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就是民主的国家
――纪念建党八十九周年
王宁峰
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中，一些所谓“民主精英”大放厥词。他们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争夺家天下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是又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一些失误，都是封建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利益之争所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封建专制的一党专政。
作为共和国的敌对势力，这些“民主精英”的恶毒攻击不足为奇，但对很多阅历不深的年轻朋友，很容易受这些奇谈怪论的蛊惑，我们有必要用事实告诉他们真相。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最近看了童小鹏同志的《风雨四十年》，很受启发。童小鹏同志从西安事变时就跟随周恩来，直到周总理逝世，在总理身边工作四十年。建国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亲自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全过程。他的回忆录，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通篇都是事实，没有个人主观臆断。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就让童小鹏同志回忆的这些真实的历史来反击这些“民主精英”的胡说八道。
用民主的新路走出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到5日，国民党政府参议员黄炎培等六人访问延安，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谈。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对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耿耿诤言，对如何跳出历代统治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问题作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何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建立过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期间曾建立过陕甘宁边区政府，解放战争后期曾建立过华北人民政府。但这些政府毕竟不是全国性的，处理的问题也不是很全面的。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新政府，那就求助于全国的社会贤达。
一呼百应的五一号召
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新中国呼之欲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亲自致电民主人士，“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
此号召一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情激奋，立即响应。
5月4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接着，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冯裕芳等125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以及南洋、法国、加拿大、古巴华侨代表，纷纷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的主张。23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作出决议，指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响应五一号召。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也积极响应，但在回国途中不幸遇难。
接到这些致电后，毛泽东复电给民主人士，表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可是，战争还在继续，还有好多地方没解放，怎样才能和这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见面呢，周恩来精心组织了接送行动。
恭恭敬敬迎贤达，战战兢兢赶考去。
首先，要把滞留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周恩来曾试图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由于香港当局的敷衍，未能成行。因此，周恩来就决定指派方方、潘汉年等同志，从海路将民主人士接送到解放区。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先后秘密接送了4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前3批到了东北哈尔滨，第4批由于北平已解放，就直接到了北平。李济深在香港是位很有影响的人士，在他快到大连时，香港当局才发现他已离港，可见接送工作之严密。
周恩来在部署迎接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也部署上海、北平、天津、西安等地的民主人士通过秘密交通站，陆续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旁的李家庄。
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后，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妇女运动等方面的情况，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达到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各民主人士从2月起，陆续从东北解放区和李家庄向北平集中。3月23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从西柏坡到北平。作为打下天下的共产党人，此时此刻想的不是去坐“金銮殿”，不是去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去赶考。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说，“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1949年6月11日，考试开始了。23个单位的134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试。
在《共同纲领》的指引下
新政协筹备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六个小组。第1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2组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3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4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5组起草大会宣言；第6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共同纲领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周恩来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提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新政协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对于这个共同纲领，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
一是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坚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态度，严肃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否与我党真诚合作到底，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摇摆不定。
二是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周恩来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同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都要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而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三是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会不会把民主党派一脚踢开？周恩来回答，现在的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政协就是各党派的政治协议机关，国家大事都要在此讨论。因此长期合作是政协的根本方针。
共同纲领统一了所有代表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
全国人民大合作、大团结的 “天书”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名单，共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前4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名，候补代表77名；第5类特邀代表75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计662人。
这些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又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参加新政协。里面有：孙中山的夫人，“国母”宋庆龄。有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北洋水师萨镇冰，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司法总长江庸，南京政府的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有文化教育界陶孟和、陆志伟，艺术界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少数民族赛福鼎、阿里木江，工农兵英雄模范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
在662 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代表约占30％。这说明，民主党派名额的比重是很大的，而且，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比较多的党派单位，都是相等的名额。
在这些代表中，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反动分子。
当毛泽东看到这些代表厚厚的名单时，高兴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请君入阁，共同执政
经过八次新政协筹备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决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9月30日，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泽东亲自写了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百年抗争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一天，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
新中国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专门邀请民主人士参加。首先邀请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接着邀请过去几十年不愿做官的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黄炎培担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还邀请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任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的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长，邀请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林业学家梁希担任林垦部部长。
在政务院副总理中，董必武、陈云是共产党员，黄炎培、郭沫若是民主人士；在21个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其中15个正职。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翻开古今中外历史，有哪个国家政权是这样民主建立的？从哪里可以看出，共产党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充当花瓶？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是封建社会在改朝换代？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六十多年了，这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体制依然存在，还在不断地完善中。在这六十多年中，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始终肝胆相照，共同执政。从人大、政协到各级人民政府，始终都有民主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在这六十多年中，没有哪个民主党派因意见相左或因遇到暂时的困难和挫折而退出政府，去充当什么“在野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应该承认，建国以来，我们的民主建设还是很不够的，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相称的。
回顾建国以来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应该对三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1、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民主是什么？他不是和谐的“谐”字，不是人人都可以说话。民主是一个话语权，是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不仅要可以说话，而且说话要有用，要算数。谁说话才算数？有权的说话才算数！谁才有权？掌控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才有权！根据掌控生产资料的多寡水平，就形成了各个阶级。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利益斗争。民主就是为争利益而斗争，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在人民群众和广大爱国人士、民主党派都享有充分的民主过程中，唯独不给反动分子任何“民主”，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民主的实质。
随着两岸三通，人员交流，我们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断了解。应该说，台湾的民主法制建设比我们先走一步。但我们也看到那种民主的实质。“最民主”的地方应该是台湾立法院，那里吵吵闹闹不亦乐乎，蓝绿对打，抢麦克风、锁门打架、互掐脖子，为了就是争话语权，不让对方说话。最后，拥有大多数立委的蓝营，不得不在立法院闭会前，连夜“表决通过”300多项法规，造成民主的大笑话！
同时，民主还要受公权力的限制。最大的公权力就是国家利益。有些人，以为民主，就可以随便乱骂，甚至漫骂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这种人，必然会受到制裁！有些人，以为美国最民主，在美国机场的安检随意进进出出，在美国的大学随意恐吓，结果都被抓了进去。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抗议吗？没有！那是他们活该！
所以，民主就是让一部分人说话，而让另一部分人不许说话！这就是民主的实质，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2、用民主取代专制，或者说，用社会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五千年的历史，欧洲的封建社会（中世纪）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那能一下子就改朝换代，脱胎换骨？周恩来在解释《共同纲领》中为什么不提社会主义时说：“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可惜的是，没过几年，我们就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又过了若干年，我们发现不对头，于是又把小农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找了回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过头再想想，我们高唱的“五星红旗，您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您自豪！”，上面就有代表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小星星，他们一直在那飘扬！
让大家痛恨的封建专制的根源来自哪里？来自经济基础，来自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忘记“存在决定意识”，不要忘记“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要忘记“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很尖刻地指出，对于当时很恶劣的普鲁士国家，“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我们所十分厌恶的官商勾结，腐败成风，分配和司法不公，封建专制甚至草菅人命等种种恶弊，不但可以从官场找到，在菜市场也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我一旦大权在握，我会不会贪腐？我会不会专制？如果这种经济基础没改变，我们一味去追求体制的改变，以为这样就可以带来民主政治，那是刻舟求剑。
3、发展经济和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层次分为五种，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安全，再慢慢地发展为实现自身价值，关心国家大事，行使民主权力。在没解决生存和安全时，人们实际上是没有话语权，没有民主权力的。意见尽管提，但是没有用。只有当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我们个人的财富也越来越多，生存和安全已不是问题时，我们才真正有了话语权。
只有生活富裕了，我们才能有更多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我们才能开阔眼界，了解中外历史，洞察世界大局，才能说出有见解的建设民主的意见来。那些“愚民、扰民、坑民”的政客就越来越没有市场。只有开启民智，才能开启民主，这是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同的经历和经验。
因此，真正想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强大的民主法制国家，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埋头苦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这才是正道。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有的奋斗，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一心一意带领中国人民把经济搞上去，把国家搞富强，就是为了建设一个独立、和平、统一和富强的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有尊严的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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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7-4 9:0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