够的，党内的其他派别必然会借此向他进攻，他本能地选择了反击，他掌握的履行政权日常功能的官僚机构可以使他毫不费力地实现这一企图。
于是他首先清算了汉城派，汉城派在短期内被清扫一空，同时国际派和延安派也受到警告性地打击。汉城派的覆灭巩固了金日成的地位，但对于朝鲜的共产主义来说，这无异于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汉城派的结果不但使得南方的共产主义者士气低落、力量大损，也杜绝了一切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对金日成和北方的希冀，他们不禁要问，自己人都是这样，何况我们？这一党内斗争的结果显然杜绝了以非军事手段从内部解决南韩问题的可能，南方的中、左派力量不论怎么不满意李承晚政权，他们也不可能投向金日成的怀抱，而有了美国的支持，北方是不可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方的，这实际上又杜绝了南北方统一的可能。朝鲜和越南历史命运的差别在于北方平庸的当政者金日成毁灭了南方共产党的力量并将南方社会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越南的领导者胡志明却英雄般地对待南方党的领导人黎笋并在晚年默许他的继承人地位。
尽管军事冒险彻底失败了，但是中国军队挽救了北方。金日成此时一定曾经绝望过，但他也曾经一定狂喜过。大劫过后的金日成腾出手来对付其他不甘心的党内派别，迫使国际派、延安派的残余力量逃回苏联和中国，这些人当初抱着为了祖国的心情迫切地回国，如今却迫于残酷的党内斗争狼狈地逃回客居地，宗派和肉体消灭的残酷斗争固然消灭了党内的宗派，但也瓦解了朝鲜党的革命激情和创造力。
在游击队派成为党内唯一的存在后，金日成的个人地位如日中天，如今他不再资历浅薄了，尽管他仍旧平庸。金日成除了是一个诚实的民族主义者外，其他方面很少值得称道，他对共产主义并不诚实，他缺乏革命家的优良品格和政治操守，他信用亲人和唯命是从的人，苦难的出身使他对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但个性的缺陷使他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家，他带给北朝鲜的是以官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群众是接受者，而不是创建者。这种社会结合着朝鲜的社会传统，保留着强烈的父权色彩，因此可以冠以封建的称呼。
当金日成弟弟和儿子的地位日益上升后，即使是游击队派也看不惯了。六十年代末，一部不起眼的电影引起了金氏王朝同党内游击队派的斗争，后者不堪一击，因为他们控制不了官僚机构，并对官僚机构极为依赖。这次被清洗的甲山派，因一部有关于日占时期北朝鲜甲山郡地区抗日斗争的电影而得名。这一次斗争后，金日成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他的弟弟在斗争中形象受到损害，他的长子金正日因主持这次清洗而地位大升。七十年代初，金正日被确定为金日成的接班人。
在南方，社会各界的激烈抗争使得李承晚政权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垮台，一个有才能的独裁者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韩国社会仍旧动荡，但在有利的国外环境下，经济迅速发展，而北方对南方的意识形态威胁则逐渐远去了，美好的形象日益模糊，代之以根深蒂固的丑陋。
冷战结束后，朝鲜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金正日上台后，为了维持政权，大搞先军政治，军队的地位日益显赫。今日之朝鲜社会，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军事的封建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惊奇的政治存在。
到这里，我们可以恰当地说，金日成，是一个诚实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一个不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同情人民的平庸政治家，一个平庸的军事指挥官，一个恋旧情而不惜肥私的人，一个竟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建立独裁王朝的奇迹人物。
对中国人民来说，金日成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因恋旧情或情势所迫，帮助过我们，他也曾只顾自己而将一场危险的军事赌博强加在我们身上，他对中国恋旧情而没有诚实的友谊，他反对事大主义但并不真正独立，而是一个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骑墙派。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