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溧阳市纪念塘马战斗七十周年座谈会的信

                 

中共溧阳市委、市政府：

    获悉你们在11月28日要召开纪念塘马战斗七十周年座谈会。由于我年纪已经九十六岁，不便前往参加，特写这封信，以表欣慰与支持。

    1941年11月28日，发生在江苏南部溧阳西北的塘马战斗，是我新四军第16旅将士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围攻的一场血战。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罗忠毅同志、16旅政委廖海涛同志及272名指战员在血战中壮烈牺牲。这场血战已经整整过去了70年，为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牢记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铁军精神，你们召开的纪念座会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70年前发生的塘马战斗，是在敌强我弱的险恶境况下，新四军的指战员，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特别是罗、廖两位首长在危急关头，指挥若定，身先士卒，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为国为民不惧艰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视死如归，英勇顽强的民族浩然正气。先烈们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塘马战斗，当时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又是日军出动兵力规模最大的战斗行动之一，是新四军苏南抗战中最大的一次突围战斗。这场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妄图一举歼灭我第16旅和苏南党政机关的阴谋，为我党我军保存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有生力量，对坚持苏南抗日根据地抗战，发展人民抗日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罗、廖首长，是新四军对日作战牺牲职务最高的新四军将领。塘马战斗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军，对他们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特别是他们为建立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所建立的功勋予以了表彰。在建国60周年之际，罗忠毅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这是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对罗忠毅和他的战友廖海涛，以及在塘马战斗中牺牲的英烈们的崇高褒奖，也是对新四军血战塘马这场战斗，对于新中国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予以肯定。

    塘马战斗7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也永远不应忘记，是烈士们的鲜血，浇灌了中华民族顽强抗击敌寇侵略的英雄之花；是烈士们的英雄之气，激励着我们为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是烈士们的未尽遗志，推动我们又好又快地建设我们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先烈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富裕和强盛。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附：对新四军塘马战斗如何评价的一些看法

王  直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对新四军塘马战斗如何评价的一些看法

王  直

 

    罗忠毅和廖海涛同时牺牲在1941年11月28日发生的塘马战斗中。牺牲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军沉痛悼念：“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功绩卓著。罗廖两同志壮烈牺牲，全军一致追悼，昭彰先烈。”但是解放后，罗、廖两同志的事迹却没有得到广泛宣传，以至至今，他们的功绩鲜为人知。为什么如此？这与对塘马战斗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关。例如，有人认为塘马战斗是一次失败的战斗，罗、廖首长牺牲的价值不大；还有人把塘马战斗与皖南事变相提并论等，这些认为都与罗忠毅是“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评价相佐的。对此，我还想谈我对塘马战斗的一些看法：

 

    1、塘马战斗的历史意义

    1）军事评价。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塘马战斗在战斗表现形式上，不是主动出击的进攻战斗，也不是坚守阵地的防御战斗，而是敌强我弱，遭敌突袭，保存实力的突围战斗。从军事战术角度上看，突围战斗都是以大多数人是否突出重围，作为成败的标准。如二战中，英军敦克尔克大撤退，大多数英军撤到了英国，历史上重来都认定是成功的突围。塘马战斗以新四军牺牲270多人的代价，换来了1000多人的突围，当然可以肯定在战术上是成功的突围。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任何一场战斗（战役）都是以战后对战略产生的影响，作为成败的标准。如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我志愿军伤亡比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要大的多。但国内外都一致认为，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略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塘马突围保存下来的实力，是一批领导苏南地区的党政军抗战骨干力量（当时在塘马地区，几乎集中了苏皖区党政机关、第五行政专员公署、茅山行政专员公署、江苏溧阳、溧水、镇句、金坛、宜兴、安徽当涂等县党政机关和茅山保安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战后，他们又继续坚持苏南抗战，不仅使当时苏南抗战局面得以保持，尔后，还使抗战局面得到大的发展。这说明，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巩固其后方基地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因此，从战略角度上看，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

    从塘马战斗新四军牺牲的人数上说，是新四军所有突围战斗中牺牲最多的。但牺牲与换来的结果相比，结果意义更为重大。这正如毛泽东同志评价长征时所说的“红军的损失是很大的，从现象上看红军是失败的，但从本质上看，红军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骨干力量，这样看红军又是胜利的”。仅以塘马战斗中新四军的损失来强调塘马战斗是失败的的看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以上说明罗、廖首长牺牲是非常有价值的。

 

    2）政治评价。塘马战斗新四军是对日作战，这对顽军作战在政治影响上是有区别的。塘马战斗后的政治影响与皖南事变不同点是：1、使当时国民党指责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不攻自破。2、使当时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的不实之词得到了相反的印证。3、进一步提升了新四军在苏南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英勇抗敌的形象。4、把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提升到了最高点，使敌军不得不发出“新四军如此顽强坚决，征服中国遥遥无期”的哀叹。5、塘马战斗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使当时苏南老百姓，就把罗、廖首长及272位牺牲的指战员作为民族英雄一样看待，从而积极地支援新四军抗战。所以，塘马战斗不能与皖南事变相提并论。

 

    2、塘马战斗的现实意义

    塘马战斗反映出的新四军铁军精神已成为当代不朽的丰碑。现在塘马战斗所在地的后周小学一直成立着罗忠毅和廖海涛少先中队；在坚守戴家桥遗址建了座新桥，老百姓在上面镶了块塘马战斗纪念石碑；解放后，福建上杭县委要将罗、廖遗骨迁往上杭县，溧阳当地老百姓坚决阻止；塘马村老百姓自发捐资修建了新四军塘马战斗烈士纪念碑；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次举办塘马战斗十周年纪念活动；庆祝建国六十年时，经全国评选，罗忠毅当选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为什么塘马战斗那么令人难以忘怀？只有一个回答，因为铁军精神在塘马战斗中发扬的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不应纠緾于某些细枝末节，要从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处着眼，来纪念罗忠毅、廖海涛及在塘马战斗中牺牲的英烈们！过去没有广泛地宣传罗、廖及英烈们，与没有中肯地对塘马战斗作出评价是有直接联系的。现在只有对塘马战斗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才能对罗、廖及英烈们所体现的铁军精神作出根本性的、有力的弘扬。不然会出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现象。

 

    3、对塘马战斗两个问题的看法

    1）为什么战前不转移？罗、廖首长是在1941年11月27日下午吃晚饭的时候，才得到日军集结兵力意图南下的情报。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廖首长，司令部王胜（原参谋长）、乐时鸣（管理科长）、张业（参谋）、游玉山（参谋），政治部王直（组织科长）、许或青（宣传科长）和张华南（科长）等。会上，罗、廖首长对日军是进攻国民党军队的想法是存在的，因为以往日军集结重兵都是进攻国民党军队，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想法作为定论。会议重点讨论的还是“转移”问题，但转移到什么地方去，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感到“没有地方可去”。

塘马北面是金坛、薛阜、天王寺三个日军大的据点，距离塘马都是二十多公里；塘马东面几十里地是长荡湖，无法逾越；塘马东南面的溧阳县城、别桥镇驻有国民党军40师。塘马地区我军只有向西转移的可能，但向西要穿越溧武公路，路西瓦屋山上有敌观察哨，1500多人的队伍穿越公路必被敌人发现。在敌已集结重兵的情况下，在穿越公路时被敌截击的可能性很大，在野外条件下应战强敌，就是有46团接应，也基本没有胜算。另46团与16旅部及党政机关合为一股，也为敌集中兵力围歼创造了有利条件。会议开到深夜十二时，没有找出怎样避战的更好办法。最后，罗、廖首长只能决心在塘马原地不动，利用塘马附近既设阵地，做好战斗及转移的准备，相机行事。

    罗、廖首长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问题，是在战前宏观判断上。日军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从中国调走了不少兵力。塘马战斗前，日军居然还能集结3000人的机动兵力是没有想到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远虑”不够，才出现了塘马战斗前“进退维谷”的局面。但罗、廖首长最后决定暂不转移，是没有找到更好办法情况下的决定，并非战术上的轻敌。

    塘马战斗是战后，不少人认为“转移“了，塘马战斗就不会发生了。这种以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作为“客观真理”的（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二战时，日军没有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使苏军远东兵力西调，增强了苏联西部防御。假设日军配合了德军进攻苏联，就得出苏联必然要亡国的结论，能把这个结论作为“真理”性的结论吗？！历史的结论是不能用假设来确定的。

    至于罗、廖首长宏观判断上的失误，是塘马战斗的起因，这与塘马战斗的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宏观判断上失误来证明塘马突围战斗是失败的，在逻辑联系上是不通的。

 

    2）为什么罗、廖首长同在一线指挥战斗？我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就了解罗、廖，他们不是只知拼命的鲁莽指挥员，否则他们也不会活着下山开赴抗日前线。在塘马战斗前，已发生过西施塘等突围战斗多次，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两人同在一线指挥的情况。塘马战斗为什么两人同在一线指挥阻击呢？

    塘马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已形成三面合围，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虽然党政军机关人员立即向东转移，罗、廖首长很清楚，东面还有一个没法逾越的长荡湖阻断退路。党政军机关人员要想突围，只有坚持到天黑才可能会有一点希望。但塘马战斗是凌晨六时许打响，要坚持到下午五时，天才会暗下来，期间有十一个小时。当时十六旅没有一个营级分队是老部队。除旅特务连红军成分较多外，四十八团二营的战士大多数是参加新四军一到二年的战士。在敌八倍优势于我的情况下，要靠这样一支新成分较多的部队，并处于绝对劣势，坚持长时间阻敌，没有主要领导干部身先士卒表率作用，是难以想象的。罗、廖首长同时亲临一线指挥，是在这种极特殊情况下，孤注一掷，迫不得已的一种行为。事实证明，罗、廖同时亲临一线指挥，更加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阻击部队能与敌激战长达六个小时。这为直接掩护党政军机关的分队及时在戴家桥建立新的防线，并坚持到天黑突围赢得了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说，党政军机关人员突不了围，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也就丢失，就是他们两人有一人骁幸突围，他们也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而他们两人谁也不愿去当那“骁幸突围的人”。罗、廖首长同时在一线指挥决不是“匹夫之勇”。他们两人“肩上所挑担子的重量”，是当时苏南地区新四军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比拟的。只有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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