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闽西苏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闽西苏区建立初期的文化主要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的纲领,配合武装斗争,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简单直接。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是俱乐部、列宁室。地点大多设在祠堂、学校、凉亭 ,以及热闹的圩场上。1929年12月,毛泽东领导和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为苏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文化建设地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1929年底,闽西苏区已建立了6个县级党政组织,区乡党组织也纷纷建立。在6个县134万人口中,有85万人口分到土地,广大群众获得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苏区文化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支援革命战争和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苏区文化的开展,“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这便是建设和发展苏区文化教育的目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了保证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文化部,县、区、乡均设立文化委员会。各级文化机构积极开展苏区文化建设,建立了各类学校,创办了各种报刊,还广泛地建立起农村俱乐部、歌舞团、剧社、书报社等,活跃了苏区的文化生活。1929年12月底,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长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对过去的文化宣传工作进行了检阅。讨论了苏区文化的性质、任务等问题。会议认为:在社会上还有阶级的存在的时候,一切的文化都是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苏区文化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知识程度,加强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文化工作是提高和涵养群众革命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在这个工农革命高潮日益高涨的时候,文化更成了我们宣传上一个重要的力量”,“成了革命的一道重要防线”。会议对俱乐部、新剧团、书报社、平民学校等文化建设提出具体意见,对组织机构、经费、设施、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对剧本编演、课本编审等业务提出了详细要求。会议还对宣传队、训练班、报刊出版、展览会等宣传问题提出了意见。
1930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要求各级政府建立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从此闽西苏区文化建设进入了统一领导、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苏维埃政府要求各乡尽可能办阅报社、俱乐部,各县要组织新剧团,经常性地向群众表演新剧等,闽西苏维埃政府还先后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要求区政府县政府应组织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委员会下设的文化建设部(科)为具体办事机关,区乡一级设文化委员。同时,政府规定了文化建设部的办事细则:“文化部置部长一员,秘书一员,部以下分设宣传、教育、建设各科”。“部长承政府委员会之命主席之指导计划一切文化建设事宜,并指导各级关于文化建设工作的执行及考核各级工作成绩,以促文化建设事业的进步。”闽西苏维埃政府多次指示:“各级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要健全起来,每一时期俱要规定整个的具体工作计划,并使之实现”。政府还以布告、通告等形式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明确各个时期文化建设的不同任务,如1930年6月2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建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确定目前文化建设的任务:“1、扩大闽西斗争的政治影响到全省全国全世界去。2、各区乡俱乐部必须健全地建立起来。3、识字运动要有革命的意义。4、健全各级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工作。”8月2日,文化建设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又确定目前文化工作的总任务是:1、和封建思想等不正确思想意识作斗争;2、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3、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闽西苏区废除了旧的文化教育制度,着手建设苏区新文化。广泛开展儿童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乡乡有列宁小学、村村有夜校,田间地头有读报和识字牌,使苏区群众都能得到教育。建立和完善群众文化组织和场所,既是学习文化、政治的地方,又是娱乐的场所。新闻出版业、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都得到繁荣和发展。一大批反映苏区生活的优秀作品,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激发了苏区军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子恢等革命领导人在闽西开展革命活动期间,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朱德喜欢唱歌,“时常流露出他对民歌的兴趣和热爱。”“对于他来说,唱歌几乎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瞿秋白经常亲自执笔写故事,然后交给创作人员编成剧本。当时任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常常口唱山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被群众誉为“山歌部长”。1932年5月16日,党团苏区中央局在长汀举行招待漳州工人参观团茶话会,周恩来参加茶话会并即兴表演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这些革命领导人对革命文化的重视和他们的言传身教为闽西苏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各级党政团组织把抓好文化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因此,俱乐部、新剧团和工农剧社等各种群众文化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
闽西苏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是俱乐部、列宁室。县区乡或大的村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俱乐部或列宁室,地点大多是在适中卫生的祠堂、学校、凉 亭、楼亭以及热闹的圩场上,经费由群众募捐,政府酌量补助。俱乐部内设演讲股、游艺股、文化股和音乐股,有的俱乐部还附设书报社。俱乐部除了积极配合开展识字运动外,还组织演讲会、读书会、读书班,编写墙报、办阅报室等,它成为乡村的主要文化阵地。
闽西苏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县区乡的俱乐部内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乐器,还设置报纸革命书刊。在这里“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全乡老幼男女每晚相聚一堂,欢呼歌唱,真是十分热闹。”(《红旗》第78期,1930年2月22日)新剧团经常编演精彩的文艺节目,歌颂新人新事、新思想、新生活。体裁有活报剧、歌舞、话剧、故事、竹极歌等”。(《上杭人民革命史》)同时,闽西革命歌谣的创作与演唱也得到广泛的开展,歌手们田间唱、山上唱、白天唱、晚上唱。苏维埃政府还常在纪念会、代表会、茶花会时组织民歌手大唱红色民歌。儿童团也经常组织儿童开展文艺活动,进行游艺、唱歌、跳舞比赛。1932年4月上旬,中央苏区闽浙赣儿童团在瑞金举行大检阅,才溪儿童演出团代表上杭县儿童局参加这次大检阅,获得好评。连城新泉俱乐部组织的“新声剧团”有团员30多人,他们演出的节目,以自编自演为主,主要有歌舞、小歌剧、山歌对唱,他们演出的小歌剧《放高利贷》、《大秤入小秤出》、《迫债》、《拖尾巴》等,取材于当地实事,有力地鞭笞封建地主豪绅的贪婪、霸道,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为了表达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之情,歌手们运用革命歌谣满腔热情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红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送”、“十劝”等歌谣,就是当年闽西妇女在扩大红军中的即兴之作,它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妇女为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从房间唱出大门,边走边唱,边唱边送,表现了群众对革命一片赤诚。《妇女慰劳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暴动歌》、《救穷歌》等歌谣,旗帜鲜明,斗争目标十分明确,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的意志和要求,鼓舞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投入砸烂旧世界的战斗。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上下形成了业余与专业相结合、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每逢重大节日、重要会议和活动,红军部队和苏区机关、团体,都要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或举办文艺汇演。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闽西苏区文化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到1934年7月召开的“二苏大会”前后,达到鼎盛时期。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苏区文化运动也承随之衰落。
闽西苏区文化是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革命的文化。它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大胆地吸收了外国文化,创造出了一种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先进文化。
(一)苏区文化是革命的战斗的文化。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只有搞好宣传工作,“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这里所说的宣传工作,是指政治和文化的教育,实际上强调了文化工作在土地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共青团闽西特委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是“宣传上一个重要的力量”,是“革命的一道重要防线”。《红军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也提出:“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发扬红军战士们生活求进步的精神,以适应创造铁的红军,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红军中文化娱乐工作是政治工作的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基于这种认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各种文化工作中都强调突出革命性、战斗性。工农剧社确定剧社的活动是以“提高工农群众政治和文化的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激发群众革命的热情”(《工农剧社简章》,1934年4月中央教育部制定)为宗旨。俱乐部的一切工作“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反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的斗争的”。新闻报刊必须“如实地反映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俱乐部纲要》,1934年3月中央教育部制定)这些论述,确立了文化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与革命的关系上要求苏区文化必须始终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必须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起来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有力武器。从而保证了苏区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使文化建设始终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成为推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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