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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文化精神传承与时代创新分论坛论文之十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10-17 7:26:10

                                     闽西苏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龙岩新四军研究会  吴升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闽西苏区。闽西苏区的广大军民在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运动。广大文化工作者坚持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时代风采的苏维埃新文化,从而“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选》2卷第663页)

    一、闽西苏区的建立与巩固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闽西的一批知识青年受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寻求革命真理,投身反帝反封建洪流。他们通过成立进步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闽西建立共产党组织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26年初夏,厦门地区党组织委派中共党员阮山、林心尧回永定,在上湖雷建立起闽西第一个党支部。12月,朱积垒、温家福也受党的委派分别在平和、上杭建立党的支部。19271月,陈庆隆、郭滴人等在龙岩建立了党支部。从此,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斗争。

19279月,周恩来、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军途经闽西,在起义军的帮助和指导下,上杭、龙岩、永定、平和等县相继成立县委,各县县委进一步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各项斗争,1928年,相继领导了震惊八闽的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和永定暴动,史称“闽西四大暴动”。

    1929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赣南转战闽西。314日,长汀的长岭寨之战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解放了长汀城。红军消灭郭凤鸣的消息传遍闽西,大大振奋了闽西人民。520日,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在闽西党的积极配合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三打龙岩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余人,先后解放了龙岩、漳平、永定、上杭等县城,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720日,中共闽西特委根据毛泽东“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的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的指示,在上杭县蛟洋文昌阁胜利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同志作为红四军前委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总结了闽西人民革命斗争的成绩与经验,制定了党在闽西,即“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中共闽西“一大”之政治决议案》,19297月)的路线。大会之前,毛泽东组织代表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自召集各种座谈会了解闽西各地的对敌斗争等各方面的情况,并作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报告,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深刻地分析了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规定了三项基本方针和四项具体任务,即:还亲自为大会修改了《政治决议案》。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谭震林等15人当选为特委委员,邓子恢为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大会使闽西党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使闽西人民革命斗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线不断胜利前进。会后,根据《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闽西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约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土地。九、十月间,龙岩、上杭、永定、武平等县先后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苏维埃政府。

    192912月,红四军在连城新泉整训,月底,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制定了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19301月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党内通讯,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19303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闽西苏区正式形成。至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1931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正式形成。19323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为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先后辖有永定、上杭、长汀、新泉、宁化、连城、武平、龙岩、清流、归化和汀州等10几个县(市)苏维埃政权,人口有1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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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闽西苏区文化的初创

    早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闽西,新文化运动在闽西发轫,邓子恢、陈明、张赤男、胡其文、曾牧村、谢秉琼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出版《岩声》、《钟声》、《汀雷》、《长汀月刊》革命刊物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并以革命文化为阵地,聚集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革命文化工作,南昌起义时就提出了“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的行动政纲,并在前敌委员会下设有总政治部和宣传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兼主席,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总政治部还设有宣传处,贺昌任处长。各部队成立宣传队,由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战士组成,并吸收了一批女兵参加。沿途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文化宣传、起义军印发了《八一起义宣言》、《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告,并到处张贴革命标语,演出文艺节目,歌颂起义军胜利。南下广东途中,起义军利用演讲会、报告、标语、布告、传单等形式,宣传土地革命纲领。

    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曾途经闽西,在长汀,起义军派出宣传队到各处演讲,散发和张贴“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标语传单,张贴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告示,刷写“革命者来”等墙头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农民协会,鼓动农民抗交租税,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起义军还在横岗岭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政治报告会,郭沫若、恽代英在大会上作报告。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专程视察了毛铭新印刷厂,指示“要想方设法把印刷所办下去,以应将来革命需要”。

在上杭,起义军召集各种群众大会和军民联欢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城关公园举行的盛大军民联欢大会上,恽代英向群众宣讲说:“革命就是反抗压迫的武装斗争,革命就是牺牲自己,打倒敌人,为工农谋利益的举动”。他进而指出:“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群众,他们是十足的反革命,是人民的公敌,我们必须起来把他们打倒,与他们血战到底”(《闽西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88页)。会场内外,群情激奋,一致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愤怒的群众随即逮捕了在上杭反革命事变中表现特别反动的丘秀光等3人,并将其镇压。同时还镇压了从长汀押解来上杭的劣绅曹鼎新等。对30个豪绅实行征罚粮款。

    起义军途经永定洪山、峰市,到处张贴《宣言》、布告,书写了“工农暴动起义”、“打倒压迫民众的国民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协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实行民权教育”、“实行减租减息”等墙头标语。起义军还派出宣传队协助泮境、田梓、小墩、上塔、五坑、迳石、九州、石杰等乡村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发展农会会员900多人。

南昌起义军在闽西的革命宣传活动,大大地唤起了民众,鼓舞了闽西人民的斗志。但这时的革命文化宣传,沿袭了国民革命军的做法,仍处于萌芽状态。

1929年春。红四军入闽后,闽西的革命文化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红四军进军途中,毛泽东签署了四言体《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号召“全国工农、奋发雷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肃清乱政”、“夺取政权”,3月中旬,红四军进驻汀州城后,派出宣传队在街头巷尾张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刷写“红军枪毙郭凤鸣”等墙头标语,同时召开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广泛宣传群众并印发党的《“六大”决议案》、《共产党宣言》、《告绿林兄弟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文告,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727日,红四军政治部创办了《浪花》报。红军部队还经常举行军民联欢会,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使苏区军民的文艺生活逐渐丰富起来。81日,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在龙岩组织了新剧团,成为红军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剧团。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发出《宣传须知》,提出运用标语、传单、口 头宣传、刊物等方式开展文化宣传。此后,红军文化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根据形式和斗争的需要而发展,宣传技术和效果也不断很高。

    闽西苏区各地党组织“经常利用开大会,组织俱乐部、体育会、拳术馆等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及阶级认识”。还出版报纸、壁报、画报、刊物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此时的革命文化不论形式和内容都起了明显变化。以民歌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文学,开始大量涌现歌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欢庆红军胜利的作品。一批以革命政权名义发布的布告、文告,也用通俗易懂的四言体、六言体、七言体诗歌的形式来表现,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宗旨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上杭县北二区苏维埃政府出版《火山》,刊有政治要讯、文艺作品,成为地方苏区文化的一块园地。龙岩县龙池区第十乡成立新剧团,自编自演了《打倒帝国主义》、《打破迷信》、《无记心者》等剧目。闽西其他苏区也有许多类似的文艺团体和作品,1929128日,共青团闽西特委宣传部编印的四幕话剧 剧本《红之葩》就是供闽西各地新剧团演出的脚本。这些革命文艺作品突破了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口号式的宣传形式,开始抓住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这一主题,注重塑造人物和戏剧情节的构思、场景气氛的烘托,表明苏区文化开始紧紧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注意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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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闽西苏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闽西苏区建立初期的文化主要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的纲领,配合武装斗争,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简单直接。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是俱乐部、列宁室。地点大多设在祠堂、学校、凉亭 ,以及热闹的圩场上。192912月,毛泽东领导和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为苏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文化建设地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1929年底,闽西苏区已建立了6个县级党政组织,区乡党组织也纷纷建立。在6个县134万人口中,有85万人口分到土地,广大群众获得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苏区文化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支援革命战争和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苏区文化的开展,“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这便是建设和发展苏区文化教育的目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了保证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文化部,县、区、乡均设立文化委员会。各级文化机构积极开展苏区文化建设,建立了各类学校,创办了各种报刊,还广泛地建立起农村俱乐部、歌舞团、剧社、书报社等,活跃了苏区的文化生活。192912月底,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长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对过去的文化宣传工作进行了检阅。讨论了苏区文化的性质、任务等问题。会议认为:在社会上还有阶级的存在的时候,一切的文化都是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苏区文化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知识程度,加强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文化工作是提高和涵养群众革命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在这个工农革命高潮日益高涨的时候,文化更成了我们宣传上一个重要的力量”,“成了革命的一道重要防线”。会议对俱乐部、新剧团、书报社、平民学校等文化建设提出具体意见,对组织机构、经费、设施、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对剧本编演、课本编审等业务提出了详细要求。会议还对宣传队、训练班、报刊出版、展览会等宣传问题提出了意见。

    1930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要求各级政府建立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从此闽西苏区文化建设进入了统一领导、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苏维埃政府要求各乡尽可能办阅报社、俱乐部,各县要组织新剧团,经常性地向群众表演新剧等,闽西苏维埃政府还先后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要求区政府县政府应组织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委员会下设的文化建设部()为具体办事机关,区乡一级设文化委员。同时,政府规定了文化建设部的办事细则:“文化部置部长一员,秘书一员,部以下分设宣传、教育、建设各科”。“部长承政府委员会之命主席之指导计划一切文化建设事宜,并指导各级关于文化建设工作的执行及考核各级工作成绩,以促文化建设事业的进步。”闽西苏维埃政府多次指示:“各级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要健全起来,每一时期俱要规定整个的具体工作计划,并使之实现”。政府还以布告、通告等形式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明确各个时期文化建设的不同任务,如193062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建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确定目前文化建设的任务:“1、扩大闽西斗争的政治影响到全省全国全世界去。2、各区乡俱乐部必须健全地建立起来。3、识字运动要有革命的意义。4、健全各级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工作。”82日,文化建设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又确定目前文化工作的总任务是:1、和封建思想等不正确思想意识作斗争;2、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3、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闽西苏区废除了旧的文化教育制度,着手建设苏区新文化。广泛开展儿童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乡乡有列宁小学、村村有夜校,田间地头有读报和识字牌,使苏区群众都能得到教育。建立和完善群众文化组织和场所,既是学习文化、政治的地方,又是娱乐的场所。新闻出版业、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都得到繁荣和发展。一大批反映苏区生活的优秀作品,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激发了苏区军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子恢等革命领导人在闽西开展革命活动期间,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朱德喜欢唱歌,“时常流露出他对民歌的兴趣和热爱。”“对于他来说,唱歌几乎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瞿秋白经常亲自执笔写故事,然后交给创作人员编成剧本。当时任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常常口唱山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被群众誉为“山歌部长”。1932516日,党团苏区中央局在长汀举行招待漳州工人参观团茶话会,周恩来参加茶话会并即兴表演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这些革命领导人对革命文化的重视和他们的言传身教为闽西苏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各级党政团组织把抓好文化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因此,俱乐部、新剧团和工农剧社等各种群众文化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

    闽西苏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是俱乐部、列宁室。县区乡或大的村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俱乐部或列宁室,地点大多是在适中卫生的祠堂、学校、凉 亭、楼亭以及热闹的圩场上,经费由群众募捐,政府酌量补助。俱乐部内设演讲股、游艺股、文化股和音乐股,有的俱乐部还附设书报社。俱乐部除了积极配合开展识字运动外,还组织演讲会、读书会、读书班,编写墙报、办阅报室等,它成为乡村的主要文化阵地。

     闽西苏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县区乡的俱乐部内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乐器,还设置报纸革命书刊。在这里“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全乡老幼男女每晚相聚一堂,欢呼歌唱,真是十分热闹。”(《红旗》第78期,1930222日)新剧团经常编演精彩的文艺节目,歌颂新人新事、新思想、新生活。体裁有活报剧、歌舞、话剧、故事、竹极歌等”。(《上杭人民革命史》)同时,闽西革命歌谣的创作与演唱也得到广泛的开展,歌手们田间唱、山上唱、白天唱、晚上唱。苏维埃政府还常在纪念会、代表会、茶花会时组织民歌手大唱红色民歌。儿童团也经常组织儿童开展文艺活动,进行游艺、唱歌、跳舞比赛。19324月上旬,中央苏区闽浙赣儿童团在瑞金举行大检阅,才溪儿童演出团代表上杭县儿童局参加这次大检阅,获得好评。连城新泉俱乐部组织的“新声剧团”有团员30多人,他们演出的节目,以自编自演为主,主要有歌舞、小歌剧、山歌对唱,他们演出的小歌剧《放高利贷》、《大秤入小秤出》、《迫债》、《拖尾巴》等,取材于当地实事,有力地鞭笞封建地主豪绅的贪婪、霸道,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为了表达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之情,歌手们运用革命歌谣满腔热情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红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送”、“十劝”等歌谣,就是当年闽西妇女在扩大红军中的即兴之作,它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妇女为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从房间唱出大门,边走边唱,边唱边送,表现了群众对革命一片赤诚。《妇女慰劳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暴动歌》、《救穷歌》等歌谣,旗帜鲜明,斗争目标十分明确,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的意志和要求,鼓舞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投入砸烂旧世界的战斗。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上下形成了业余与专业相结合、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每逢重大节日、重要会议和活动,红军部队和苏区机关、团体,都要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或举办文艺汇演。1931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闽西苏区文化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到19347月召开的“二苏大会”前后,达到鼎盛时期。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苏区文化运动也承随之衰落。

闽西苏区文化是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革命的文化。它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大胆地吸收了外国文化,创造出了一种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先进文化。

    (一)苏区文化是革命的战斗的文化。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只有搞好宣传工作,“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这里所说的宣传工作,是指政治和文化的教育,实际上强调了文化工作在土地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共青团闽西特委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是“宣传上一个重要的力量”,是“革命的一道重要防线”。《红军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也提出:“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发扬红军战士们生活求进步的精神,以适应创造铁的红军,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红军中文化娱乐工作是政治工作的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基于这种认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各种文化工作中都强调突出革命性、战斗性。工农剧社确定剧社的活动是以“提高工农群众政治和文化的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激发群众革命的热情”(《工农剧社简章》,19344月中央教育部制定)为宗旨。俱乐部的一切工作“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反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的斗争的”。新闻报刊必须“如实地反映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俱乐部纲要》,19343月中央教育部制定)这些论述,确立了文化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与革命的关系上要求苏区文化必须始终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必须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起来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有力武器。从而保证了苏区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使文化建设始终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成为推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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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区文化是群众的实践的文化。

大众化文艺方向是从苏区文化的性质和任务提出来的。苏维埃文化的性质,是“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任务,是通过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扫除文盲,“使广大群众以自己的力量,在自己斗争的经验中,来建设社会的文化教育,以及一切适用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湘赣省苏文化教育决议案》,19331224日)这就确定了苏区文化的对象是广大工农群众;苏区文化的内容必须反映苏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实践;苏区文化的目的是“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七号]》,1933915日)于是,“如何为人民大众”的问题,成为苏区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的焦点。苏区创建过程中,我党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运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工农群众作通俗的文化宣传。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都强调文化、宣传的大众化方向,提出“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地认识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6月)“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必然地要以下层群众做对象。”(《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七号]》,1930620日)对文化工作的内容与形式,主张革命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如要求“剧本要通俗、有革命意义”,平民课本“要通俗”,“句子不可太长”,“意义要浅白”,“传单、壁报、日报,字不宜过多,意义须周到而正确,文字须 浅解,使之通俗化。”(《宣传须知》,红四军前委宣传科,192910月)毛泽东还提出了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要有趣味等宣传教育方法。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朴实无华的感情,通俗易懂的形式,真实地描写工农大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实践,创作出了一大批文艺作品,虽然大部分作品显得较为粗糙简单,但这种根植于工农大众之中的艺术之花,却在红色苏区的土地上争芳吐艳,显示了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

    (三)苏区文化是时代的先进的文化。

苏区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尤其是苏联革命文化,在土地革命的变革中而产生的反帝反封建文化。苏区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扬弃了那些与土地革命斗争不相适应的旧文化、旧特质;一方面又吸收、融合了那些适合现实革命斗争的新文化、新特质。经过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化、整合,使深厚的民族文化在新的文化积累中实现了突变和飞跃。苏区政府强调“需要用一切旧的技巧,那些为大众所能通晓的一切技巧,作我们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形式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革命歌谣选集〉编完以后》,《青年实话丛书》,193416日)提出在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可以多采用中国的旧形式,例如中国的乐器山歌,中国的旧式图画的研究会,象棋等游戏,农村中原有的体育运动等。”(《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6月中央教育部制定)因此赣南、闽西地区的山歌、小调、地方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在苏区文化中得到充分利用。如利用旧民歌《三杯洒》、《五更鼓》、《十恨心》等曲谱,填上揭露、控诉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表达广大农民革命的愿望的歌词,把旧民歌《可怜的秋香》的曲谱填上新词,改为《可怜的白军》,用来向白军士兵进行宣传。在扩红运动中用来鼓动青年参加红军的《送郎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等歌曲,也大都是利用旧民歌的曲谱填上新的歌词来唱的。可见,继承和改造民间传统艺术,使之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是苏区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时,苏区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还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苏区当时不仅有曾先后在国外(苏联、法国、日本、德国等)考察、学习过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也有来自邻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如朝鲜的崔音波、越南的洪水等)他们把国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带到了中央苏区,特别是苏联的革命文化,对苏区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是代表世界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苏区得到广泛传播,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工农民主政治制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专治,以共产主义精神指导的苏区文化冲决着儒家文化的大堤。其次,在文艺方面,李伯钊等一批戏剧家,将苏联的舞蹈《红军舞》、《海军舞》、《农民舞》,法国的歌剧《最后的晚餐》等移植进来,加以改进,给苏区传统舞蹈、戏剧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对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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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苏区文化对苏区革命和建设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历时七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武装斗争成了苏区文化工作的中心。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社会改革和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活,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时代风采的苏维埃新文化,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的革命、建设和发展。

    (一)苏区文化唤起了民众,鼓舞了斗志。

    早在南昌起义军南征途经闽西到达长汀、上杭等地以后,便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每到一地,都贴布告、书写宣传标语,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和新军阀的代表蒋介石,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都踊跃参加革命斗争。如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以极大的热情联合汀州所有的医务人员,成立临时“合组医院”,接收救治了包括起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和营长陈赓在内的300余名伤病员。他说:“不是我这个医生治了他们的病员,是他们治愈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心。”在苏区建设过程中,苏区文化成为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省立长汀新桥师范学校在共产党员王仰颜、黄亚光的带领下,定期组织文艺晚会,师生同台演出,邀请农民观看,向群众宣传“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宣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闽西革命歌手阮山、张锦辉等,根据每个时期斗争特点和党的中心任务,创作了许多民歌。阮山的《救穷歌》、《土豪恶》、《扩大红军歌》等民歌对唤起民众,团结工农,推动革命起到巨大作用。他创作的民歌不仅内容丰富,有强烈的思想性,而且形式多样,生活活泼,易懂易唱,脍炙人口,深受群众喜爱。他的代表作《救穷歌》,充满着浓郁的阶级感情,引起群众强烈的共鸣。平民夜校课本也编入了这首歌词,男女老少喜欢这首歌,在苏区传颂不绝,流传甚广。因而,他被誉为“把战鼓擂得最响的人,时代号角吹得最嘹亮的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人。”张鼎丞在上杭庐丰、稔田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时,经常教群众唱阮山创作的《救穷歌》来唤起群众。张锦辉从小受党的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29年加入共青团后任永定溪南区宣传员,配合扩红运动,向群众宣传鼓动“当兵就要当红军……”后永定溪南区出现了男女青年闹参军的热潮,有的父送子,有的妻送郎,有的哥送妹,有的妹送哥,扩红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有的人参了军一旦要远离家乡,依依不舍,张锦辉又配合宣传《莫念家》;有的妇女丈夫参军,难舍难分,她就用充满感情的山歌。安抚她们。张锦辉被称为“红色小歌仙”。

    (二)苏区文化点燃了革命火焰,支援了革命战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为各地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树立了榜样。南昌起义军在南进途中不仅与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还非常重视教育和鼓励工农群众。在长汀、上杭、永定等地,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各种大会上号召广大工农拿起武装,以武装暴动来回答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而且指示福建和闽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罗明、张鼎丞、卢肇西、陈正、朱积垒、傅柏翠等,看准时机,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起义军离开后,地方党领导人即分头到各地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在192834日到6月底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暴动。事实证明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文化,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从19291月到193410月的六年间,红四军由刚从井冈山下二千余人,发展到红军长征前夕的八万六千余人,红军在中央苏区增长四十倍。十万的闽西儿女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和赤卫队,投身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功立业。如上杭临时苏维埃剧团为了配合全县开展扩大红军与捐献三升米运动,与学生突击队员一起到各区进行宣传鼓动,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取得了好成绩:扩大红军30名,收捐献米70余石,大洋23.90元,布草鞋一千余双,伞40把……。(谢济堂:《路是人走出来的》)19327月,汀州市工农群众在列宁公园集会庆祝红军胜利,各机关派代表上台演说和表演节目,当场有160人自动报名当红军。上杭才溪乡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在每次的扩红运动中,才溪乡俱乐部都组织演戏唱歌进行宣传,动员参军。1929年至1934年,全乡有88%的青壮年男子上前线参军参战,成为“苏区扩大红军模范乡”。才溪乡的妇女都是山歌手,《十送夫当红军》就是当年流行在才溪乡广大劳动妇女中宣传欢送自己亲人当红军的民歌之一,还有不少的闽西妇女剪掉髻子,摘下耳环,高唱着“韭菜开花一杆心,割别髻子当红军……”,加入红军行列。据不完全统计,闽西有近10万工农子弟兵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建立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红十二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五个军,涌现了一大批象张鼎丞、邓子恢、张赤男、罗化成、杨成武、刘亚楼等一批英杰,成为闽西人民的骄傲。

    ()苏区文化激发了军民热情,促进了苏区建设。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苏区文化发韧之初就确定了土地革命为目标。南昌起义军在进入长汀、上杭等地后,加强了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起义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在上杭县城琴岗书院接见福建和闽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罗明、张鼎丞等时强调指出:第一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并布置了土地革命的任务。此后,闽西各级党组织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发展壮大工农组织,开展打土豪、烧田契、毁债约,穷苦人民扬眉吐气。1928年,中国闽西党组织领导龙岩、上杭和永定一些地区的农民先后举行武装暴动,并在永定县溪南区建成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武装,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溪南区共有13个乡2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1929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出“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土地分配原则。19306月,毛泽东在长汀南阳龙田书院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六大”提出的土 革命纲领。随着土地革命的胜利,闽西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土地革命的实行,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从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空前提高。193210月,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期间,听到群众反映汀州市政府不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多次深入长汀县,汀州市有关单位召开调查会及积极分子活动会,和有关领导研究如何解决汀州市群众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以及柴米油盐等问题,并写成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193311月,毛泽东深入上杭才溪乡进行了10多天的调查,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分析,写下了《才溪乡调查》,以才溪乡的事迹和经验,向全苏区推广,随着以土地革命为目标的苏区文化的发展,苏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苏区工人的实际工资,比革命前都增加了。如据汀州市1933年统计,13个私营企业的工人工资比革命前最少的增加了32%,农民群众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善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两倍。”

    ()苏区文化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红四军进入闽西后,经常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并经常与群众进行联欢,如教群众唱歌,搞集体合唱等。同时,也产生了一批红军舞蹈。红军宣传员每到一地,即表演节目,教歌授舞,红军第五军团在长汀一带教群众《大刀舞》等歌舞,区乡俱乐部组织人员排练,连妇女出操也练舞。红军歌舞主要有:《大刀舞》、《工农舞》、《中国农民舞》、《送郎当红军》、《妇女出操舞》等。1932年“五、一”劳动节,在长汀体育场举行的福建苏区运动会上,长汀妇女表演了《郑郎当红军》等红军歌舞节目,增添了运动会的气氛。每当红军打了胜仗,苏维埃政府就举行慰劳会、文艺庆祝会。1930年元旦,朱德率领部队回到古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的队伍“和老百姓一块做饭,一块儿吃,歌声四起,在几千只彩灯的照耀下彩龙飞舞,农民一边游行,一边唱歌”。(《龙岩人民革命史》)连城新泉的新声剧团除了配合节假日公演外,剧团还跟随部队行军,走到哪里他们就在那里搭台演出,鼓舞士气,许多节目反映了当时地方武装红军独立四团和红四军二、三纵队打胜仗的振奋人心的生动事迹。龙岩的静板乐队经常在祝捷大会上为红军赤卫队演奏。19299月,红军在朱德的带领下攻打上杭城,群众编了一首竹板歌《攻打铁上杭》,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赤卫队配合红军夜战“铁上杭”的战斗情景,而且对朱德军长运筹帷握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作了热情的赞颂。《慰问红军歌》、《支援红军打胜仗》、《十劝工农革命歌》等红色歌谣,以其朴实生动的语言,饱满的革命热情,歌颂了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促进了军民团结,在激励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显示出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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