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 “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兼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福建省国防教育宣讲团   王东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首先是中国知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呼声，逐步演化成人民群众从心底里发出的呐喊！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国家，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面临着灭国亡族的境遇呢?

      第一个原因：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为了灭亡中华民族的民族战争，但执政的国民党却没有意识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相继侵略中国，但西方列强只是想在中国捞到好处，并没有灭亡中华民族的企图。只有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自187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其侵略野心日渐膨涨，他以军事侵略在中国攻城掠地，以经济侵略削弱中国国力，以文化侵略消亡我中华文化，以毒品销售溃弱中国人精神。其灭亡中华民族企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就可以明显看出了：

      a在人力上，日本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组织了几乎全日本的成年妇女。日本当时的总人口近一个亿，其中20岁以上的成年女性都被编入战时体制的日本妇人会，人数高达1000万；不到20岁的女性，也被编入战时体制的日本女子联合青年团，全部直接或间接参加了战争。她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后援和后方奉献活动，在维持战时经济、生活以及鼓舞前线日本军人士气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毋容置疑，日本的成年男子全部也参加了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在人力上，是倾全民族之力。

      b在物力上，由于战争的因素，日本本土的粮食产量自1939年起即一直在下降。自台湾、朝鲜输入日本的大米，由于战争及当地的军需等因素，输入额也在逐年下降。1938年为225万吨，1939年为145万吨，1940年则为48万吨，日本为此想尽了办法，下令农民要将生产的大米及麦子等粮产品，除自己食用及种子外，都要以官价卖给政府，实行粮食配给，禁止一般的饭店，餐馆出售米饭，大力宣传食用代用食品，规定早饭不能超过1日元，中饭2.5日元，晚饭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万石的缺口。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2亿日元的外汇向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进口了800万石大米。仅从粮食上看，日本侵华战争是倾所有物力来支持的。

      c在文化上，紧随日本军事侵略之后，就是大肆的文化侵略。日本文化源于中国，但经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文化反过来侵蚀中华文化的能力优势大为增强。这与中国古代蒙古和满清入侵中原“游牧文化”落后于“农耕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有条件呑食中国文化。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的50年间，台湾基本上已经形成大和民族的“日化秩序”。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占领区即开始将日本文化渗透。九一八事变后，即开始对东北的中国人全面进行奴化教育，仅三年间，已使部分中国人数典忘祖，丧失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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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战争，将世界历史上亡国灭族的手段：规模屠杀、分裂他族、摧残文化、移民迁徙、种族隔离、民族寄生等，再加上一个毒品倾销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日本侵华战争无疑是一场民族决死的战争。但执政的国民党对日本灭我中华民族的野心的认识却显现出相当的幼稚。从“九一八”事变始，到“七七”事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南京政府一直企幻着“和平”、“国际调停”。表现在：

      a、1931年9月２２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全市党员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劝民众勿作激烈之举动，等待国际解决，如国际不能解决，则一定起来抵抗。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1931年9月２３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团结一致，信任政府。２８日，因学潮严重，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所不必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职责所在，不容姑息。”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天真地认为有“国联”纸上决议，就能很快地收复东北。10月24日，国联再次通过决议（日本一票反对），限日军于11月16日之前完成撤兵。民国政府视此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催促日军撤兵再度成为外交委员会关注的中心。10月25日是星期天，外委会放弃休息开会，会中，顾维钧提出，为执行国联决议，“似应即请政府会知关系各机关及早准备，”推定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陈布雷等7人草拟准备接收方案。27日，决定以蒋介石名义向国联各签字国发函致谢，邀请中立国派代表参与接收，电蒋转告日政府“速派负责人员办理”。10月28日晚，蒋介石在励志社招待外委会各位委员，10月29日，又首次出席了外委会的会议。其后，民国政府成立了“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派定顾维钧、张作相、张群、吴铁城、罗文干、汤尔和、刘哲为接收委员，顾维钧为委员长。结果是众所周知，“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只是一厢情愿之事。

      b、七七事变爗发后，日本全面侵华亡我中国就是普通老百姓都看的出来。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毫不犹豫完全丢掉对日“和平”的幻想，蒋介石还是没有看清中日战争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民族战争，他在芦山会议上讲话就深刻说明这一点：“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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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面抗战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日军攻陷南京、武汉，中国驻日使馆居然还在日本正常办公。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占领，甚至首都南京惨遭大屠杀，国民政府却没有向日本正式宣战。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这是二战独一无二的战争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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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因：中国抗战需要能担当得起“中流砥柱”的政党，但执政的国民党无法负起担当之责

      日本侵华是要灭亡我中华民族，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中国全面抗战前，有一个政党能担当“中流砥柱”的作用，团结全民抗战，灭亡中华民族仅仅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如果执政的国民党能担当起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华民族怎么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

全面抗战前，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战最坚决，但因党内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红色根据地损失90％，白区党组织损失100％，掌控的各类资源相当少，要承担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也是不可能的；中间派即除国共以外的民主党派，也坚决要求抗战，但他们没有充当“中流砥柱”的能力。因此，只能把团结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控着中国绝大部分资源，有200多万的军队等，从常理上看，理所当然应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事实上，国民党难以担当“中流砥柱”的重任，因为他们在主观和客观上对抗战重大的战略问题屡犯重错，无以把握中国命运之流向。其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1、国民党施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上的错误

“攘外必先安内”是历代治国方略之一，但有运用成功与失败之分。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东北清军同时威胁着明朝。这时的明朝采取的策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明朝是两面受敌，既没有消灭李自成起义军，又难以挡住清军入关，导致明朝灭亡。而李自成也是以灭亡明朝为目标，压根没有意识到清军要占中原自立为国的野心。结果李自成的起义军与明朝是同样下场。攘外安内国策是重蹈明朝灭亡的复辙。中国历代汉王朝的覆灭，都是因把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下而覆灭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逆历史潮流的选择。蒋介石推行“安内”的主观愿望是谋求政令军令的统一，但推行中，军令政令反而越来越不统一，还把关系甚密的张学良从拥护“先安内”推到反对“先安内”一方去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就明确说道：“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攘外”的主观愿望是减缓日军进攻势头，以空间换取“安内”的时间，但日本反而乘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相反，蒋在西安事变后舍弃了这一国策，反倒得来了他费尽心机的“安内”难以做到的成绩。不仅国共合作，各个地方实力派也都拥戴蒋为抗战领袖，蒋的控制力，很快就达到了可以凭政令军令调川、桂军队和马家骑兵去中原和华东，调东北军队参加远征军，一举处决不战而退的山东军阀韩复渠等，这些都是蒋“安内”时难以做到的。当然，蒋介石难以认识到，他主观上错误选择，是违背历史潮流，而换来的是中华民族存亡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国民党没有动员全民族来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意识

      日本就是动员全民族来进行侵华战争，中国当然也要动员全民族抗战。但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战争之伟力在于民众之中”的意识，出于对自己集团利益是否有害的考虑，害怕民众武装起来对自己统治不利。因此，虽然中国与日本的人口之比是5：1（4.67亿比0.9亿）由于国民党不发动广大民众，真正投身抗战的人数就要小于这个比例了。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没有进行过全民抗战动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

为什么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四年四个月之后才向日本正式宣战？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严重依赖外援，认为中国得不到外援就必然失败。一旦正式宣战，中日就成为法定交战国，日本就会公开阻止对中国的援助。似乎这个理由是成立的，但从深处探寻，这是国民党意识不到民众的力量是进行战争的根本力量。这就使中国形同一个“驱壳”，使中国只能以实力大大弱于日军的国民党的军队在与日本的全民族对抗。

      著名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就认为战争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就已由过去的皇室战争，转变为民众战争。民众战争的思想，实际是近代世界最先进的战略思想。抗战必须持久，也只能持久是战略思想的“外壳”；怎样才能持久才是战略思想的“内囊”。国民党抗战基本是顶着一个”外壳”，“内囊”里只有军队和外援。而共产党也顶着“持久”的“外壳”，“内囊”里装的是“人民战争”。日本也意识到了不同角度的“人民战争”，只有国民党没有意识到。另外，国民党无法认识到中国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军。全面抗战前后，国民党军与日军交战中，都得到了市民、学生、商人、知识分子等人民群众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民众的战争伟力得到了应有的发挥。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全面抗战前占90％），没有动员、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就不可能得到挖掘。1934年，国民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也曾坚定地指出：“中日战争一旦开始，必是一场持久战，中国抗战重心肯定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往往是最担心害怕的，因为这会危害他们的统治根基，所以国民政府和军队总是实行一条单纯片面的抗战路线，抗战宣传重点放在城市，农村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民国政府为了征兵，只知道到农村去抓壮丁，强迫农民参军参战。抗战头几年，兵役部门报告抓丁1200万人，但各战斗部队报告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240万人。主要原因就是壮丁逃亡数量巨多，抓丁又是以欺骗、强迫的手段，致使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大多数的壮丁都是在押送途中，不是死了，就是跑了。

      由于国民党是以片面抗战的思想指导抗战，认为抗战是军队和政府的事。在这类片面抗战思想指导下，发生了不顾民众死活的花园口掘堤放水阻敌，使黄河水向东南泛滥，死民众90多万人，610多万人倾于泽国之中，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了日军还没有进攻长沙，国民党军队就放火阻敌，造成5000多栋房屋被烧毁，3000 多人被烧死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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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民党军难以摆脱维护狭隘的集团利益来进行抗战 

      国民党本身是多个党派集团的组合体，内部派系林立，组织松散；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在对日作战时是将是否符合本集团利益来作取舍，国家和民族利益意识淡薄。全面抗战后，就有几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

1937年9月，在山东的韩复矩控制的第三集团军拥有正规军五个师、一个手枪旅、一个重炮旅、两个山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加上由正规军改编的保安队，共有十万将士。此外，第五十一军和青岛守备队也受韩复矩的指挥。但韩复矩不听蒋介石调度，在德州只作有限的战斗，不到二十天之内，一退数百里，轻弃黄河、济南、泰安及运河防线。日军未及两个师团（约三万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山东省大部份地区，大大打乱了第五战区整个作战部署，使津浦北段大门洞开，徐州和陇海线暴露在日军直接的攻击之下，给中国抗日战线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害。 主要原因就是韩复矩为保存实力怕利益受损。

      在全面抗战的关键时刻，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建立伪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进入伪国民政府。汪的叛国起因首先归溯于与蒋介石集团长期的利益争斗。现有人说汪是上了日本“两年内撤军”承诺的当，但当汪发现“上当”后为什么还是顺应日方企图另立了伪国民政府? 汪集团叛变后果极其严重。首先大大加强了日本“以华制华，分治合作”政策推行，拉拢了大批投降派、中间派和抗战悲观失望的“人士”，协助日军稳定和巩固“后方”的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收编”地方武装、“策反”国民政府军队、“围剿”和镇压抗日力量，铁心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汪精卫以他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力，分散了当时全民抗战的热情、动摇了一部分人坚决抵抗的意志力；在国内制造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破坏了本已处于相对弱势的民族团结抗战局面；极大地加重了共产党军队抗战的困难，起到了协助侵略国稳定、巩固后方的“帮凶”的作用。

      1939年国民党10个战区发起冬季攻势，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以十三个半师的兵力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而当面的日军只有一个半师的兵力，而且日军散布在长江南岸五百公里宽的地区分守据点，每个据点平均下来不过一个连的日军。顾祝同部奉命反攻的各师长为了保存实力只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参战，团长依样画葫芦，只派出一个营，营长心领神会，只派出一个连。在所谓的冬季攻势中，顾祝同部名义上十三个半师的部队参战，实际只使用了十三个连，这种用兵方式有人称之为锥形用兵，是国民党军各保实力的看家本领之一（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也多用此战术）。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就有五十多万人投降日军，成为伪军、皇协军。全国的伪军有62%是国民党军的降兵。国民党军队有2百余个将军战死沙场，亦有2百余个将军投降日寇。查阅史料便知，这些投降将军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保住眼前集团和个人利益是投降的主要动机。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认为对其利益损害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日益发展。因此在抗战期间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等县城；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是在一九四O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这期间，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袭击了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从一九四三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首先从思想和舆论上掀起了反共逆流，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先后调集第八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

      4、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严重错误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明确提出幅员广阔，但国力较弱的国家，不追求一开始就进行大型坎尼式的会战，可以通过撤退，拉长对方战线，在局部地区集中我方力量，攻敌之不备，设法通过持久战拖垮对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如何作战也有精辟论述：“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而国民党军军事战略选择却恰恰相反。

      全面抗战一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就在上海组织大型会战，后又组织了徐州、晋北、武汉、长沙等地的会战。在会战中，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选择的作战形式都是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蒋介石大大低估了日本的战争潜力，认为以“持久消耗战略”，即用现有军队的实力与日军拼消耗，甚至大量地牺牲民众来实行他的“焦土抗战”就能耗尽日本的国力。会战结果，事与愿违，抗战初期的15个月内，国民党军200多万军队遭受104万余人的重大伤亡；丢失了华北、华中、华南经济最富庶的广大地区（中国粮仓），计13个省的大中小城市340余座、2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区人口达3亿人；还丢失了外援的海上通道，陡增了持久抗战的困难。而日军伤亡仅30多万人，物资装备损耗大大低于国民党军。这反为日本“以战养战”开展持久的侵华战争大大增加了物质条件（日本侵华战争大多是消耗中国的经济力）。蒋介石抗战不惜损失大量军队，并牺牲大量国内民众的战法，说明蒋介石还停留在西方拿破仑战争以前和中国古代的战略思维层面。

      依史料记载，蒋介石对持久战理解就不深刻。全面抗战初期，他把抗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认为战略防御可直接转变为战略反攻。这时的蒋介石实际还在受“速胜论”影响。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敷使用，特别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占领区内展开了积极袭扰日军后勤补给线的影响，日军补给短缺，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全面性进攻作战。这时蒋介石只看到日军转入守势，却没意识到日军大本营正在调整侵华战略方针，已由“速战速决”变为“持久作战”；只看到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却没有想到1938年3月24日，日本国会已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授权政府可无限投入经费支持战争。作为总动员令的一部分，国民征用令亦容许日本政府大量征兵。1939年初，日军生力军已投入战场，总兵力已增加到85万人，正面战场部署40多万人；也没有体察到国民党军虽经近一年补充整补，部队新兵多，“恐日病”已在军中漫延，作战意志远逊于日军，战斗力并没有提高。于是1939年12月即以132个师，55万人，仓促组织了抗战相持阶段唯一一次进攻性会战。会战在10个战区展开，战线从北方绥远到南方湖南，兵力分散，各战区是各自为战。会战结果除朱德、张自忠、傅作义所率部队有所斩获，其他均无建树。此战把国民党军最后仅有的一点士气基本打没了，造成在相持阶段再无勇气主动进攻日军。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中国派遣军向太平洋战场调兵，中国战场由80万人锐减到65万，正面战场只有30万人。此时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已增兵至约400万人，且日军战略重心基本已转至敌后战场。但国民党最高当局已得了“恐日病”，战略指导思想已转变到消极防御。所以直至战争结束，基本没有下达过主动组织、实施进攻战役（不包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命令；甚至在日军撤退后，下级组织反攻以收复日军刚占领的阵地都下令不准。相持阶段的所有战役，基本都是日军发动的局部、暂时性的、配合南方战区的有限攻势，而国民党军都是被动地应战；而当日军认为已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而自动撤返原防时，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亦不乘势组织反攻。仅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少数会战，组织了部队反攻，但还仅是恢复战前态势，日军有秩序地退回原驻防地。有时某些战区做好反攻准备，即将发动反攻时，蒋介石也下令停止，不许反攻。如桂南会战中对南宁，枣宜会战中对宜昌，浙赣会战中对金华、兰溪等就是例子。也正如蒋介石所说：日军“来进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长沙作战，以第三十五师团强渡黄河、占领郑州，后来撤至中牟留驻，特别是建立霸王城（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后仅留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而第一战区数十万军队却没有实施反攻将其收复，汤恩伯的所谓精锐兵团竟与之长期地和平对峙。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1947年10月统计，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1．7万名校尉），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另还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因病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大项合计为4165485人，损失是巨大的。八年抗战，尤其是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中的大多数将士的作战是英勇的，他们为抗击日寇的进攻，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进行过殊死抵抗，与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敬和怀念的!但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兵员损失率与日军相比是5：1。假设再打8年抗战，国民党军要损失近1000万才能消灭日军200万，而日本最高兵员动员能力可达1000万。

      中国本来综合国力大大弱于日本，日本又将中国的资源转为己用，国民党军事战略指导低下导致的消耗又比日本大的多，这是中国不能以自己之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中下层人员，多数是愿意为国尽力的，不少部队表现得英勇顽强，但是基本没有打过一次歼灭战。反过来，倒被日军打了歼灭战。国民党军有些局部胜仗，基本是以日军撤回原驻地为标准来论胜负。多数会战是国民党军的失败。国民党军也想打运动战，但多以阻击部队不能阻住敌人进攻，进攻的部队畏缩不前，而将歼敌战机丧失。个别战役已经创造了可以合围的战机，却因达不到5：1的优势兵力而放弃（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从全局上看，全面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国民党军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这与国民党军本身的作战效能及总体战斗力低下有直接关系。

      国民党军在抗战中除了人员的损失，武器装备损耗也是巨大的。八年抗战，国民党军弹药损耗——步枪和机枪子弹：损耗174554.3万发；手榴弹、枪榴弹、掷弹筒榴弹：损耗2409万颗；迫击炮弹：损耗617.37万发；步山野榴炮弹：损耗363.3万发；火箭弹：损耗45.5万发；共计损耗117989.47万发弹。平均2094发各类弹杀伤（死）1个敌人（以日军伤亡85万计），弹药损耗是八路军、新四军消灭1个敌人的56.6倍。

      国民党军武器损耗——手枪：损耗32634支；步枪：损耗820064支；冲锋枪：损耗2450支；轻机枪：损耗50470挺；重机枪：损耗11662挺；掷弹筒和枪榴筒：损耗26166支；火箭筒：损耗98支；步山野榴炮：损耗1372门；迫击炮：损耗5782门；共毁损飞机2468架。共计损耗953166件（架）武器。平均损耗1件（架、门）武器杀伤（死）1.12个敌人。 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是缴获日伪军的武器弹药武装及补充自己。总体上分析，消灭1个敌人，武器战损率是0。

      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派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共编成178个师（其中还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个师），总的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相当于侵华日军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不过占全军总数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系军队虽有较多火炮，枪械也最精良，但其步炮协同却很差，地面部队与空军更没有战术配合。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的一贯作风，又是利用内战外战消灭异己，作战时故意把杂牌军摆在危险地段，对其损失也很少给补充。这些杂牌军也都尽量设计避战而自保。中央军和部分杂牌军的一些无良的将领见形势不妙还投降当了伪军。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成建制在战中投降日军而被编成伪军的军队总数有50多万，其中有将级军官58人。中国抗战时出现这种可耻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的“汉奸”现象，是回顾抗战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淞沪抗战时期有人总结：交战第一个月，中国四个德械师可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到第三个月，六个德械师也抵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营）。

      英美对日宣战，中国抗战进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但国民党军却不因此提高士气，反而“恐日病”与日俱增。正如蒋介石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即使在日军进攻时，许多将领也是“挨日退却”，即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如浙赣会战等仅以恢复日军进攻前的原态势为满足。而且在恢复原态势时，不少是跟在撤退日军之后“追击”。如果日军不退回原防，国民党军则无力或根本就不积极夺回失去的阵地。

     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一役取胜，其余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当时国民政府归咎于武器落后，回避了不发动人民的片面抗战弊病，多少还能对国内外做出一些解释。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属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丧失制空权且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情况下对豫湘桂进攻，竟又使国民党军一溃千里，还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使补给已十分困难的日军，意外地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在战争胜利前夕出现这种让反法西斯盟国惊讶和倍受国内人民谴责的战况，国民党当局再也无法推诿于武器的原因。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不过战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

    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只有一个正面战场。因为敌后战场正在开辟和形成过程中，沦陷区的人民群众还有待动员和武装起来。正面战场的基本情况无论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是爆发后，还是战争后期，从没扭转过被动的局面，更没转化成战略上的进攻对抗战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增加了一些敌人的伤亡数外，反而得不偿失的损失大大多于日军，国民党军战斗意志在不断消长，国统区面积越来越缩小。

    正面战场共进行了22次会战。战略相持阶段15次（国内），其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次。战况是国民党军伤亡32.26万，日军伤亡4.9万人，战损比6.6:1。其中晋南会战是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国民党军失败最惨的一次。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发生9次会战。战况是国民党军伤亡101万，日军25.4万，战损比4：1。其中1944年豫湘桂会战是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国民党军失败的最惨一次。这还是在制空权已掌握的情况下，日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伤亡70万，日军伤亡7万。丢失了有6000万人口的土地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致使中美空军作战作用化为泡影，也使正面战场一直败退到贵州，导致重庆震动。在抗战胜利前夕还出现这样的大溃败，只能证实正面战场已没有主导作用可言。

    二战欧洲战场一是苏联东线战场，二是西欧西线战场，两者正面战场都是以节节胜利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敌后战场和南斯拉夫的敌后战场。只有中国的正面战场基本没有对敌后战场产生直接的支援作用。

    1）抗战相持阶段，由于正面战场败绩屡屡，对日军的威胁日益降低，日军部署在正面战场最低时仅达到占中国派遣军的38%，最高时也没有超过50%。抗战后期正面战场只牵制了日军44%，只在滇西主动进行过一次反攻，许多美械装备部队只用于摆设，留作日后打内战。与敌后战场相比，作用要小，客观上只起到配合作用。

    2）正面战场不仅不起支援作用，还起反作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于1940年10月就完全断绝了对敌后战场的供给。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还从正面战场抽出兵力，攻击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仅攻击新四军即达3200多次。１９４４年冬，为配合盟军对日反攻，国民党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属４个方面军，划定了战区范围，并制定了配合美军反攻的计划。但是，到了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大”，却在“尽力团结御侮”之外，又提出“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民族矛盾中，加进了反共思想内涵，故而弱化了其对日战略反攻。在二战史上，正面战场给敌后战场起反作用只有在中国出现。

    3）在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还多了一个国际因素。即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和1941年美国对德、日宣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在亚洲又产生了一个美日对抗的太平洋战场。这个战场无疑在亚洲是主要战场。因为这个战场成败，决定了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的成败。这时中国的两个战场就有了正负面的比较。对于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而言，除牵制一部分日军外，其他基本是在起负面作用：

    a、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也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由于欧战是主战场，美国军备供给优先保障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一度出现军备不足，难以抵御日军进攻的态势。但此时，严重依赖外援的正面战场不仅需要美元资助修筑外援通道----滇缅公路，还要美英装备十万远征军出兵缅甸以保护外援通道。从主观上看这是为了抗战无可指责，但客观上给太平洋战场的美英军队造成负面作用也是毋容置疑的。从1941年12月始，二战著名的“驼峰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而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先后损失飞机48架（全部美国制造），损失率超过50%！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共有650,000吨物资通过驼峰。这些损失的飞机和物资如果用在太平洋战场，也是不小的计量。

    b、由于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惨败，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日军占领桂林、柳州机场，１９４５年２月占领了遂川、赣州、南雄机场。致

使美军飞机不得不退到成都、重庆机场。原先美轰炸航空兵主要任务是轰炸日本本土战略目标，撤退后，主要任务又不得不转换为轰炸粤汉铁路沿线的战术目标。但此时亚洲主战场已转至日本本土，美空军不得不更换B29远程轰炸机取代B25轰炸机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1944年下半年，由于在成都、重庆机场执行轰炸日本距离太远，大部分美轰炸机不得不转场到距日本较近的马里亚那群岛。中国正面战场支持亚洲主战场份量又陡降。

    c、１９４５年春，缅甸解放，中印公路及油管的铺设通至昆明，物资源源输送进来。国民党军建成了全部美械装备和训练的３６个师，其他部队的装备亦大为改善，炮兵和装甲兵获得加强。每师兵员和火力与日军师团相比要强得多。此外，１９４５年６月的统计，仅美空军飞机数有战斗机４８３架、中型轰炸机１２７架、重型轰炸机６５架、夜间战斗机４８架，共计７２３架，当为日本在华空军的３倍，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并对日军纵深２００公里内可以实行完全的空中封锁，使日军失去行动自由。陆、空军综合力量对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而此时日军在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士气低落，装备已明显落后于国民党军。日军在中国大陆主要作战方向也已转变为以“上海附近为进行纵深作战的前缘”； “派遣军专心为对美作战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确保武汉地区及北部粤汉线要地”，在正面战场日军向东南沿海和武汉方向紧缩。在此大好反攻时机，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却观望不前，只制定了一个坐等美军在广州方向登陆时的反攻计划。这对于亚洲主战场反攻支持度等于零。

    d、1945年4月，所谓国民党军开始反攻的“湘西会战”，还是日军先发动的进攻。由于此时国民党军装备实力与以住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战役后期形成了反击的有利态势。此役美航空兵直接配合地面作战的飞机计为１１３１架次，国民党军队也一度将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分割包围在山溪、滩头之线，但在依赖美国空军心理下，作战不够主动，攻打１０天不遂，５月１日，竟让该部日军逃走。此役战果还是双方伤亡对等（国民党军还是略多于日军），日军撤退后也不乘胜追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军没有主动发起过一次规模进攻直接对亚洲主战场支持产生作用。

e、在非常有利的反攻形势下，正面战场的作用已经不能只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了，但国民党军还是消极避战 。日军1945年春开始战略退却，国民党军5月26日才到达桂林城郊，28日进占桂林。所谓桂林追击战，基本是日军主动退却后国民党军才追击，但日军一驻止，国民党军也停止前进。１９４５年５月，日军在广州地区的第四十、二十七、一三一师团北调转用于华中、华北，第四十、二十七师团从南雄出发，纵贯全江西，８月中旬到达南昌。国民党第三、九、七战区竟无任何设防，致使２万余日军长驱６００余公里而逃窜。1945年5月8日，在中国抗战胜利已迫近之时，日军决定收缩兵力，放弃福州，撤兵北上，加强沪、杭、甬地区防务。 5月10日，福州、长乐日军开始向马尾集结，18日开始撤离，至28日晚，台江码头还有日军百余人。国民党军第二四零团已进至洪山桥和新店，但不敢进城，待日军退尽才进入市区，并于云步山城隍庙纵火，将其化为灰烬，以示“克服”福州。北撤的日军6月8日安然到达福鼎，后撤向浙江平阳。要不是亚洲主战场胜利和苏联红军消灭了关东军，促使日本投降，难以想向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何时能够收复全部失地。

    ······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军粮供应方面，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使军粮供应逐年增加，基本保证了军队需要。但是在军粮供给方面，只是基本达到了最低要求，由于政策失误，使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受到极大影响。抗战初期的1937年和1938年，因为全国大部分省粮食丰收，粮价稳定，国民政府则错误地认为中国是农业立国，粮食不会出现问题。以至1937年7月至1940年8月间，对粮食问题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既没有做好自我储备，又没有与日军打粮食战，在战区发动群众搞“坚壁清野”。结果是中日两军都是就地取粮，共同消耗中国粮食在打仗。1940年6月前后，随着粮食产区大部分沦陷，大后方粮价迅速飞涨，军粮供应难以维继。例如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驻河南军队军粮要靠外省拨付，由于交通运输始终没得到解决，部队领不到军粮之事时有发生，这也是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前夕豫湘桂战役所以战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军队在中国打仗本应有“地利”之利，但因管理政策的失误，使有利因素反被消失。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军队起家的，军队又是以金融支撑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很重视金融管控。应当说，金融管控对国统区持久抗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金融管控也为金融腐败提供了平台。据抗战期间香港报纸等旧报档案记载，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仅在上海外国银行中的存款就已有相当数量。以香港记者当年调查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然而，同期国民党政府高层的存款总额为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当时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的28%。首先蒋介石的存款数额已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国民党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8 96万美元， 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由此可见，当时“四大家族”一说，也绝非是捕风捉影。从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执政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这在当时中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的非法管道而来。

抗战战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例如政府对主要四种日用消费品独占经营，统购统销茶叶、桐油、生丝、羊毛等外销产品，······。这对保证战时政府有稳定的税收，保证民用军需，减少货币投放，起到了重要作用。统制经济有其合理性。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本质并不因为抗战而消失。统制政策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统制政策基本精神确立了各类资本在各类领域的独占垄断，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不利于抗战的持久增强实力。例如田赋征实政策，地主地多收获多，与地少收获少的自耕农按同一比例来交纳粮食，这种税负肯定有利地主。政府全面掌握盐、糖、酒和火柴生产、收购、储运和销售，但获得这种特权的则是四大家族“ 官式”和“商式”商业网。当年的一家报纸就有一针见血的评论：“今天专卖机关······之收入归国库者仅十分之一、二······。”还有十之八九去哪了不言而喻。战前四大家族处于形成时期，战后四大家族发展到了顶点，是战时的统制政策扩张了四大家族的经济势力。

······

      国民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为抗战作出过有益的作用，但权衡政策上的得失，有益产生于一时，损益则影响久远。就国民党的经济把握能力，是难以自我修正政策上的失误的，这是国民党最终在大陆无法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近代资历最老的一个政党。到1945年抗战结

束，成立已达33年。中国抗战本是国民党加强政党建设的一个契机，因为因日本侵略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人民共同御侮的思想统一，处于执政位置上的国民党实际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因国民党组织先天不足，在政党建设上只有退步，没有进步。

    抗战时期，在组织发展方面，是国民党员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还建立了三青团。1945年军队中90%的官兵是国民党员。1947年9月，国民党将其党员和三青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后其党员人数超过1000万。但到1948年11月，登记为国民党员者仅132万。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失去了90%的党员。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害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的比自己快，所以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入党只要一个介绍人介绍，拿一份表格填写，交纳了党费，就可以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省党部和县党部基本是一个实体，但县以下基层区分部，则是一个极其松散的群体。许多党员入党后，没有参加过一次党的活动。以至各种不同信仰或没有信仰的人聚集，至使许多基层组织成为藏污纳诟的“场所”。这也自然构成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组织纪律形同虚设，内部团结焕散，表面人数众多，内部凝聚力极差。

      八年抗战，国民党是越来腐败，“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统区的特色之一。”蒋介石并非对党内腐败情况不知，在抗战时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打击腐败。但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他的用人“无论你怎样贪污，也无论你怎么坏，只要你拥护他个人就能成。” 因此，他对下级的赏罚很不公平，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功罪。例如日军对豫、湘、桂的进攻，汤恩伯在河南战役中，敌人五六万军队进攻，他的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在1944年的参政会上，国民党河南参政员徐炳和痛哭流涕地说:“政府若是枪毙汤恩伯，我宁愿去陪斩!”但蒋介石却很相信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好的政策、好的机构、有用的人也不是没有，但由于腐败的人事制度，而使机构叠床架屋，互相牵扯，互相推诿。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下，好的政策变坏，好的机构盘死，好的人也变成无用的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问题一直存在，其表现形式多样，情节恶劣。虽经蒋介石成立反腐机构、制定反腐法令规章、惩治腐败军官、开展整军和教育等努力，反腐工作有所成效，但腐败势头难以遏制，愈演愈烈。探寻原因，主要就是反腐只反中下层，上层不反。所以国民党在政治上自身也是难以纠错的，党的肌体必然是不断衰败，无可挽救。

      综上所述，国民党无法担当中国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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