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文化竞争力研究

 

                           ——浅析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红土地文化精神传承与时代创新”论坛发言 

                      

                                         王东炎

 

红土地文化是我省特色文化之一，是土地革命时期产生形成的文化。当时，土地革命制度与封建土地制度不仅在生产关系上产生激烈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制度派生出来的文化也产生过激烈的搏弈。红土地文化以其竞争力的压倒优势，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什么红土地文化竞争力会那么强，这是当代人应当研究的。但研究不能从历史到历史，要从历史中找出规律，指导和影响现代。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了，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现象必然要显现出来，所以本研究还要延伸到当代。红土地文化的焦点是“土地”，从“土地”併发出革命，所以红土地文化当年具有政治的属性。本研究先从政治文化角度开始分析。

             

                                    一、政治文化竞争力理论浅析

 

（一）什么是文化竞争力？概括地说，就是若干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相互排斥又相互作用，继而在影响力、推动力、导向力（统称竞争力）上产生的博弈。

（二）人文文化的种类

     人文文化大致分为：一是政治文化，二是历史文化，三是民俗文化，四是宗教文化，五是行为文化，六是文学艺术，七是哲学思维······。例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属政治文化范畴。福建客家、马祖、闽南、畲族文化等就是民俗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等就是宗教文化。中国儒家文化历史上曾是政治文化，现代已成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文化。红土地文化在历史上是反封建制度的文化，所以历史上是政治文化，当代属带有政治性的历史文化。

（三）政治文化与哪些文化具有竞争关系？

和诣的人类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各种文化之间并不是都有竞争关系。政治文化只与政治文化之间才产生竞争关系，相互可以局部包容，但不可能共荣。政治文化与非政治文化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某种非政治文化上升为政治文化后，与其他的政治文化就会产生竞争关系。

   （四）竞争力强的政治文化基本特征

    竞争力强的政治文化基本特征：一是历史延续性，二是内在凝聚性，三是自我创新性（下简称“三性”）。某个时代“三性”作用最强的政治文化，就是竞争力最强的政治文化，也就是主流政治文化。“三性”不强的政治文化即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

    

        

                                                                                            二、红土地文化竞争力历史规律浅析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土地文化因为与封建制度文化是激烈的竞争关系，所以性质是政治文化。当年红土地文化的竞争力，与封建制度文化相比，占有明显优势。为什么红土地文化竞争力能够占有优势呢？

（一）历史延续、内在凝聚、自我创新性作用于竞争力

纵观古今中外，政治文化的“三性”特征对政治文化竞争力各有其作用。影响力产生于历史延续性；推动力产生于内在凝聚性，导向力产生于自我创新性。其相互关系如下所示： 

历史延续性——影响力

内在凝聚性——推动力

自我创新性——导向力

    1、历史延续性产生影响力。历史证明，政治文化保持延续的态势越长，取得的社会效益越好，其影响力就越大。当年红土地文化就是历经了两个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阶段，虽然抗战期间中断土地革命，但其文化基础因子依然存在，以至到解放战争时，红土地文化马上延续下去，直至建国后的前3年。相比较，在此期间，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一直处于摇摆状态，实行着一方面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又想减租减息，或局部搞些不符合当时国情的土改（赎买地主土地），当出现阻力时，又不了了之。

2、内在凝聚性产生推动力。历史证明，政治文化在特定人群中信念程度越深，同时被其吸引的人群范围越广，所产生的行为推动力就越大。当年红土地文化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人群中，具有高度的信念自信。同时，被红土地文化所吸引的人群，占苏区人口的80%以上，所以红土地文化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当时，虽然封建制度的势力还很大，但中国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维护封建文化的人数也只占少数，既使在国民党高层，也有反对封建土地文化的。所以封建文化势力不可能以巩固其内在凝聚力来对抗红土地文化。红土地文化战胜封建制度文化是大势所趋。

3、自我创新性产生导向力。历史证明，政治文化要有生命力，就必须在传承的同时并得到创新。政治文化内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才可能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产生社会进步导向力。红土地文化的历史进程，是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正确战胜谬误，在前进中不断产生新认识、新做法的过程。如当年的土地法就是从井岗山到兴国，从兴国又到闽西，又从闽西再到赣南，在实践中不断地修缮，继而引导土地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相比较，国民党在土改方面是一遇到阻力就退缩，不敢触碰地主阶级的利益，以至对社会产生不了导向力。

（二）思想传播、政策公信、环境创造力支撑“三性”

历史证明，红土地文化的“三性”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挥作用的。要充分发挥作用，则要依靠思想传播力、政策公信力、环境创造力（下简称“三力”）来支撑，才能发挥出“三性”潜能。其相互关系如下所示：

思想传播力——历史延续性——影响力

政策公信力——内在凝聚性——推动力

环境创造力——自我创新性——导向力 

1、思想传播力支撑历史延续。红土地文化的思想传播力即指土地革命的资源开发、国民教育、精品力作、制度制定四者的力度。土地革命历史证明，四者综合的力度越大，越持久，政治文化历史延续就越长，即而造成的影响力就越大。

    思想传播力——资源开发，国民教育，精品力作，制度制定 

1）资源开发。这里讲的资源开发不是土地开发，而是对人的资源“开发”，即将土地革命的火种在贫苦农民中燃烧起来。红土地文化是在八十多年前产生的，最初只是星火相传。由于当时在中国贫困的农村，遍布“可以燃烧的干柴”，所以土地革命出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短短几年，中国南方即呈现出土地革命的燎原之势。土地革命资源不断地被开发，是红土地文化延续的催生剂。

2）国民教育。人大致在七岁到十八岁，是思想可塑性最大的年龄段。当年苏区政府一建立，就开始创办列宁小学。土地革命的思想，在一个个还没成年的贫苦孩子脑中生成。以这些贫苦孩子为主体组成的工农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逐步成为了土地革命的坚强骨干。在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段，正是以这些贫苦孩子为主体，坚持了革命斗争，支撑着土地革命红旗不倒。土地革命的国民教育是红土地文化延续的强心剂。

3）精品力作。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是媒体宣传，精品力作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红土地文化作品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由于苏区多地处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90%以上农民，100%的劳动妇女不识字。书报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很难为群众接受。所以精品力作不是表现在书本作品上，而是表现在群众易于接受的形象宣传的形式上。如思想性强，内涵深刻的漫画、戏曲、山歌、民间舞蹈、“活报剧”等。只要能让群众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也能看懂，易于接受，并且还可以使群众有意无意地为革命去传播，这就是精品力作。土地革命的精品力作是红土地文化精神延续的催化剂。

    4）制度规范。土地革命时期，以“土地法”为代表的各项法规制度就规范起来了，规范的土地制度更能显示制度的优越性。规范的土地制度，使土地革命不仅具有反封建土地文化的革命性，还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建设性。规范的土地革命制度使红土地文化熏染成效显著。尤其是在贫苦农民中，产生了摆脱农民无产者的个人主义，为保卫土地革命成果的中坚分子。这为长期延续红土地文化的生命力奠定了人力基础。土地革命的制度规范是红土地文化延续的强化剂。

2、政策公信力支撑内在凝聚

政府公信力的内核是政策公信力，即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下简称政策）价值取向、公共质量、合法合理、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判定。土地革命历史证明，政策公信力强，则内在凝聚力强，因而文化推动力就大。

政策公信力——价值取向，公共质量，合法合理，利益分配

1）价值取向。《井岗山土地法》确立的原则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仅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一切土地禁止买卖。这些超历史阶段的做法，反映出不是完全以农民为价值取向。因此，当年井岗山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参加红军的人数按比例来算不高，土地革命在周边发展也不快。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制定《兴国土地法》时，改变了土地政策，形成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完全以农民为价值取向了。这才使中国共产党从此寻找到了真正的革命盟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队伍才得以形成。土地革命经验证明，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错了，政策就是错的。

2）公共质量。政策的三大支柱是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三者融合达成政策的公共质量。土地革命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星火燎原”的程度，土地政策公共质量比较高是重要原因。当年土地分配是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肥地瘦地搭配，中农不没收土地。特别是苏区干部家庭也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达到了在根本利益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所以这种阶级利益一致的政党、政府、军队和农民组织内，内部凝聚力胜过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当年红土地文化历史表明，政策的公共质量高低，必然反映出一种文化现象，即公共质量高，群众的向心力就强；公共质量下降，群众的向心力就差。

    3）合法合理。闽西土地革命初期，按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家庭人口分配土地，土地的好坏也相互搭配。合法又合理的土地政策，曾使闽西苏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由于左倾错误，后来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因“反富农路线”，出现了反富农就反到中农，有一点剩余，也将其划分为富农的成分。这种做法上的不合理，使农民都怕当富农，以至不愿多做工多生产，怕产生生产剩余。其后果是许多田地荒芜了，果实无人去收，什么菜与麦也很少人种，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政策肯定要合法，但在具体做法上不合理，合法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土地革命时期政策实践表明，每个人都会对其所面临的情况，在手段方法上采取优化选择，以趋利避害。人们针对政策法规，所采取的优化选择，会直接反映出人心向背的文化现象。

4）利益分配。1927—1937年的民国经济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是经济还是在持续波浪式地发展。到1936年，经济发展还是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但是民国政府并没有因此提高了公信力，这是因为民国政府所施行的利益分配政策，没有使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农业丰收地主受益，贫苦农民没有受益。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所实行的政策，使占苏区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了生存、劳动、报酬等权力。贫苦农民受益了，所以苏区政府的公信力很高。这就不难理解，土地革命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起来。土地革命历史证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民生没有受益的经济发展，不会给社会带来物质文化的进步。利益分配的公与不公，直接关系到政策公信力的高低，以至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

3、环境创造力支撑自我创新

历史证明，只有创造了新的社会环境，新生事物才可能生长。顶层设计、理论创建、机制建立、舆论拓展是环境创造的四个要素。

环境创造力——顶层设计，理论创建，机制建立，舆论拓展

1）顶层设计。为什么红土地文化能够在土地革命时期能创造出来，首先是“打土豪，分田地”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要求上层建筑要适合于经济基础。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顶层政治文化设计。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顶层政治文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这个设计在很长时间内相匹配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所以封建度文化曾达到相当的繁荣。

    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顶层政治文化设计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设计适应了“打土豪，分田地”所创立的经济基础，两者共同创建了新环境，所以红土地文化在这个新环境中，得以创新发展。红土地文化历史证明，顶层设计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造就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适应经济基础的文化顶层设计出来了，才可能有创建新文化的社会环境。

     2）理论创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王的统治，但没有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在这种的情况下，他在农村搞民主选举就只能以失败告终。所以失败，就是当时农村还没有推广民主文化的环境条件。而民主文化的环境，首先需要有反封建土地制度的理论指导为前提才可能创造出来。

    当年红土地文化是随着土地革命理论发展而生长。毛泽东同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就是在创造红土地文化生长的思想环境。红土地文化历史表明，只有正确理论才能创建出能够保障文化创新改革的思想环境。

3）机制建立。运行机制是指某个组织，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促使与本组织相关的社会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传导和反馈等所施行的运作方式。内部思想统一、内外协调有序、相互配合有力就是高效能运行机制的体现。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时创立的一套运行机制。在这套有效机制运行环境下，中央苏区曾达到鼎盛。后期，由于党内左倾路线影响，在思想、组织、军事、统战路线上出现了许多错误，三大法宝这一运行机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结果使红土地文化几乎夭折。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延安整风，纠正了左倾错误，三大法宝机制运行环境得以恢复，所以党实现了夺取抗战胜利的目标。红土地文化历史证明，好的政策在好的机制运作环境下，才可能达到好的效果。好的政策和制度集合配套，又是建立好的机制运作环境的前提条件。

4）舆论拓展。所谓舆论，是指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相近的人群，对某种事情所产生的大体相近的言论、看法、议论、评论、说法和态度等。舆论拓展是针对经济、政治地位相近人群，以达到共识的目的所进行的宣传。媒体传播再广泛，没有使大多数经济、政治地位相近的人群知道并形成共识，舆论拓展也是失败的。舆论拓展是在创造一个地位相近人群共识的环境。

    土地革命中产生的思想文化关键是要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认可和共识，所以土地革命时舆论拓展大多是在贫苦农民中去开展。一九二九年五月，红四军到达闽西，短短几个月，土地革命便在闽西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说明当时闽西土地革命的舆论拓展在广大贫苦农民中取得了共识，并积极拥护。红土地文化历史证明，舆论氛围也是创造新文化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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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代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竞争力浅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经济建设发展中，与农村土地相联系的建设项目层出不穷。以农村土地为焦点的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因此，研究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显得十分迫切。

   （一）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性质

土地革命时期还是一个完全私有制的社会，苏区实行的是土地农民所有制，红土地文化体现的是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化。当代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下简称特色土地制度）仍保持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国家（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但有使用权和经营权，土地使用带有私有成分。改革开放之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生产力发展较快地区，大量农村土地以租赁或股份或拍卖等形式的转移，出现土地集中经营。土地转移还是保持着所有制公有，使用经营权私有。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下简称特色土地制度）是根据当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确立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证明，特色土地制度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外现行制度不会导致历史上封建社会没落时出现的封建土地兼并而造成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土地完全私有化造成的土地资源重组配置的困难。现行土地制度能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可以肯定现行土地制度是先进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优越性还有待充分发挥出来。

    （二）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的竞争关系

当代在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土地权属问题上，不存在私有土地，只存在使用权的私有性。然而与土地革命时期不同的是，现行土地制度在大陆，没有对立的土地制度。所以在制度领域内没有搏弈。由于改革开放，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使公有制为主体的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下简称特色土地文化），必然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化（下简称资本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要产生思想文化性质的搏弈。所以，特色土地文化是以公有所有制与私有使用经营权分离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化。当代，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文化产生倾向性意识是客观存在的，有部分人在这方面的意识甚至是强烈的。

    

       （三）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的竞争状况

当前特色土地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占有明显优势。在特色土地文化的思想传播、政策公信、环境创造力上都显得乏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下面即从思想传播、政策公信、环境创造“三力”上综合分析：

思想传播力。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转移，可以说对农村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大量的，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果，是世人曙目的。但对人的资源开发不尽人意。当前特色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及文化的先进性，在人们的脑中并没有形成意识。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时，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并在全国普遍进行了教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哲学理论上更使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性深入人心。但施行土地转移后，优越性在哪，先进性在哪，在国民教育中这方面的内容基本没有，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精品问世。教育宣传的缺失，加之在土地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现实矛盾，使当代土地制度还没有以其优越性将创造新文化的建设性作用发挥出来。

政策公信力。当代土地制度具有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但因现行土地政策公信力不高而没有显现出来。农村土地利益分配政策的价值取向在国家、开发商、集体、个人四者间，明显价值取向是国家和开发商，其次是集体，最后是个人。重集体轻个体、重国家轻社会的“大河有水小河满”观念，影响到对农民群体民生的注重。例如国土资源部（2004）《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年产值倍数，应按照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按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30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在简短的文字中，三次强调了土地利益分配中农民仅限于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而政府获得的是土地平面增值效益，开发商所获得的是土地空间的增值效益，两者都大大高于农民所得的利益。如2012年，政府土地收入2.85万亿，土地税收1.1万亿，合计3.95万亿。开发商收入1.6万亿。现行的国家土地利益分配政策显然有失公平，造成的实际后果是“大河水涨小河浅”的状况。土地纠纷频繁发生的文化现象与政策公信力不强是有直接联系的。

环境创造力。改革开放之初，小岗村农民之所以敢于首创个人承包土地经营并获得成功，首要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造了解放思想的社会新环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顶层设计，在联产承包中，使“万元户”首先出现在农民中。后来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出现了“土地转移，“先富带动后富”的顶层设计却没有实现。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只是大多数不是农民。据2012年统计，土地转移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工到2012年人均月工资仅在2200元左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使大多数农民工目前还处在保持原有生活水平无力致富的社会环境中。这就使特色土地文化理论创建不得不滞后，运行机制也随着不完善的土地政策在惯性运行，舆论拓展反更使农民不满意。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这必然会使农民对特色土地制度优越性产生怀疑，而对已经深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文化思潮产生倾向感。

综上所述，党中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个危险”不是危言耸听。

（四）怎样提升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文化竞争力？

红土地文化产生于八十多年前，虽然他曾是政治文化，但历史演化至今，已成为历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红土地文化竞争力的所反映出的历史规律是应该遵循的。特色土地文化是当代政治文化，他与当年的红土地文化同样具备“三性”。“三性”作用要得到充分发挥，同样需要“三力”来支撑。但是简单地在“三力”12个要素上下功夫，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当年红土地文化的“三力”后面，还有三个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这三个因素是：政治信念，追求公益，平衡利益，其相互关系是：

政治信念——思想传播力——历史延续性——影响力

追求公益——政策公信力——内在凝聚性——推动力

平衡利益——环境创造力——自我创新性——导向力 

    1、政治信念在思想传播力上起决定作用

当年创建红土地文化时的思想传播力为什么那么强而有力？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群体，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群体，具有坚信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土地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邓小平同志曾十分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100年不动摇。特色土地文化是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我党作为引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应该毫不怀疑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信念坚定的基础上，思想传播才能广泛弘扬，国民教育才能正确有力，精品力作才会层出不穷，制度规范才能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党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体制自信。十八大指出的三个自信，正说明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同志缺乏自信。为什么缺乏自信？主要原因有两个：

1）当年土地革命在政策制定和施行中，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磕磕碰碰中不断修改完善的。现行的土地政策肯定不是尽善尽美的。就是因为存在缺陷，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迷惑了许多人。对到底是否道路选错了拿不准，因而就没有了自信。

2）三个自信，底气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对道路、理论、制度的自觉和客观认知。就特色土地制度而言，认为它优越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制度，这就是底气。由于我们理论创建滞后，许多人对优越性在哪认识不清，所以底气不足。

    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认知不是一般事件的观察认知，不是一种对某件事情正确与否的论证结论的认知，而是不被当前的负面现象所迷惑，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未来前途具有前瞻性的洞察认知。当年土地革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共产党内就出现过三种人，一种是对革命动摇的人，一种是脱离革命的人，一种是信念坚定的人。他们的差别就在于有否认知上的洞察力。

对于当代特色土地文化如何洞察呢？

1）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九十多年的历史，没有哪个时期是平安渡过的，总是处在社会问题众多，内外部矛盾重重，甚至是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奋斗。但一次次都化险为夷，一个个错误都得到改正。历史证明，我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党现在面临“四个危险”，但要坚信党中央一定会总结经验教训，必将更加健全、更加理性、更加智慧；主观更加符合客观，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政策更加符合民意，能及时纠正小的失误，避免大的失误。

   2）当代在土地政策上的确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已找到了土地利益分配政策上根本问题在哪里。政策研究表明，根本问题就在“征地补偿款与国家土地出让金相差太大，农民集体土地的价值不能平等交换”的政策偏差上。对于这个偏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在2012年11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额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这可以看出，土地政策上的偏差是可以纠正的。这也说明现存的社会问题，不是政体和国体根本制度上有问题，不是特色土地制度的所有制有问题。 

2、追求公意在政策公信力上起决定作用

当年在创建红土地文化时的政策公信力为什么那么强？主要原因就是制定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贫苦农民同属被压迫阶级，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制定的政策可以做到公正和公平。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各自处在不同阶层。一般而言，现在制定政策的共产党人与普通农民群众不在一个阶层。由于阶层利益的不同，导致在政策制定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本阶层利益或能实现某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倾斜。十八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句话就是要求制定政策必须做到党性与人民性保持一致，要不分阶层地以全体公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围绕“公共性”这个中轴来制定运行政策。政策制定要坚决抵制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还要排除自身利益缠拌。对于农村土地政策，特别注重农村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公益性强的政策有如下明显的文化特征：

1）政策所针对的群体，大多数对政策积极拥护，主动地执行政策的有关条款。遇到执行上的矛盾，政府可以在原则基础上，能用灵活性的办法化解，使群众口服心服。

    2）有些政策虽上了法律层次，但不合理。在意识到其中不合理后，能够及时地修改政策，不会使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如果问题累积，就可以肯定政策有问题。

3）“追求公益”的政策都遵循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任何一个系统运行，只能为实现或服务于一个目标而努力。当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说明努力实现的目标只能是人民物质文化需求，而不是GDP。

   公益性强的政策取决于价值取向正确，公共质量的高启，合法合理的度量，利益分配的平衡。

    3、平衡利益在环境创造力上起决定作用

当年在创建红土地文化时的环境创造力为什么那么强？不破不立，首先是打破了地主阶级这个利益集团在中国农村的封建统治，创造了一个贫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的社会环境，使红土地这个新文化得以成长。

当代中国还有没有利益集团，肯定说是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集团的危害在于：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导致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的稳定。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部分利益主宰权，还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对立法、执法、司法的影响），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顶层设计的“先富带动后富”就根本带不起来，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升会受到阻碍，解决民生问题的运行机制根本就运行不起来，舆论拓展只会使群众越来越不信服。

特色土地文化要真正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先进政治文化，无疑需要消减利益集团势力，使即得利益能平衡于社会。当然，这不是土地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打破，而是要运用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法制规章来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公平竞争；平等交换；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实质都是为未来创建一个利益平衡的社会环境而提出来的。在创建利益平衡的理念下，才会有“共同致富”的顶层设计，才会有时代创新的正确理论，才会有公平公正的机制建立，才会有符合公民利益的舆论拓展。这才能使特色土地文化不愧是传承了红土地文化精神，符合时代发展的有强大竞争力的新文化。

前不久，党中央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号角，从公报来看，党中央提出的改革方针的针对性很强。对多年来，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措施。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率领我们取得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