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有研究者认为 :1）日军乘着大雾向我塘马地区逼近，我军没有及时发觉，结果作战部队仓促应敌，造成被动和损失；2）罗、廖首长判断日军是去进攻国民党军的，“押宝”押错了，造成被动和损失；3）罗、廖首长是在日军进攻国民党军或是进攻我新四军的判断上犹豫不决，没有果断立即组织转移，造成被动和损失。这些认为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罗、廖首长”暂不转移“决心的深度内涵所导致的。

罗、廖首长为什么下“暂不转移”的决心？

——新四军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评析之

新四军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委员会

王东炎  执笔

（一）

       1941年11月27日晚9时，接到瓦屋山方向情报后，罗、廖首长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立即转移”还是“暂不转移”。王直同志曾说过：在会议上，对“立即转移”，但向哪个方向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一直提不出具体可行的意见来。作战科的参谋们则倾向于日军向南进攻国民党军的可能性大。罗、廖首长对他们的意见没有赞同性的表态。最终，罗、廖首长直接在会上就作出了”暂不转移“的决定，要求各部加强警戒，做好随时战斗和转移的准备。

对于下“暂不转移”决心的理由，罗、廖首长会上没有阐述。“暂不转移”决心是不是“心存侥幸”呢？王直同志在他的《新二支队与十六旅前期的情况》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我和廖海涛同志住在一个楼上，当天晚上研究情况回来，他还和我谈起敌情来。他说，根据征候判断，敌人有两种企图，一种可能向南进攻，另一种可能向我进攻，我们要立足第二种可能，做好打仗的准备。我当即表示赞同他的看法。说着，要我叫总务科长张花南同志来，然后严肃地交代他，立即通知政治部各科和战地服务团做好准备。如果万一打仗，你（指王直—编者注）要抓好机关转移，抓好电台和钞票担子。我满口答应了。我们谈话两个多小时，直到十二点半，我们吃了一点面条后入睡。”对于“立足第二种可能”，罗、廖首长定下的决心是“暂不转移”，而不是“立即转移”，理由是什么，廖海涛政委没有给王直科长直白地说过。但王直同志潜意识地理解了?长的意图，这是他?前肯定了的。

       对于罗、廖首长下”暂不转移“决心的理由，时任管理科长的乐时呜同志在他的《塘马战斗的前前后后》里是这样说的：”那天晚上九点多了，我接情况通报。通报简述了日寇在金坛至瓦屋山一线的异常集结，大量步骑炮部队有向南进行“扫荡”模样，要求机关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明晨提早吃饭，随时准备战斗。我觉得情况严重，就直接去找罗司令，想问一问情况究竟如何，罗司令和他的爱人田文同志住祠堂里的一间偏屋，还没有休息。他说：情况就是这样，敌人可能“扫荡”，我们要提高警惕，你们按通报办就行了。显见他很有把握……”罗司令对乐时呜科长也没有说“暂不转移”的理由。

（二）

       敌强我弱，就要避免与敌作战，最起码党政军机关要立即转移，这是一般的认知。但罗、廖首长”暂不转移“的决心完全不是避免与敌作战的意图，而是等待敌人来进攻。战后，许多人对此不解，作了一些揣测猜想：一是塘马战斗前两次接到情报组织了转移，结果敌人没有来，导致罗、廖首长产生“敌人又是虚晃一枪”的“侥幸心理”；二是得知敌人重兵集结，以往这种情况都是进攻国民党军的，继而罗、廖首长又产生这是进攻国民党军的“侥幸心理”；三是当天下小雨，在平原水网地带行军要走田埂和堤坝等，夜暗路滑行军困难，下不了狠心立即转移。这些揣测猜想，就是认为罗、廖首长”暂不转移“的决心是错误的，是“心存侥幸”心理导致的。

       历史唯物论观点认为， 研究历史不能把没有史料依据的揣测猜想当真理。要”基于史料“，就要对第一手史料作出审视和分析，才能知道”暂不转移“这个决心是基于什么理由来下的。

       首先基于战前情报。虽然情报来得晚了，但敌我态势呈现则非常明了：在西方向上，日军11月25日就袭击了溧水的四十六团。27日当晚9时，敌一部已经到了瓦屋山，这意味着十六旅部11月7日因获情报敌要“扫荡”，曾向西转移到溧水的避战之路被敌封锁，这也切断了四十六团向旅部支援的通道；在北方向上，金坛、薛埠、天王寺三个据点的日军增兵正待南下（三个据点距塘马约25公里左右）。在南方向上，竹箦、前马、别桥是国民党顽军的防线（顽军上官云湘部第40师，皖南事变中进攻新四军最狠的部队）。要“立即转移”只能走东方向，这是唯一可以转移的方向。但向东转移会被长荡湖阻隔，湖水不能徒涉，敌人随时可以封锁湖面（长荡湖北岸不远就是日军金坛据点），是”断头“路，很明显，在金坛、薛埠、天王寺、瓦屋山、竹箦、后周、别桥、长荡湖西岸、指前标这个东西、南北长径大约25X25公里范围内，日军利用顽军（最新获得的日军史料证实，日军还有一支人马把东南方向给封闭了），已经部署了一个”留三缺一，虚留生路“的大包围圈。

       在这般敌我战前态势下，党政军机关立即转移，1500多人队伍只能向东移动，被敌察觉是肯定的。在敌人大包围圈内移动，难免不被敌发现，敌可主动寻觅与我方打遭遇战，这对我方来说完全没有胜算。向东转移还是条”断头“路，加之下雨路滑，非战斗人员多，天亮前走不出大包围圈，就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如果党政军机关分散转移，在大包围圈中的村庄隐蔽起来，当时敌人”清乡“势头正甚，正中敌人下怀。

       其次基于王直同志回忆录中的一段描述分析：“情况比较紧张。西边是敌人进攻方向，北边有敌据点，南边顽军驻守，东边长荡湖里有敌汽艇巡逻。”这很能说明，王直同志就是根据敌人”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的战术企图，最终选择向西转移到黄金山地区，尔后再转移到溧水的路线。

       再次是基于钟国楚同志文章， 既廖海涛政委临终前所言交代王兰弟营长：“天黑后，你们设法突围，到溧水地区找四十六团。”廖政委临终遗言，钟国楚同志是从廖的警卫员那里了解到的。这句话完全可以断定罗、廖首长战前对敌我态势的判断与王直科长是一致的，“到溧水找四十六团”就道出了罗、廖首长事先就有党政军机关转移“先声东，后击西”，乘敌人主力集聚塘马侧后出现空隙，向西转移突围的战术考虑。有幸的是，虽然王兰弟营长牺牲了，没有将廖政委遗言转达出去，但罗、廖首长委托了能理解他们意图的代理人，他俩的意图和希望没有落空。

        第四、基于野草著《三年游击战争》回忆录。罗、廖首长”暂不转移“的决心部署，实质是一种游击战术。即敌重兵来袭，必然是分进合击。”暂不转移“就是吸引敌人主力集中于攻击塘马，当大包围圈形成塘马附近的小包围圈之前，党政军机关在作战分队掩护下向东转移， 之后再设法穿插到敌侧后的空隙地带乘隙突围。野草著《三年游击战争》回忆录中（1948年延安出版），就有这种战术的描述。”野草“即方方同志（曾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时任闽西游击区第一作战分区政委，罗忠毅同志是该分区的司令员，他同是这种战术的实践者。

       乐时呜同志《塘马战斗前前后后》中有一段话：“显见他（指罗旅长—编者注）很有把握（对已定下的”暂不转移“的决心—编者注），我本该走了，他却留下我，和我闲聊起来。他有一个宏伟的志愿，要编一本百科词典，至少要编一本军事词典，把他的军事知识和经验编写出来。他还说，只要环境允许，不等打完仗，他就想动手，叫我做他的助手。”

       综上所述，罗、廖首长的“暂不转移”决心的军事基础，就是他在闽西游击战争时实践过的游击战术。将这个“游击战术”（即罗忠毅同志的知识和经验）与罗忠毅同志正待再次实践这个“游击战术”，并想把他的战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编写成书的想法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他对已下“暂不转移”战斗决心的自信带来的镇定自若，还有着准备为抗战献身而表达遗愿的思想动机。

       史实证实，罗、廖首长指挥实践了“暂不转移”决心的前半段，王直、王胜等同志按首长意图，又继续指挥实践了“暂不转移”决心的后半段，成功地实现了党政军机关突出重围。但后者是在前者决心正确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前者的决心正确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出突出贡献”的最闪光鲜亮之处。

（三）

       罗、廖首长定下”暂不转移“的决心，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因为按常理，罗、廖判断日军是进攻国民党军，就要下“不转移”的决心；判断日军是进攻我军，我军就要“立即转移”；在是否是进攻国民党军，还是进攻我军的判断中徘徊，既犹豫不决，才下“暂不转移”的决心，待弄清敌人意图后再做抉择。这三种对罗、廖决心的理解都是错的，因为这三种决心所要采取的最终措施都是与日军“避战”。罗、廖”暂不转移“决心的最终措施是与日军作战，以牺牲新四军作战分队来保存党政军机关，是“丢卒保车”之策。古今中外，”丢卒保车“之策其中之领导意图，重来就不会告诉下级的。长征时，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打打鼓新场的弱敌，却去打鲁班场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强敌，就是要牺牲一部分红军战士，掩护红军主力三渡、四渡赤水，实现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战略目的（至今还有不少人看不懂毛主席这个”神来之笔“）。而这个意图甚至没有透露给军团长一级指挥员，以致使林彪都不理解，提出撤换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权。战争年代，在特殊情况下，首长不将战斗决心的真实意图告诉下级，并不是鲜有的事。电影《集结号》（冯小刚导演）也展示了”丢卒保车“的这一面。

       罗、廖首长”暂不转移“的决心对他俩来说，毋容置疑，全然做了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在他俩心目中，保存苏南党政军机关骨干力量比他俩保存下来更为重要。这如同钟国楚同志文章中所说的：““罗忠毅、廖海涛同志认识到，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能否安全转移，直接关系到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坚持的问题，也将对华中战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孰轻孰重，罗、廖首长心里最为明白。

没有经过实践，也没有史料可“基”。认为”立即转移“才是上策的认知，显然是唯心的。

       对罗、廖首长战前定下的“暂不转移”的决心，不是有些人认知的“没地方转移，还不如不转移”那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是主动的，灵活机动的根据当时严竣的形势所采取的一种可行的游击战术。这明显看出，没有可以看透罗、廖首长战前决心的深奥之处的功力，最终结论不得不陷入“罗廖没有从最坏的结果来考虑面临的危险”自我暇想的“死胡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