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长期以来，史学界都是将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史分别研究。长征史从1936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就开始写回忆录了。南方游击战争史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全面展开。从整体上分析，两者是主辅关系，同时发生，同一目的，是一个整体两个部分，而后者也是为了前者的胜利在战斗。所以，应该“日月同辉”，今年同时纪念胜利9 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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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整体性的胜利

 

 

（在京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座谈会发言）

 

王东炎

 

2024.12.06

 

   本文是从红军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证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一个整体。

 

 

一、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

 

（一）掩护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湘赣、湘鄂赣游击区，赣南、闽西游击区等留在南方的红军部队，担负起了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例如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仍留30万人在中央苏区。史料记载，直接为了掩护中央红军转移，与国民党军作战达半年左右。<!--EndFragment--><!--End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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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南方游击区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

    由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和湘西北等苏区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所形成的游击区的留守红军，先后牵制国民党军累计约200万人。其中，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近80个师另20余个旅；1935年4月至1936年5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51个师另1个独立旅；1936年6月至12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20多个师另2个独立旅；1937年1月至7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35个师另4个旅。有效地减轻了北上红军的压力。

（三）南方游击区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南方十数省的敌后战场，形成了闽粤赣、闽浙赣、浙东、粤湘桂、滇桂黔、海南琼崖、广东东江、鄂东、鄂中、鄂南、湘鄂赣、皖浙赣等反日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新四军北上后，仍留下了一部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革命骨干力量，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直至海南的抗日力量全面布局。后来抗战和解放战争证实了南方游击战争所形成的这些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

1949年初，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将坚持在南方战略支点的武装力量正式确定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琼崖纵队等，各纵队人数1.6—5.8万人不等，约计20万人。同年4月到8月，又将活动在浙东地区、粤桂边地区的3支游击队分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粤中区纵队、粤桂边纵队。这为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南下西进取得全国大陆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为创造华中地区抗战新局面奠定物质基础

1、南方游击战争为新四军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当北方红军正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国民党当局却在“北和南剿”，

就是不愿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也改编成一支新军。但事实证明，南方

红军游击队是剿灭不了的。这就保证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得以迅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得以马上付之于行动，使得八省红军游击队能在半年内就完成集中整编成新四军东进抗日。

2、南方游击战争为敌后游击战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南方游击战争保存了一批有党性，有群众工作经验，又有政权

建设能力，能独当一面的骨干队伍，并使之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

经验。虽然这批骨干下山时仅有不足万人，但这批人后来不仅能打山

地游击战，还学会了打平原水网游击战，为华中抗战局面的迅速打开，

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五）对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形成产生影响 

1938 年 5 月，八路军在山西刚初步建立起 3 个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刚刚东进还没建立起根据地之时，毛泽东就在他著述的《中国

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预见到： “由于中国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毛泽东的这个正确的预见只能从南方红军大规模游击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这是他勾画抗日游击战争的蓝图，将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高度，以及用大规模的人民游击战争，来抵抗日本侵略的持久战思想形成的最基础的认知。

一、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长征胜利也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所以，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简要的说，他与长征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1937年12月13日（六届六中全会），党中央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上明确指出：南方党组织“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这充分说明南方党组织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是为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进行着游击战争。

       （一）南方党组织“形”与党中央脱离，“心”与党中央相连

    南方党组织一度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原则。具体表现在：

       1）高举起党的旗帜始终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变。

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武装斗争，个别游击区还进行了保田运动，使一部分土地仍在贫苦农民手里，并一直坚持到49年解放。

    2）派员主动积极寻找党中央和上级组织。有的还跋山涉水，不

远千里到延安与党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

    3)积极地从各种渠道搜寻党中央的消息。有的党组织虽没能联

系到党中央，但都积极开辟信息渠道，甚至以打上一仗的代价来获取

信息。

      4）认真揣摸媒体反映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变化，主动改变斗争策略。向创建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迈进。

战争中后期，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南方党组织通过不同的渠道，获悉党已经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绝大多数游击区马上改变了斗争策略，自动将党中央这一战略转变视为党中央给予南方党组织的新任务，主动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这对南方人民抗日热潮的掀起，扩大党在南方的影响，并在短时间内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起到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样规模宏大并付出巨大牺牲

    规模宏大可从以下数据统计看出：

南方游击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游击战争。全国有 14个省21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有近10万人先后加入游击队与敌人斗争。其中4个失败，17个坚持下来。17个游击区中，有14个整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还有3个坚持当地革命斗争。

    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3 月，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共约 5.8万余人。三年中，各游击区先后参加游击战争累计的红军人数约 9.7 万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八省 14 个游击区的游击队下山时只有约 0.8 万人（编入新四军），加上鄂豫陕边游击区 0.17 万余人（编入八路军）、琼崖游击区 26 人（坚持当地斗争）、滇桂黔边游击区约 0.15 万人（编入桂系军队），17 个游击区（还有四个游击区完全或基本失败）共计 1.02 万余人（南方游击区下山时的人员总数）。比先后参加战争 9.7 万余人少了约 8.68 万人，占 9.7 万人 10.5%，1.02 万人中完整参加三年苦斗的人员大约只占 25%，约 0.26 万人，占战争初期 5.8 万人 4.5%，即百人中存活下来的不足 5 人，是不折不扣的“九死只有半生”，比长征“九死一生”的比例还大。

    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的书中道： “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在南方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不完全统计约有 37 位，师团级有近百位。担负着局部牺牲的南方游击队，是怀揣着强烈的求生希望，又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的悲壮心理在浴血苦斗。如果说长征的红军战士还能“抬头望见北斗星”，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战士只能感觉到“乌云压城城欲摧”。如陈毅所云： “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叶飞和陈丕显云：“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我们象野兽一样的生活。”这是１９４４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的话。南方游击战大大超过了人的生存极限，是在野兽的生存条件下存活下来的。

    从大量的回忆中可知，南方游击队非战斗减员极多。有高寒缺衣，又不能生火取暖（为避免暴露目标）致冻死者；有经常缺粮断炊，只能以野菜、草根、树叶充饥致饿死者；有缺盐，只能土中取“纳”或野花（有咸味）泡水喝，体内缺錪而死者；有缺医少药，伤口感染或疾病致死者；有野菜充饥，中毒致死者；有生吃食物，致肠梗阻致死者；有吃牛粪中残存谷粒者；有风餐露宿，毒蛇咬伤中毒致死者；有饥寒交迫，走路晕厥摔下悬崖致死者；有营养不良，体力不支致河中淹死者；有受伤无法医治致痛死者；有因长期饥饿突然遇到“美食”噎死者；有在山林中解手被老虎吃掉者 ......游击战中面临各类死亡威胁的心理感知度是相当恐怖的。

至今，在所有的史料中，没有找到一张南方游击战争时期游击队下山前留下的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说明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一点闲暇的休整时间，这在中外现代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坚持这场战争的人长期没有正常心理和生理调节的时段和条件。

       （三）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南方游击战争可与之类比

         1、用毛泽东《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点来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1）“颇为新鲜的事情”指的是刚结束不久的南方游击战争，因为人类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象中国南方“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

    2）这段话中，前面先提到的“这件事”，是指南方游击战争，后面提到的“一事”是指抗日游击战争。意即南方游击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创造的，必然还会创造出一个“又广大又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

    3）“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意即创建敌后根据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是决定抗日战争能否持久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从长征看到了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从南方游击战争看到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是战胜敌人的法宝。

       2、南方游击战争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最先践行者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基本思想。他是在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的。在南方游击战争中，首先被有些游击区的领导人所领会。

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合著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就提到：“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所谓‘群众性’，是要使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活动，而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群众斗争，......。”“所谓‘胜利的’，就是奉行毛主席多年来规定的游击队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不打。不仅要打全胜

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当时群众的主要要求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抵抗敌人苛捐杂税，保持土地不被收回。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就必需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我党与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也就是游击战争能够广泛发展的群众基础。”这些话语统括起来可归纳为：人民的游击战争不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是为保护群众利益为主要目标。在保护群众利益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根据地，从而使群众的游击战争更广泛发展起来。

    闽西游击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毛泽东1937年9月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的抗日人民游击战争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豪（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内涵是：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实质是保护人民的战争。保护了人民，抗日战争就能持久，就能坚持到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从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上述说明，南方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还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游击战争积累了极可宝贵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党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工作决议》上，为什么在“宝贵的胜利”前再加上“极可”两字的原因。南方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就是人类战争的一个奇迹。

       3、“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在史上评价是一致的

    1948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方方写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序中这样写道：“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表示工农阶级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样的在抗日阶段以及当前的爱国民主革命阶段，发挥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泯的一页。”郭沫若先生是中国极具著名的历史学家，史学界的泰斗，他从史学的角度上评价,是具有历史权威性的。

    抗战胜利后，彭真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1937年12月13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