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马战斗书证考

 

                                        新四军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委员会  王东炎  执笔

 

一、塘马战斗书证考的理论指南

       书证就是能证明历史的书面史料，书证考，又叫证据考，简称考据。考据的基本目的，即判定史料内容是不是史实。根据某高校《历史学》理论引导，考据基本方法一是判定史料分类，二是规范史料的使用规则：

       1、孤证的判定。与其他史料不能相印证的史料（找不到旁证）就是孤证，孤证不立，不能作为证史的依据。

       2、第一手史料的判定。1）由亲历者撰写署名，并能与其他亲历者撰写署名的史料中的基本内容能相互印证的史料，为第一手史料。2）亲历者口述，非亲历者记录，能与其他第一手史料的基本内容相印证的，也可为第一手史料，作为证史的基本依据。3）只有第一手史料才有“资格”验证其他史料的正误。

       3、第二手史料的判定。1）非亲历者根据第一手史料撰写的史料，能与其他第一手史料基本内容相印证的，称第二手史料。2）证史时，不能舍弃第一手史料直接用第二手史料证史。如果不能直接使用第一手史料证史，经过考据的第二手史料仅可作为证史的参考依据。3）不能用第二手史料验证其他史料的正误。

       4、历史原件不一定是第一手史料。因为原件不一定是亲历者撰写的，其中内容或部分内容与第一手史料不能相印证的，不能作为证史的依据；能与第一手史料相互印证的内容，可作为证史依据。

       5、证史作出的结论，不能再用于反向证史（这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例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能反证”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共产党”。

 

二、回忆录、文章、史册、书信和采访记录考

       撰写塘马战斗回忆录、文章、史册、书信和有采访记录的亲历者有：

       1、王直。时任十六旅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福州军区副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塘马战斗时，奉命负责党政军机关转移突围，为罗、廖首长指定的指挥代理人，亲历指挥党政军机关转移、组织戴家桥阻击作战及突围行动。著有《坚守戴家桥》（《溧阳文史资料》1983年1月第一辑）、《对塘马战斗评价的一些看法》（《铁军杂志》2012年第一期）、《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战争年代》2007年第二期）、《再论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战争年代》2008年第一期）、《新二支队与十六旅前期情况》等回忆录和文章。所著或口述记录史料中的主要内容，能与其他多数史料相印证。其中《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一文，亲历者乐时呜、潘浩、张雪峰、陆云璋、陆正康、俞源昌、牟桂芳、郭冰、夏希平、王明、宋耀良生前都签字一致同意本文内容观点。

       2、乐时呜。时任十六旅司令部管理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政治学院副政委，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亲历跟随党政军机关转移脱险的全过程。著有《塘马战斗的前前后后（《溧阳市文史资料》第12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等回忆录，主要内容能与其他多数史料相印证。

       3、廖堃金。时任四十八团二营政委，是塘马、戴家桥战斗一线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三明军分区原政委，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著有《战

斗在长荡湖畔》回忆录（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苏南研究组《江南抗日斗争一页》1985年6月）。所著史料主要内容能与其他多数史料相印证。

       4、陈浩。时任四十八团二营五连指导员，是戴家桥战斗一线指挥员。原在浙江省国防工办工作。著有《塘马突围记》（《溧阳文史资料》1983年1月第一辑）。所著史料主要内容能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5、尹学成。时任四十八团五连司务长，原上海第三丝织厂顾问；周春保。时任四十八团五连战士，上海市公安局干部；陈文熙。时任四十八团二营六连战士，原上海市卫生局服务总站干部。三人合著《塘马战斗亲历记》（《溧阳文史资料》1983年1月第一辑）。所著史料主要内容能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6、陶家坤，时任十六旅教导队排长。1959年致信王直同志谈到塘马战斗。戴家桥阻击战时，时任旅教导大队排长，他主动要求参战，在战斗中负伤。信中所述内容能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7、翁履康。时任十六旅司令部电台报务员。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二十四军司令部通信科长，后在北京工作。著有《浴血塘马铭千秋》（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铁流22》）。史料中重点详述了党政军机关转移和突围的情况，能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8、郭冰。时任十六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团员，曾任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亲历塘马战斗跟随党政军机关转移脱险的全过程。著有《我经历的塘马战斗》（有手稿留存），史料中多有描述转移脱险过程中他人和本人行动的情况，能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9、欧阳惠林。时任苏皖区特委书记，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等职。著有《塘马战斗》、《欧阳惠林回忆录》等。塘马战斗时负责地方机关人员，跟随十六旅机关转移，没有参加罗、廖召开的战前会议参与决策。文中在史实方面的内容与其他第一手史料能相印证。

       10、钟国楚。时任四十六团政治委员，曾任南京军区顾问。塘马战后总结时任十六旅政治委员，配合谭震林师长作塘马战斗总结。著有《血战塘马气贯长虹》，刊登在1980年《解放日报》上。本人虽不是塘马战斗亲历者，但对塘马战斗情况在总结时，就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倾听过许多亲历者的口述，对罗、廖首长的战场表现比较了解，文中描述的也比较具体。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罗、廖首长的警卫员。所以，钟国楚同志的文章可信度很高，所写内容能与其他第一手史料相印证。

       11、罗忠毅、廖海涛。战前第五天（1941年11月22日），两人署名的《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一年概况报告》是向军首长的报告，对研究塘马战斗极具证据价值。就文中纪录完全可以证明罗廖战前没有“轻敌”，也阐明了四十八团二营因调往塘马的原因等。文中都是史实的纪录，其他亲历者第一手史料内容都能与其相吻合。

       12、刘群（时名刘保禄）。时任新四军四十七团二营营长，后曾任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等职。著有《苏南的塘马战斗》（上海新四军研究会编 《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二辑）。他的回忆录“张冠李戴”，将四十八团二营的战斗行动“转嫁”给四十七团二营，文中基本内容完全不能与其他第一手史料相印证，至今没有见到四十七团二营两个连亲历者撰写真实史料，也没有其他亲历者史料中记录四十七团二营的行动轨迹。

       13、由于塘马战史至今没有做深入的考证，许多编写有“塘马战斗“的史册叙史准确度不够，所以，暂不能以现有军史史册纪录作为依据进行考证。

       上述考据1—11确定的第一手史料，可作为研究史实的基本依据。但亲历者对史实的认知各有不同（即史实是存在的，但对史实看法认识不一样），不能不加分析地作为基本依据来写史。

                     三、《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登载文章“血洒塘马”考

        

       “血洒塘马”登载在1946年5月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

                   

       “血洒塘马”登载在1945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

       ”血洒塘马“一文是目前发现最早对塘马战斗写的文章，登载在当时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从登载的时间上看，这是为配合毛主席重庆谈判首先在重庆发表，一个月后延安转载。这是篇给新四军正名，驳斥国民党蒋介石诬蔑新四军是叛军， 敦促蒋介石释放叶挺军长的文章。从文章上看，作者萧斌是塘马战斗的亲历者（任职不详）。文章中对罗、廖首长的战场表现，描述的比较细致；对旅特务连、五连及“小鬼班“等干战的战场表现，以及对塘马、王家庄、戴家桥阻击战况等都有详实的描述。其中主要内容能与其他第一手史料相印证。所以，此文是可信度很高的证史史料。

四、  军史史册中关于“塘马战斗”的词条考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对新四军塘马战斗的表述是:”1941年11月27日夜，日军第15师和伪军各一部3000余人（错1-笔者注），由江苏省南部金坛、薛埠、天王寺地区，分三路向溧阳西北塘马村合击。塘马村及其附近地区，驻有中共江南区党委、江南行政委员会（错2-编者注）和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部及后方机关、整训部队等共1000余人（错3-笔者注）。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机关、部队转移不及（错4-笔者注），当夜即遭日伪军包围。28日凌晨，第 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和旅政治委员廖海涛率4个连的兵力，坚决阻击日伪军进攻，掩护党政机关人员冲出包围圈。阻击部队苦战终日，毙伤日伪军200余人（错5-编者注），终因寡不敌众，仅一部突出重围（错6-笔者注），罗忠毅、廖海涛以下27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错7-笔者注）。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经考证，上述有七处表述的不正确或不准确，与我方第一手史料和日方史料都不能印证。

       错1）“日军第15师和伪军各一部3000余人”。日军全军就没有“15师”

番号的部队，只有“第15师团”的番号。进攻塘马新四军的日军部队是驻苏中泰县（州）地区的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下属第51、52步兵大队（主力）、配署驻芜湖第15师团第67联队铃木大队，以及加强的炮兵、骑兵、坦克分队等和伪军一部。日军总兵力约3000余人伪军数量是800人。

        错2）”塘马村及其附近地区，驻有中共江南区委、江南行政委员会“。这句表述不准确。1941年9月，塘马战斗发生前，因苏南东路反“清乡”失利，中共江南区委领导人、江南行政委员会（领导和机关）已撤到江北。驻塘马的地方组织是中共江南区委机关（部分人员）、苏皖特委、江南行政委员会下属的第五、六行政区及下属县级行政单位（部分人员）和第五、六保安司令部及下属警卫连等。

       错3）驻有中共江南区党委、江南行政委员会和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部

及后方机关、整训部队等共1000余人。”这句人数表述错误。驻塘马党政军机关、整训部队和直属队的人数合计是1500多人。1000余人是指转移突围的党政军机关人员和少部分整训部队的人员，其中不包含整训部队中的四十八团二营、团特务连和旅特务连等。

       错4）”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机关、部队转移不及“。罗、廖首长战前判断准确，决心部署得当，以“暂不转移、丢卒保车、声东转西”之策，使党政军机关人员乘敌侧后空隙突出重围，保存了我骨干力量，保住了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战后一个月总结时，六师谭震林师长给予“成功突围，绝非失败”的评价，新四军军部也通电全军给予“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的高度评价。

       错5）“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从我方第一手史料纪录统计，我方毙

伤日伪军约400余人。

       错6）“仅一部突出重围”表述错误，突围人数是党政军机关和少部分作战人员约1000余人，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并非“仅一部”。

       错7）“27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仅是在塘马、王家庄地域牺牲的

指战员数量，在向东转移途中和戴家桥附近地域战斗伤亡的还有30余位干战。

总伤亡人数约300余人，我方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以上纠错均有亲历者或日军第一手史料为依据。

 

五、日军史料的搜集和分析

       至今，通过三个途径获取了日方史料：

       1、从网站“《新浪微博》上获取、《中日史料对应：溧阳塘马战斗》史料。翻译及分析如下：

                  

       中文译文:  41年，我尾本部队在11月27日傍晚至28日佛晓，急袭金坛西南28公里的后周镇附近蠢动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第16旅（旅长罗忠毅）约600人。完全包围歼灭之，战果如下 : 敌遗弃尸体 450，俘虏75，缴获轻机枪4，步枪155，手枪9，手榴弹62，马1匹，被服300。此新四军

因清乡工作被赶去金坛当面。最近欲重返而蠢动。本次作战打头阵的藤田贞夫少尉头部中弹名誉战死，同少尉的其他我损害为战死2，伤7。

       史料分析：这份史料是篇新闻报道。史料中注明的时间、地点，新四军部队番号、首长姓名是准确的；我军战斗人员数量、日军缴获我军武器弹药的数量等与我方第一手史料记载对比，数字相近，出入不大；我方伤亡人员数量有所夸大；日军死伤自我统计数是伤7死2的数量，这两个数字与我方统计大相径庭。这份史料揭示了攻击塘马新四军的是日军“尾本部队”，但该部隶属于哪个师团或旅团，是何建制（日军称大队以上单位均为部队），尾本部队长的全名没有注明。这份史料是个孤证，真伪要看能否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2、从孔子书店网站搜集到有关日军十五师团尾本联队中文史料， 分析如下： 

                                                       

       从这份史料内容来看，只能证明15师团有个尾本联队，直接证明不了进攻塘马新四军的“尾本部队”就是15师团的尾本联队。这份史料，是个孤证。又有史料称尾本喜三雄是在1942年才任职51联队长，1941 年任五十一联队长的是上田孝；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份史料没有日军51联队进攻塘马的记录， 没有任何旁证可以与这份史料相印证。按照孤证不立的原则，这份史料形成不了证据，否定不了我方第一手史料揭示进攻塘马新四军的是南浦旅团（独立混成第12旅团）。

       3、通过有关人士获取日军史料

         1）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资料室：藏品编号：S16-12-003原件，存放于东京都新宿区的：《独立混成第12旅团战斗详报》 昭和16年（1941年）11月27-28日「塘马村突袭」（核心内容）

         2）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档案编号：陆战史资料11611010，日军第15师团67联队昭和16年11月《战斗命令》等（核心内容）

当前有许多有关塘马战斗的文章，只写”日军第15师团“参战塘马战斗是不准确的。塘马战斗参战的日军部队主力是”南浦旅团“ （独立混成第12旅团），15师团只有67联队的铃木大队配署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