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父亲母亲生养培育我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苏中、苏北解放区即成为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七战七捷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北移山东前,留下了以管文蔚伯伯为司令员的7纵(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1纵),孤悬敌后,坚持斗争。
1946年9月23日,以三个地方团组成的7纵31旅在苏中东台县成立,父亲由二师6旅副政委调任31旅政委。31旅一成立,一系列的大仗、恶仗接踵而至。首先,就是在敌众我寡、装备落后情况下进行的通榆线阻击战。粟裕同志对管文蔚伯伯交待:“你们一定要在东线把敌人牵制住,不让敌人从东侧向两淮进犯。”邓子恢同志也一再叮咛:“陈军长等已决定在北边打一两个大仗;你们一定不能让东面那路敌人过来,千万千万。”根据华野指示和纵队命令,父亲和旅长段焕竞叔叔率部在海安以北、盐城以南公路段,阻击进犯之敌。经节节抗击、反复拼杀,31旅超额完成了作战任务,有力地策应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宿北、涟水地区的作战行动。
1947年5月15日,11纵32旅在苏中台北县洋岸灶成立,父亲调任该旅政委。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和旅长吴咏湘叔叔率部坚持苏中,积极打击敌人,先后向海安、李堡、栟茶、丰利等地国民党军队和土顽据点发起进攻,攻克据点20余处,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军的“扫荡”、“清剿”,改变了苏中对敌斗争的形势,打开了南线敌后斗争新局面,配合了山东战场和中原战场的作战,迎接了大决战的到来!
1948年初冬,父亲率部来到了徐州。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文化名城,汉文化和中国佛教的发源地,汉高祖刘邦的故里,中国第一位养生学家彭祖的故国,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都,享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和“一代帝王乡、千古龙飞地”的盛誉;徐州,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和商贾云集中心;徐州,我们刘家的血脉之源,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刘氏宗祠的家谱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彭城刘氏”!
淮海战役中,彭城刘氏的后裔在故乡参加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决战。当黄伯韬兵团被我4纵、6纵、8纵、9纵合围于碾庄圩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从徐州方向出动,星夜沿陇海路两侧向东驰援。11纵奉命离开东路战场,急赴徐州以东地区,阻击东援之敌。32旅赶到黑山一带,赶筑防御工事,担任阻击任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为了靠前指挥,旅指挥所就设在战壕后边,借破烂的小草房作指挥所。黑山阻击战的激烈程度和困难的环境,是32旅参加淮海战役中最艰难、最激烈、伤亡最大的阶段。战斗在荒野中,冰天雪地,非常艰苦。经过十天浴血拼杀,11纵和兄弟纵队一起,终于把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部队阻击在离包围中的黄伯韬兵团30华里以外,保证了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宣告我军在淮海战场上首战告捷。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11纵改编为第三野战军29军,父亲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支苏中子弟兵,跨长江、战上海、克厦门,一直打到祖国的东南边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和组建海军、空军及特种兵的需要,于1950年10月决定撤销29军军部,各师改建其他军兵种。时任军政委的父亲,于当年12月调任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后改称华东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后于1952年9月任政委),折返北上,又回到了徐州。
建国之初,为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华东军区的坦克部队有了飞跃的发展。1950年秋,成立了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由原来的一个坦克师,逐渐发展为两个坦克师、两个训练编练基地(师级)、三个独立坦克团、一个水陆坦克教导团,还为十几个步兵师组建、装备、代训了坦克自行火炮团。父亲到任后,克服文化水平低、缺乏技术知识的困难,非常认真地虚心学习,和首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伯伯、继任司令员刘涌叔叔一起,为建设华东军区装甲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3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新技术兵种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为装甲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52年10月,父亲在徐州迎来了毛泽东主席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35年后,他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0月27日下午,向明、刘涌、华诚一、张光忠和我,一起到徐州北站叉道迎接主席。我们刚到不久,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站台。车停稳后,主席满面笑容地走下火车,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随后下了车。向明向主席介绍道:“这是华东装甲兵司令刘涌,这是政委刘毓标。他们都当过红军。”主席一边和我们亲切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好。”向明又说:“请主席到装甲兵司令部去休息,那里安全也有暖气,都准备好了。”主席笑着对我们说:“我看就莫去了,去了会给你们添麻烦,搞得鸡犬不宁。就住在火车上好!今天没有什么安排,你们回去工作吧。明天去看你们。”
第二天八时,主席一行准时来到华东装甲兵外宾招待所(当时用于接待苏军顾问)。主席就座后,点燃了一支烟,问道:“你们都是哪里人,哪年参加革命的啊?”刘涌说:“我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主席说:“兴国我很熟,在长冈乡我还作过调查哟。”我答道:“我是江西横峰人,赣东北苏区的。1927年参加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暴动,先做地方工作,当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4年转入红军工作。”主席沉吟了一会说:“方志敏是个很好的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主席把吸了一半的烟掐灭后又问,“你们现在装备的坦克都是哪国造啊?”刘涌汇报道:“杂得很,有缴获的美式、日式坦克,也有前年苏联老大哥援助的一个师的T-34坦克。”接着简要汇报了华东装甲兵的主要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
乘着刘涌汇报的功夫,我仔细打量了主席。只见主席穿着一身黄色的中山装,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一双黄皮鞋有好几处磨得发白,右脚的一只袜子上打着补丁。
当刘涌汇报到苏军的一个坦克师连人带装备来交接时,主席问道:“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还好吧。”我们说还好。听完刘涌的汇报,主席说:“看来你们的家当还不少哟。你们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是小米加步枪。现在不同了,有了坦克还有飞机、大炮,这些东西技术性很强。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把坦克兵搞好。”
主席点燃了不久前掐灭的那半截香烟,又问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主席面前。主席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我们听了,都为主席对历史知识博学而惊叹不已。又谈了一会,我们陪主席去云龙山看了看,尔后去九里山。
出徐州北郊不久,一条新开的沟阻断了道路,我们都下了车。主席遥望着九里山,诙谐地说:“九里山近在咫尺,可是一沟横断马路,看样子是不让我过去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啦!”这时天已近午,我和刘涌走到主席身边,请主席到装司用餐。主席说:“不用麻烦了,今天我请客,你们都到火车上去吃饭。”
随主席回到专列不久就开饭了。因为餐桌小,我们分开就坐。主席单独用一张小桌,我和罗瑞卿、刘涌同桌,其他人另用一桌。主席吃的饭菜和我们一样都很简单。主食有米饭、馒头,副食是四菜(红烧鱼、炒野鸡片、炒辣椒和另外一个素菜)一汤,每桌有一瓶通化葡萄酒。开饭后我悄悄问罗部长:“我和刘司令给主席敬杯酒,好吧?”他摆摆手说:“不要去,主席不喜欢。”我们听了也就作罢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喝到通化葡萄酒,觉得特别的香醇可口,从此养成了爱喝这酒的嗜好。主席吃饭很快,吃完后起身走到我们身边说:“我去休息了,你们慢慢吃。晚上我们就走了,你们都不要来送行。好好把部队带好。”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35年过去了,我已是80老翁,许多事情淡忘了。然而和毛主席共同渡过的一天中的许多细节,主席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刘涌同志已经作古,我更有责任把毛主席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的情景,以及我所耳闻目睹的主席对装甲兵建设的关怀,他博学多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俭朴克己等优秀品质告示后人。我殷切希望新一代装甲兵指战员牢记毛主席的嘱咐,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为建设现代化的人民装甲兵而奋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母亲以战士、贤妻、慈母的三重身份,与父亲牵手走过。在难忘的岁月中,有两地相隔的挂念、有胜利重逢的喜悦、有儿女降生的幸福,更有并肩战斗、相互支撑的坚强。
父亲多次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把你们兄弟姐妹抚育成人,是她对这个家、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是啊,做母亲不易,做战火中的母亲更不易,做战火中军队的母亲太不易!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华申大哥深情地回忆道:“战火中的母爱,却更加弥足珍贵。我记得,在一次渡河时,国民党的飞机上下俯冲、投弹扫射,机头涂着红色的飞机尖利地呼啸着,母亲把我俩紧紧地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住在苏中一个临河的小镇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为了保护我们,母亲把几床被褥压在八仙桌上,敌人飞机一来,就让我们钻到桌子下面。她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尽一切所能地护卫着我们!”
1951年年初,母亲手牵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东东姐姐),离开了南国厦门,一路北上,到了徐州,与父亲会合。在华东军区装甲兵,母亲担任了司令部副政治协理员,组织机关人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进行整风、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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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母亲投入紧张的工作之时,一个小东西来“捣乱”了。她在1951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爱姆西已超过了半月还不见,这两天似乎有些反应,这问题的确是矛盾,怎么办呢?只有自己去克服生理上的反应,不要因此面妨碍了我的工作与进步!”这次怀孕,反应奇大。母亲在日记中,六次写道:“整天的无精神,总觉得混身不舒服”,“精神一点都提不起来,总觉得头昏脑涨”,“反应时间已不短了,还没有好,真要命”,等等。11月8月,在徐州西关医院,父亲母亲的第三个儿子,经历了惊险的难产,终于呱呱坠地了,因生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第二天,故取名“华苏”。又过了一年另四个月,在徐州八八医院,父亲母亲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华建”,因为他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1954年,随着父亲进入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我们一家到了南京。一年后降生的刘家老六、我的妹妹,取名“晓宁”。刘家儿女的名字,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征。
在离开徐州十八年后,1972年年底,父亲母亲把两个生于徐州的儿子又送回了徐州,到坦克二师入伍。此后,依靠父亲母亲给予的思想品德基础和身体素质,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和华建在徐州这片沃土上顺利发展,直至相继走上军职领导岗位。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我们父子三人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军衔时,工作单位都在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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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送子参军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文亭街8号,这是清代徐州府道台衙门、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后来成为华东军区装甲兵机关驻地,是父亲母亲生养我的地方。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悼念在那场血战中牺牲的31006位英烈,他们是父亲母亲的战友、我们的前辈。
今年11月5日,我又一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寻访团的兄弟姐妹一起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在濛濛秋雨中,我在塔前代表寻访团作了如下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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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明天——11月6日,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自领导下,在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组成的总前委的组织指挥下,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达临城、南抵淮河的宽大地域内,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创造了以60万击败80万的战争奇迹,歼灭了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奠定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实基础。我们的父辈,生逢其时,亲身参加了这场伟大战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
在淮海战役发起63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这里,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而前仆后继、英勇捐躯的三万先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而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而爬冰卧雪、奋勇支前的广大民众。他们的英名,永远与日月同辉,永远与祖国的山河同在!
今天,淮海大地、中华神州已经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依然充满曲折和艰险。我们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传承他们的未竟事业,为了祖国富强,为了人民幸福,终生不渝地努力奋斗!
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是不朽的,为这个事业献身的人们永垂史册!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父亲母亲!
辛卯腊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