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小八路

原英雄小八路代表  何大年

 

    我的家乡——何厝村，地处厦门东南角，北面背靠虎仔山，与大金门、小金门（也叫列屿岛）隔海相望，儿时，眼见耳闻父老乡亲时常与金门岛上的同胞往来。那时金门与何厝村有定期班轮，两岸同胞往来十分方便。据史料记载，金门岛上的原住民，本是何氏宗亲的一对兄弟分居而繁衍生息的后代。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退而据守台湾、金门等岛屿，一条海峡将两岸骨肉隔离。

    1948年，我仅两岁，我大哥被国民党抓去做苦工，不久后被活活折磨死。厦门得到解放，全国的大多数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了，可何厝的老百姓们的生活还是被战争的阴霾笼罩着。国民党时常派飞机轰炸厦门沿海的村庄，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时常向厦门沿海的村庄开炮，对在海上捕鱼的渔民开枪。地处海边的岭兜村上百间民房被夷为平地，何厝原本漂亮高大的万顺楼挨了几十发炮弹后变得千疮百孔几乎快要倒塌，何厝村的几百栋房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村民被炸死炸伤的事时常发生，牲畜、庄稼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每家都有流不完的伤心辛酸泪。

在连天的战火纷飞中，我的家庭也难逃厄运!

    1949年农历9月21日，我父亲被国民党飞机炸死。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国民党夺走了我家两条人命，血海深仇!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年我才三岁。

    1953年，我上了小学，我们的学校是禾山第四中心小学。老师除了教我们科学知识外，还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领袖的革命传统教育。我们的班主任黄砚山老师是位转业军人，参加过东山岛的战斗。他给我们讲东山少年的故事，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带我们到田里做农活，进行勤工俭学活动。当年学校提倡并组织了许多“学习小组”。我，何阿猪、何佳汝、郭胜源、何锦治同学是同一个学习小组的成员。后来我们学习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8·23炮战”，都成为“英雄小八路”的成员。

修路、保持运输畅通

    1958年的7月份，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何厝通往市区和各村社之间的公路都是沙土路，汽车过后，路面坑坑洼洼的，载有炮弹的卡车在路上抛锚熄火的事故常常发生，严重的影响了后勤补给。修好公路是保证后勤补给线畅通无阻的头等大事。中心小学校本部地处上何的红楼。西侧是通往上何炮阵地的一段公路，约百米长。在老师的倡议下，支前大队决定要把这段路修好，决不能耽误部队的公路运输任务。次日支前大队的全体队员们出现在这段路面上。大家任凭风吹雨打，有的使劲挥动着锄头、洋镐、铁锹整修路面，有的扛石头、挑沙土，大伙开沟、排水、垫砖、填沙土，经过半天的辛勤劳动，路面终于比较平整了。大伙的衣服被汗水、雨水浸透了，可是心里都热乎乎的。此时，一辆军车开过来了，大家都紧张的期待着车子顺利通过，但车子刚驶进新修的路面，就突然又陷进泥泞中，路基太软了。车轮“呜呜”叫着，汽车在原地打转，动弹不得。司机叔叔下车和我们一道，塞石头、填沙土，折腾了半天，终于让汽车开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继续整修路面，可是没几天路面又被雨水冲坏了。“要保证公路畅通，一定要把路修好!”同学们喊出了口号，亮出了决心。低年级的同学把路面上的烂泥清走，高年级的同学从被敌人炸毁的房屋废墟里挖出做墙基用的条石，铺垫在路面上，又是一个半天的劳动，有的同学手磨出了血，有的同学脚被石头砸了，可是谁也不喊痛，路终于彻底修好了。看着一辆辆军车安然驶过我们修好的路面，同学们在雨中鼓掌，唱呀、跳呀!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有的同学竟落下了欢欣的热泪。

    学习接电话线

    7月中旬，解放军一个通信班进驻了位于中街的万顺楼，他们住在楼的东侧，紧挨着我们的一间大房间教室(后来该楼东侧被国民党的炮弹炸塌了，教室也彻底损毁)。他们是炮兵部队的先遣分队，受命来何厝布置通讯电话线路的。他们平时常集中练习布置和连接电话线路。在隔壁的我们觉得好奇，放学后，我、阿猪和胜源常常不回家，围着叔叔们问这问那，“叔叔，电话是用来作什么的?” “为什么要有电话线呢?” “电话线要是断了，电话还能用吗?”我们的问题接连不断。叔叔们不厌其烦、耐心的一一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炮阵地和指挥部之间的电话机要由电话线连接起来，才能保证各种信息通畅传达。首长发给炮阵地的命令，是通过电话传递的。” “电话是指挥员的耳朵，没有电话线，电话就不能用，部队指挥员的耳朵就聋了，就不能指挥炮战了。” “保护电话线，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就是保护指挥员的耳朵！”从通信兵叔叔那里，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学会了如何查接电话线，学会了“拧线法、锁口法”等快速接线的专业方法。

    通讯联络工作

    为配合解放军在何厝村备战的支前工作，在时任前线副总指挥、乡党委何江平书记的领导下，紧张有序的进行着。

我们自发留下来的要求，最终得到了乡党委的认可，何书记多次到学校来探望我们，并作出多次指示。有一次，我们接到乡党委的一个任务——要完成“上通下达”的通讯联络工作。在五十年代，何厝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全村除了何厝派出所，只有学校还有电话，电话机相当简陋，话筒安在方形的木盒上，听筒挂在侧面，但就是这么一架电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村里，有“十姐妹”，岭兜有“穆桂英班”，塔埔有“七大娘”等群众组织，基干民兵也留下来边生产边支前。他们的不少支前任务是通过我们用这部电话传达的。比如，解放军修工事需要多少沙土石、木料，何时要，哪个炮阵地要，上级领导就会及早打电话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给相关单位。有时，要打炮了，或敌人飞机要来轰炸，我们接到通知后，即刻转告相关人员。当时的万顺楼有口专门用于发出警报的大钟，接到防空防炮警讯后，值班人员就敲钟，“噹噹噹……”，所有留村人员，闻声立即就近躲入防空洞隐蔽，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警报解除了，便有节奏缓慢的敲“噹——噹”声，人们听到后就陆续从防空洞里出来，继续手头的各项工作。我们5个同学，轮班守护在电话机旁，保证了24小时总有人值班。即使在炮战最激烈的日子里，我们每次也都能出色的完成通信联络工作，为顺利开展支前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洗衣服、补衣服

    让每天辛苦劳动的解放军叔叔们舒舒服服的穿上干净的衣裳是我们的心愿!

7月底、8月初的那段日子，仍然是每天风雨交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修工事的解放军叔叔们，每天都是满身的雨水和汗水，夹杂着泥浆。有些人的衣服简直就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岭兜社、上何村、塔埔、香山脚下的深处，都有部队在修筑炮阵地。他们时间紧、任务重，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谈不上换洗衣服。看着叔叔们个个眼睛红肿，极度疲惫的样子，我们人虽小，看在眼里可心疼极了!如何才能帮得上忙呢?“可以帮叔叔们洗衣服呀!而且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何佳汝同学兴奋的想出了这个好主意。起初我们上阵地向叔叔们要脏衣服时，叔叔们都是很开心的笑笑，但无论如何不肯给我们。大家又不敢四处寻找，跑了几个阵地，每个人都是空手而归。但是一回生、二回熟，几天下来跑了几趟，我们干脆和叔叔们一起修起工事来，有挑土的，有搬运石头的，有用上铁锹的，歇息的时候，我们借故参观阵地，终于在营房里的床底、或是空弹药箱里，找到叔叔们的一大堆脏衣服。衣服是“胜利到手了”，可是天气却一直和我们作对，雨仍下个不停，而且要洗这么多衣服需要很多水。衣服继续放着不洗可不行，大伙都很着急，“有了，到池塘去洗，然后晾在学校走廊上”还是阿猪想出了主意，何佳汝、何锦治同学奋勇当先，抱起衣服就走，我们到池塘边张开双手就“洗呀、洗呀、搓呀、搓呀”，洗衣忙。男同学起初洗不来，就负责撑伞为女同学挡雨。叔叔们的衣服大多溅上了黄泥巴，有的白布都变黄了，衣服领口上凝结着厚厚的一层油垢，每件衣服要洗好几次才能干净，一块肥皂没洗几件就用完了。女同学们手脚泡在水里，一天下来手脚都浮肿了，还冻得发抖，嘴唇发紫，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休息，叫苦喊累的。看着女同学洗衣服，我们男同学手痒了起来又加入了洗衣的行列。男同学洗不大干净的衣服，女同学拿过去再洗净。在战争年代，人能得到最好的锻炼，平时不怎么洗衣服的我们就是在那里学会洗衣的。洗完衣服后，回到学校，像落汤鸡般的我们顾不上换洗衣服，一会，学校的走廊上拉起一条条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件件军衣，迎风飘扬，我们看在眼里，别提心里那个惬意啊!过了几日，我们赶紧将晾好的衣服叠齐整理好送回去。“让叔叔们穿得干净、舒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终于能实现这个心愿了。

    由于叔叔们的衣服常常泡着水，又粘上黄泥浆，时间一长，好多衣服都破了。我们拿出了日积月累省下来的零用钱去买针线，一一帮叔叔们将破衣服补上。为了及时保障解放军叔叔衣服的及时换洗，我们白天洗衣，晚上补衣，常常到深夜两点还没睡。男同学不懂针线活，就边学边补，有时候由于犯困，指头常被针刺破流血，可谁也不吭声。有一次我竟然把裤筒缝到一起还不知道，女同学一凑过来看：“不合格!”我只好重来，起初我这样拆了补，补了又拆，很快就学会了，大家都成为优秀的“小裁缝”。

擦炮弹

    记得“8·23”炮战后的一天下午，我们5个同学把洗好的衣服送到香山炮阵地。刚到阵地，叔叔们朝我们大喊：“要打炮了!快进洞里去!”进洞后，发现一发发炮弹已从箱里搬了出来，正准备擦拭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终于有机会参加炮战了。“花生米”出厂时，外壳会被涂上厚厚的一层起保护作用的黄油，这层黄油不容易清掉，但在炮弹被送入炮膛前，外表必须保持干净，否则炮弹发射后会失准而且会弄脏炮膛。我们于是拿起木片，把厚油刮掉，再用布擦拭。我们发现要把弹头擦得干净，可真不容易!炮弹滑溜溜的，真难使上劲。我们个个弄得浑身是油，满头大汗，可是谁也不肯休息。我们眼看着亮铮铮的弹头安装上引信送入炮膛。“轰轰轰……”炮战打响了，一发发炮弹飞向停靠在金门料罗湾的美蒋舰队。一会儿电话传来捷报：“我们的炮阵地打中了军舰!”阵地上顿时一片欢呼，掌声响了起来。我们干得更欢了。我们首次参加炮战，个个心情格外振奋，炮战结束时，叔叔们留我们吃了晚饭，后来连首长指派战士一路护送我们回到学校。此后，在炮战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和叔叔们战斗在一起，军民鱼水情日益浓厚。

查接电话线——保护指挥员的“耳朵”。

    8月初的一天，郭胜源找来一把钳子、一卷黑胶布，神神秘秘的对着我们说：“阿猪，大年，我们一起去保护指挥员的耳朵!”锦治、佳汝用惊奇的眼光瞪着他：“指挥员的耳朵长在他脑袋上，还用得着我们保护吗?”还是阿猪机灵：“我知道了，胜源是叫我们去查接电话线。”“保护电话线就是保护好指挥员的耳朵。”我接着说。二位女同学恍然大悟，笑了。我在前，阿猪第二、胜源押后，我们三人光着脚丫子，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壕沟里。跟着数条挂在墙壁上的电话线，我们沿着壕沟一路走去，眼睛盯着电话线，一心寻找是否有断线处。沟底坑坑洼洼的，还有石头、土块、干树枝，“嘭!”的一声，阿猪摔倒了，接着我也跌了一跤，胜源拍着手乐道：“你们怎么会摔跤呢?”“你还笑，快拉我一把!”我喊道。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壕沟，都没有发现有问题线路。我们觉得有些累了，可谁也不说。不知不觉脚步放慢了。在塔埔与何厝交界处，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的线路这里必须穿过路面。为防止线路被车轮碾压而损坏，路面被挖了一条小沟，线埋在里面，盖上红土，夯实，掩饰好，没有人看得出有电话线埋在这里。但在这里，不知是被车轮碾压或是遭人为破坏，我们发现竟有三条电话线断了，线头裸露在外。上个月从通信兵叔叔那里学来的接线技术此时派上了用场。阿猪迅速接好一条线，我正接另一条线时，突然感到手一阵酸麻，“有电!”我叫了起来，阿猪凑了过来说“肯定是叔叔在通电话!快把线压在一起!”我们用小手把两条线头叠压在一起，“哎呀!好麻，好麻!”我们被电得龇牙咧嘴，过会突然没电了，我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把线接好，再拉一拉，看是否牢靠。另外一条断线，胜源拉来拉去，就是接不到一块，我们发现是长度不够，少了一大截。我说：”怎么办?”还是阿猪的办法多，他说“大年我们一块找救兵去!”为了不让断线出现更严重的问题，胜源留下来守护现场。我拉着阿猪的手，飞快的向香山阵地奔去。来到炮阵地，简要的向连首长汇报情况，首长立即指派两名通信兵带着话机和一大捆电话线跟随我们来到现场，叔叔们先把线接在话机上试验通话，“喂!喂!师部吗?我们查线!……”很快，断线就接好了，完成任务后，叔叔们拉着我们的手，回到了阵地，并向连首长做了简要汇报。

连首长把我们查接电话线、开展支前活动的情况向师首长一一作了汇报。一位刘师长说：“他们就是当年的小八路!”后来，师领导向厦门市政府作了通报。“8·23炮战”后，厦门日报社的王丁、叶峰叔叔采访了我们，以“今日英雄小八路”为标题，首次报道了我们支前活动的情况。9月初，炮兵指挥部给我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小英雄志气高，巩固海防逞英豪!”9月10日，共青团厦门市委副书记王绥带着团干部李景昌来到何厝小学，在防空洞里找到我们，并以团市委的名义授予我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英雄小八路”，李景昌叔叔还用相机拍下了授旗的场面。从此，“英雄小八路”的事迹在厦门市传播开来，不久又从厦门传遍全国。我们作为“英雄小八路”的代表，先后向全市中小学以及各阶层的人民作了多次汇报。1958年11月，党组织让我代表“英雄小八路”出席了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作了题为“英雄小八路”的发言。此后，何阿猪、何佳汝等人也先后到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

    后来，我们的支前活动，被编撰成小人书，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并将我们的事迹拍成了故事片《英雄小八路》，在全国上映。《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1978年团中央会议上被选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