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当时群众的主要要求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抵抗敌人苛捐杂税，保持土地不被收回。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就必需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我党与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也就是游击战争能够广泛发展的群众基础。”这些话语统括起来可归纳为：人民的游击战争不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是为保护群众利益为主要目标。在保护群众利益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根据地，从而使群众的游击战争更广泛发展起来。

    闽西游击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毛泽东1937年9月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的抗日人民游击战争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豪（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内涵是：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实质是保护人民的战争。保护了人民，抗日战争就能持久，就能坚持到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从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上述说明，南方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还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游击战争积累了极可宝贵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党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工作决议》上，为什么在“宝贵的胜利”前再加上“极可”两字的原因。南方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就是人类战争的一个奇迹。

       3、“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在史上评价是一致的

    1948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方方写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序中这样写道：“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表示工农阶级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样的在抗日阶段以及当前的爱国民主革命阶段，发挥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泯的一页。”郭沫若先生是中国极具著名的历史学家，史学界的泰斗，他从史学的角度上评价,是具有历史权威性的。

    抗战胜利后，彭真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