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之滨———

我与新四军七师印刷厂 

吕起

去年， 全军印刷工业协会授予我 “印刷事业特别贡献奖” ， 拿着这沉甸甸的荣誉证书和奖牌，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 也是与我共同战斗全体战友的荣誉。我从事印刷工作一辈子， 亲身经历了那刻骨铭心的艰苦创业历程， 也亲眼目睹了老一辈印刷战士为我们党的印刷事业英勇奋斗的感人精神。在当前形势下， 很有必要将这一历史真实还原， 以便激励教育后人。 

我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严桥镇草庙村， 是一个地地道道以土地和湖田为生的贫苦农民家庭， 家中排行小六， 从小跟随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和农耕， 全家老小唯一供我读了几年的私塾， 识一点字，有一点文化。当时， 我所在县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曾在这里打过游击， 群众基础较好， 抗战爆发后，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入该地区，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同时， 积极发动群众， 大力发展抗日武装， 迅速恢复和巩固巢无抗日游击根据地。记得我初次接触革命是十二、 三岁那年， 当时我家有一个伯父叫吕惠生， 他是皖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时任无为县县长、 皖江行政公署主任， 他素与我家有来往， 遇到恶劣气候或特殊情况， 经常在我家或严家桥附近住下， 时常听到他与家人讲一些筹粮或发动群众之事， 我平时也很爱和伯父接触， 听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和抗日故事，也愿意为他做一些事， 跑跑腿， 时间长了就慢慢地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有所了解，特别是伯父凭着他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 不遗余力的为部队筹粮饷和枪支弹药， 还为无为东乡溏家沟等地百姓修建固堤， 解决水患， 深受百姓欢迎， 当地为纪念他的功勋定名为 “惠生堤” 。1942 年 14 岁那年我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游击纵队，由于当时反扫荡斗争的日益残酷，加上我年龄较小， 到部队后不久， 上级让我暂时回家等候并搜集一些情报。伯父对我参军非常支持， 他对我说：“出来工作应该有个好名字，你喜欢三个字的名字， 还是两个字的名字。” 我说：“喜欢两个字的。” 他深思了一会，然后对我说：“共产党让我们翻身得解放，我们吕家起来了，我看你就叫吕起这两个字好不好？” 从此， 我就叫吕起了。刚入伍的时我在无为文工队工作， 1943 年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区党委决定加强七师印刷所的力量， 由于我有点文化， 被抽调到印刷所工作， 当听说抽我到印刷所， 主要是从事印刷 《大江报》 时非常高兴， 因为 《大江报》 是江北游击纵队 《战鼓报》 、 七师 《战斗报》 和我伯父创建的 《新无为报》 三报合并而来。伯父听说我到印刷所工作，还特意来看我， 并对我说：“印刷所工作艰苦， 要求高， 一定要认真学习， 好好干， 把 《大江报》 印刷好。”就这样我和印刷结了缘。我最后一次见到我伯父是1945 年北撤山东前期，我们印刷完了《大江报》 第507 期后，向当地乡亲散发了《新四军告皖江民众书》 ， 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亲人， 告别生育、 抚养过自己的故土， 准备北撤。惜别时， 所领导得知我母亲生病的消息， 叫我回家看一看， 我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路， 来到卧在病床上的母亲身边， 骨肉之情别时更重，我感到母亲为我擦汗的手瑟瑟地颤抖， 但她的声音却那样的坚定：“孩子， 你走吧， 不要想家， 跟着共产党好好的干!记得你惠生伯父的话，要像他那样做人。” 从家回来后， 特意向伯父告别，不想突然听到伯父带着 30 余人走水路北撤时遭截被捕， 被捕后面对敌人严酷拷打， 威逼利诱， 始终大义凛然， 大义不屈， 他在狱中留下的绝命诗中写道，“忍看山河碎， 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 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 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 竟死我何求！ ” 他就义时时年 44 岁。 伯父英勇就义， 对我触动很大，从那后我暗暗下决心要牢记伯父的话， 跟党走， 要为伯父报仇， 打倒国民党， 建立新中国。 

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区党委非常重视， 一方面从部队和其他方面抽调有文化的同志加强技术力量，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为其购买必须的印刷设备和物资， 保证印刷任务正常完成。由于新四军七师是野战部队， 大小战斗不断， 我们随军转移和流动， 再加上印刷所当时人员少、 设备差、 缺油墨、 少纸张、 环境苦、 任务重， 所以工作环境和条件异常艰苦， 不管是在皖江的石涧埠、 朱家洼、 郑家衡、 簸箕场， 还是在北撤山东经过的水路以及转战山东的临沂、 滨海、 惠民等地， 我们既要承担部队和地方的大量的书籍、 文献、 表格和宣传品等任务， 还要保护好印刷设备。记得有一次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从南京购买一些设备， 除铅印机之外， 还包括铸字炉， 和各种字号 6600 个铸铜模， 这些重达 3 吨的印刷物资， 运用各种关系， 经过各种哨卡才顺利运到驻地， 我看到这批新的设备到来， 兴奋地反复擦拭， 亲自动手制作了字盘、 字架， 对于这些设备， 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保护它， 转移时肩扛背驮， 遇敌时就地掩埋， 生产时迅速安装， 不用时细心维护， 保护这些设备完好无损和正常运行。当时我们的工作条件也比较艰苦， 机器转动全靠手摇脚踏； 铅字均用手撰刻，我当时就干排字和刻字， 乡间的茅草房又矮又潮又暗， 拣字时几乎把眼睛贴在铅字上， 累得眼睛又红又肿， 直淌眼水， 我为了学好刻字， 常常在拣完字后， 拿着刻刀、 毛坯回到房间继续练习刻字， 有一天夜里， 我在油灯下练刻字， 同屋的邵晋荣同志大声喊我， 我一抬头， 我的头发烧焦了一大块，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久我刻的字就得到大家称赞， 所里还把我评为模范。在北撤山东时， 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皖江人， 越往北走水土越不服， 这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依然也十分想念家乡， 掂念病中的母亲， 但我更明白我是一个革命军人， 临行前母亲嘱咐的话已铭记在心。经过二个多月的昼夜兼程， 长途跋涉， 我们水陆两地人员终于在永峰镇会合， 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阴， 由于表现突出， 在行军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 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在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外， 还要积极参与当地的工作队、 生产队、 宣传队、 土改队。特别是在 “创功立模” 活动中， 我还立了两个小功和一个三等功。这一件一件的大事、 喜事， 我非常非常想给家里说， 但战争时期怕敌人报复始终没能与家中取得联系， 后来我的战友邵晋荣到抗大学习时， 我们去看望他， 我将家中的地址、 亲人姓名留给他， 他写信给我家， 这样才联系上， 后来我得知， 解放军渡江时， 母亲每天都去看我是否回来， 一连一个星期也没有看到， 没想到我母亲也常常挂念我远离家乡的儿子。 

济南解放后， 9 月 26 日这时已改称为山东军区政治部印刷厂也随即迁驻济南，除 20 余名随军南下外， 我与其他同志一起继续留在印刷厂建厂和创业。随着工厂从供给制、 半供给制向包干制过渡， 在人员少、 设备差、 资金紧和保证军品印刷任务完成的情况下， 加强了综合管理和制度建设， 实行了独立核算， 顺利实现了保本自给。我由于努力工作， 荣立了二等功。后来我担任了厂级主要领导， 带领全厂职工继续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勇于进取， 大胆改革， 企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克服 “文革” 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在总后和济南军区以及政治部首长支持关心下， 解放思想， 在完成军品任务前提下， 积极引进先进设备， 努力开拓市场。记得当时总政组织各军企部分领导到大庆、 大寨和澳门学习参观， 在大庆我们学到了大庆人 “三老、 四严、 五个一样” 的科学管理制度和铁人苦干、 实干、 巧干的精神： 在大寨我们学到了大寨人开山劈岭、 修建水堤、 战天斗地感人事迹； 在澳门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一流的设备带来的技术革命。回来后， 我们自找差距， 专门写了调研报告， 并提出了一些设想， 济南军区原政委肖望东和后勤部领导亲自听取企业汇报， 并在经费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决定引进先进设备。在首长的支持下， 我们不仅建设了现代化厂房，先后引进和更新包括电子分色机、四色胶印机、 胶印轮转机、 双色胶印机、 胶印联动机、 胶钉联动机、骑马订书机等在内一批先进印刷设备，基本实现“制版电分化、 印刷轮转化、 彩印多色彩化、 装订联动化” 目标。还提出了 “在质量上胜人， 在价格上赢人， 在服务上感人， 在信誉上服人” 的经营方针和“立足山东、 面向全国、 眼盯国际市场” 的战略思想。以 “按时、 优质、 价廉” 的旗帜， 打入市场。特别是承印 《前卫报》 杨得志下连队时， 夜里 11 点准备印刷，由于图像不太清晰， 决定重新制版， 大家都觉得难度大不好解决， 但我们克服重重技术困难， 经过反复的电子分色制版终于制版成功。这种雷厉风行，行动果断， 不见成效， 绝不松手的精神， 《前卫报》 用一版作了专题报道。 1984 年我们承担政治任务承印杨得志 《横戈马上》 传记， 我们以最快速度提前完成， 我亲自送书到北京， 军委杨得志总参谋长在北京三座门总长办公室亲自接见我， 并宴请和合影留念， 回济南后总长还派专人给土特产， 称赞我这个新四军老战士办事认真， 效益高。由于我们抢抓机遇，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 创全军印刷行业经济效益第一名， 企业也多次荣获经济效益先进单位、 技术进步先进单位、 省级先进单位、 全军先进单位等， 1989 年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 

（本文作者济南军区政治部原生产办主任兼72132 厂党委书记、 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