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塘马突围是战略和战术双成功的战斗

——塘马战史补充考证之一

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委员会

王东炎   执笔

    上述两位领导人所言，还有三个一致的标准是：1）高级领导人在突围中牺牲不影响成功的战评；2）我军战损多少人，就是掩护部队打光也不影响成功的战评；3）仗是否打得惨烈悲壮，都不影响成功的战评。这与国际军史界对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突围的评价也是一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24.5万英军撤回本土，没有因为后卫英法联军战损68000人（掩护部队全军覆没），丢弃2472门火炮，400多辆坦克，6万多台车辆等重型装备；以及法国战役失败，大批法国军队投降（包括总指挥贝当元帅）等，影响到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成功的评价。“敦刻尔克大撤退“它是一次在极端绝境下完成的、独一无二的军事撤退行动（军事战术意义上的成功）——其战略价值被历史最终<!--EndFragment-->

验证（军事战略意义上的成功）”，这就是西方军史界的共性认知。

    上述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就有突围战斗成败如何评价的统一标准，中外军史界在二战时期对突围战斗成败标准也是一致的。当代另创突围战斗（役）所谓的成败标准，没有史料依据，违背“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

（二）

    为什么高级领导人在突围战中牺牲，不影响突围战斗的成功战评呢？因为高级领导人与掩护部队融合一体，本身也是为了阻击能取得成功，使“被掩护对象”这一主体能成功突围。彭总说：“只是这个成功，是左权同志拿命换来的”。这句话说得很透，左权同志牺牲换来了突围战斗的成功，不能又以左权同志牺牲，去否定战斗的成功突围，否则就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谭师长说：“此战虽牺牲了270名指战员，痛失罗廖两员大将，但保全了苏南根据地......。”这句话也很清楚地说明，塘马战斗的成功也是罗廖拿命换来的，所以，不能又以罗廖牺牲否定战斗突围的成功。

为什么突围战斗掩护部队的战损人数，不影响突围战斗的成功战评？因为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绝大多数战斗是以劣抗优（大刀加长矛，小米加步枪），特别是突围战斗，往往是在绝对劣势之下的抗争。在此情况下，既要掩护，又要歼敌，还要伤亡少，那是苛求。在关键时刻，为了战略目标的实现，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很难清晰地有此认知。

彭总和谭师长所言的成败判定标准，将战术和战略都包括进去了。塘马战斗就是因为运用了掩护部队阻击，与指挥中枢和抗日骨干转移并行的战术，实现了成功突围。这是典型的战术成功。由于战术成功，导致敌人的企图破产，保全了根据地，体现了战略成功的价值。就塘马战斗而言，战略成功不可能建立在战术失败的基础上而独立存在。

（三）

    从战例研究的角度（不是战史研究的角度，两类研究是不同的）来看，中外军史界还有战例成败评定的标准量化：

    一是核心目标的完成度。这个度就是被合围的（党政、指挥机关或人民群众等）被掩护对象总人数要有半数以上（即多数人）得以突围到达安全地区。这是认定战例战术成功的第一判定标准。十字岭和塘马突围，我方都是半数和半数以上人员到达了安全地区。

    二是敌我战损比的合理性。敌我战损比的合理性有个明显界限，就是敌我双方战斗人员战损比不超过1:1。即1:1意味着打了个平手，敌人没有占到便宜，我方也没有吃亏。如果是1:2，即敌人占了便宜，我军吃了亏。八路军十字岭突围这一路，从战例研究角度上说，我军是吃了亏的（战损比200比400，1:2），这从战史研究的战略角度上分析可以忽略，但在战例研究的战术角度上不能忽略（注：重点需要吸取教训，也需总结经验）。塘马突围我方掩护分队以483人（牺牲、受伤、失踪）比毙伤日军约500人，是1:1，敌人没有占到便宜。这个战损比，是在敌我兵力对比8:1的情况下取得的，应该说塘马战斗这个突围战我方没有吃亏，敌人没有占到便宜，打得漂亮（注：总结经验为重点，也需要吸取教训）。

    三是没有因仓促突围丢失重装备、关键情报，部队和机关战后还能战等，不会给后续根据地带来连锁损失。塘马突围我军主要是损失了一些轻武器，5个建制被打散的连队。但各连都有一位正职主官幸存（其中6连两位主官都未牺牲），48团2营政治主官也在。战后又有约100位打散人员归队（尹学成等史料记录），还有118位伤员得到安置（谭震林《关于塘马战斗情况及苏南部队整顿致新四军军部电》记载）。当时在太湖地区48团还有一个营，所以战后不仅48团番号存在，2营番号也存在，廖堃金教导员任职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离任。48团后来是越战越强。16旅部和党政机关突围后就立即进入下一阶段的抗战。

    按上所述，从战例研究角度评价新四军塘马战斗，应该是一场经典的成功突围战。

（四）

    当代对塘马突围战斗自定了一些成败的现代标准：

    一是塘马战斗16旅“指挥断层”，不能认定是成功。这显然是没有史料依据的。史料明确记录，罗廖牺牲后，有王直、王胜代理指挥；机关突围到黄金山后，师部又令钟、黄、王三人负责；机关到达安全地区后，师部命令了代旅长和代政委，指挥根本没有断层。

    二是塘马战斗罗廖牺牲和5个连队建制被打光，是新四军突围战斗战损最多的一次突围，“损失巨大”，所以不能认定是成功。按这种逻辑，淮海战役也应该是失败的了，因为三大战役相比，淮海战役各类减员最多（达13万人）；刘老庄连掩护突围，全连82人全部阵亡，建制完全不存在了，那是否也应该算是失败的突围了？！

    三是塘马战斗打的惨烈，因为惨烈，就不能定性塘马突围是成功的，加之罗廖又是“判断失误”，所以不能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去定性战斗的成功，不能将有“判断失误”的战斗写成“成功突围的典范”。所以，几十年来，在没有日军史料印证情况下，给个“悲壮”形容词来应对（既没有军事意义，也没有政治意义的用词，还带有悲剧色彩），后又以“壮烈”来涵盖“悲壮”和“成功”，启不知“壮烈”与“悲壮”是一个语义族，词意启能涵盖“成功”？！

八路军十字岭突围与塘马突围十分相似，十字岭突围公认是成功突围，塘马突围却另作别论。近年在认知上似乎有了点好转，但只承认机关突围是成功的，罗廖率掩护分队阻击因“损失巨大”，不能算成功，罗廖还要负损失的历史责任！这种把掩护部队的阻击与机关突围转移，当作没有联系的两个个体来看待，是一种严重的思维逻辑混乱。不能不说当今在突围战斗成败判定的标准上，已经形成“双标”了。

                                                                202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