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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整体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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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整体性的胜利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8/20 11:41:22

                             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整体性的胜利

 

                    ------红深度

 

                      主题报告人: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会长    王东炎

 

 

          论点提示:共产导下的,略上是相互配合,

          相互影响的,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从历史学角度分析,两者皆辉煌昭亮!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这道出了与长征同时同地发生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下简称南方游击战争),是与长征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一、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胜利一样,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

      南方各游击区都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有的游击区达三年,最短的也有两年。尤其是琼崖游击区,从1931年到1937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六年之久。但为什么说南方游击战争胜利又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呢?

      1、南方党组织基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中央所给予他们的任务

      1937年12月13日,党中央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上明确指出:南方党组织“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这充分说明南方党组织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是为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进行着游击战争。

   南方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例如中央分局是在党中央遵义会议之后的加急电报指示下,部署“九路突围”,继而在赣粤边、湘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是陈潭秋同志作为中央分局代表到达闽西后宣布的,从而使已经形成的闽西游击区更加坚定地开展游击战争;浙南游击队是在方志敏等同志遵照中央军委部署,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赣东北失败后,余部接中央分局指示到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后来相继建立了浙南、皖浙赣游击区;湘赣、鄂豫皖省委等都是因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湘鄂赣、闽东、闽北、闽中、鄂豫等游击区的党组织虽一开始就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还是以一级党组织的集体决策决定自身的战略转变;......。在南方游击战争中,南方党组织虽然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指导,但没有脱离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总的政治方针和政策,以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原则为指导,遵守了党的组织纪律并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

      战争中后期,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南方党组织通过不同的渠道,获悉党已经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绝大多数游击区马上改变了斗争策略,自动将党中央这一战略转变视为党中央给予南方党组织的新任务,主动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这对南方人民抗日热潮的掀起,扩大党在南方的影响,并在短时间内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起到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2、党中央时刻关注南方游击区动向并疏通渠道转达中央对时局的方针政策

      自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就十分关心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并积极打通联系给予指导:

1936年初,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收到了由香港南委转到闽粤边特委,闽粤边特委再转来的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写来的信。

1936年2月(此时,红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还在进行),陕北苏区《红色中华》报就刊登了“蓬勃发展的闽西南游击战争”一文,文中提到“在福建、江西的边界上,在福建、广东的边界上,在江西的南部,福建的北部,都还有大队的红军在活动,特别是在福建的西南部,永定、上杭、龙岩、永安、宁洋一带苏区,非但没有被消灭,还在继续地扩大着。在那里最高的领导机关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同志任主席,邓子恢同志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谭震林同志任军事部长,方方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收到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在1937年9月就义前于狱中写给中央的信后,即责成赣粤边中央分局设法与湘南红军游击队联系。由于湘南特委早已遭到破坏,一直未能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直接委派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于12月由延安返回湘南地区寻找。1938年1月王涛几经周折,终于在乐昌坪石找到了周礼、李林等领导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促进了湘南国共合作局面的尽快实现,以及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工作的进展。

1937年9月7日,高敬亭、何耀榜收到由中央代表郑位三转交的中共中央指示信,喜不胜言。9日,即将鄂豫皖边区的情况向中央代表作了详细的报告,并请示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两次致电林伯渠,就鄂豫皖边区谈判和集中应坚持的原则,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十分重视鄂豫边区的工作,针对国民党不承认游击队,而且加紧“清剿”的实际,朱德总司令明确指示周骏鸣,要猛烈地扩大游击队,待扩大到国民党消灭不了时,他们就会主动同你们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审批了朱理治拟订的关于发展鄂豫边区的工作方针。为加强鄂豫边区的领导力量,中央和北方局分别派胡龙奎和刘子厚到鄂豫边区工作。

中共中央获悉冯白驹被捕的消息后,十分关切。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示南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叶剑英也写信给广东省国民党当局,要他们顾全大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在中共中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抗议下,蒋介石被迫于12月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了冯白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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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方党组织表现出极其超强党性观念,“形”与党中央脱离,“心”与党中央相连

      南方党组织虽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始终遵守着“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

      1)高举起党的旗帜始终没有改变。史实充分证实了南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时,及时恢复和加强了党的组织系统;虽然手中还掌握着武装,却没有成为“山大王”;虽然饥寒交迫,仍保持着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虽然损失惨重,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变,仍积极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2)主动寻找党中央和上级组织。例如:闽西游击区主动派员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了延安,与党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湘鄂赣、鄂豫皖游击区也派员与党中央最终取得了联系;闽粤边游击区领导身患重病,到上海寻找中央未果,但在临终前还是将书面报告传到了中央北方局;鄂豫边党组织主动派员与中央北方局取得直接联系;闽北、闽中、浙南等游击区都派员与中央设在上海、香港等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1935年春始,琼崖特委两次派人到上海和香港寻找党中央。终于在1937年上半年,在香港找到了南委。至此,中共琼崖特委和上级组织中断了6年之久的联系,终于得到了恢复。......。

      3)积极地从各种渠道搜寻党中央的消息。赣粤边、湘赣、皖浙赣、闽东等游击区党组织虽没能直接联系到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但都积极地开辟信息渠道,从而获得时局变化,以及党中央战略转变的有关消息。南方党组织还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获取社会上发行的报纸、杂志等,有的甚至以打上一仗的代价来获取。当获得或听到党中央的消息或声音时,如获至宝,激动万分,随后便认真贯彻。

      4)认真揣摸党中央文件精神主动改变斗争策略。各游击区在获得了党中央文件和有关消息后,都主动地对文件精神加以认真地理解,主动改变斗争策略,向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迈进。党中央的声音成为各游击区开展斗争的方向标。跟着党中央步伐,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潮,主动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各游击区局部范围内的国共合作。

湘赣边游击区因种种原因,是一个相对对外更为封闭的地区,这不能不使坚持斗争的人员心路历程更为复杂。但在最艰难的时刻,仍保持强烈的“党中央”情结,最终实现了他们永恒的心灵归属。......

      南方党组织超强的党性观念是被党中央领导所感悟到的,这与当时张国焘右倾分裂党和红军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南方党组织的超强党性观念被党中央认定是“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的表现,“是全党的模范”。

      二、南方游击区形成了与长征正面战场相得益彰的敌后战场,并成为战略支点

      为什么称为敌后战场?随着主力红军远去,游击区的留守部队都转入游击战,客观上战役策应作用就不存在了。三大主力红军后来在陕甘宁地区作战,沦陷的苏区也就成了敌人的后方。由于南方21个游击区的空间范围达到14个省,直接参加游击战争的人数达到9.7万人,其产生牵制敌军队累计数量达200万人,这就使南方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所以,在军事态势上被称为敌后战场是恰如其份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中,各游击区共牵制国民党正规军186个师另27个旅,累计约200万人。其中,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近80个师另20余个旅;1935年4月至1936年5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51个师另1个独立旅;1936年6月至12月,钳制了国民党正规军20多个师另2个独立旅;1937年1月至7月,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35个师另4个旅。

      这些被牵制的国民党正规军中相当部分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为赣、闽、浙、皖、鄂、豫等存在红军游击区的省区,是蒋介石嫡系所维系的中央政府赖以生存,必须控制和巩固的范围。由于南方游击区拖着蒋介石的“后腿”,至使蒋介石不能将嫡系部队他调,只能调东北军等地方部队到西北与主力红军作战。所以,西北地区长时间只保持胡宗南第一军这一支嫡系部队。这为主力红军在长征结束后在陕甘宁边区所受军事压力有效地减轻了,也为我党分化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时机和条件,继而为“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南方游击区所形成的敌后战场“完成了党中央所给予他们的任务”的重要体现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南方十数省的敌后战场,形成了闽粤赣、闽浙赣、浙东、粤湘桂、滇桂黔、海南琼崖、广东东江、鄂东、鄂中、鄂南、湘鄂赣、皖浙赣等反日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毛泽东在南方游击战争结束时,就看出了这些战略支点的重要价值。即明确地指出:“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因此,新四军北上后,仍留下了一部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革命骨干力量,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直至海南的抗日力量全面布局。后来抗战和解放战争证实了南方游击战争所形成的这些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1949年初,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将坚持在南方支点的武装力量正式确定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琼崖纵队等,各纵队人数1.6—5.8万人不等,约计20万人。同年4月到8月,又将活动在浙东地区、粤桂边地区的3支游击队分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粤中区纵队、粤桂边纵队。这为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南下西进取得全国大陆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南方党组织在南方游击战争中完成党交给的又一重要任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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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一样艰苦卓绝,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

      美国历史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把留守的红军部队称为"死亡军团"。为什么说是“死亡军团”?

      1、敌实行“屠杀、移民”等政策,游击队是在超过人类生存极限下坚持

      叶飞和陈丕显云:“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我们像野兽一样的生活。”这是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的话。南方游击战大大超过了人的生存极限。

      从大量的回忆录分析,南方游击队非战斗减员极多。有高寒缺衣,又不能生火取暖(为避免暴露目标)致冻死者;有经常缺粮断炊,只能以野菜、草根、树叶充饥致饿死者;有缺盐,只能土中取“纳”或野花(有咸味)泡水喝,致缺錪而死者;有缺医少药,伤口感染或疾病致死者;有野菜充肌,中毒致死者;有生吃食物,致肠梗阻致死者;有风餐露宿,毒蛇咬伤中毒致死者;有肌寒交迫,走路晕厥摔下悬崖致死者;有营养不良,体力不支至河中淹死者;有受伤无法医治致痛死者;有因长期饥饿突然遇到“美食”噎死者;有在山林中解手被老虎吃掉者 ......游击战争幸存者基本是在野兽的生存条件下坚持下来的。

至今,在所有的史料中,没有找到一张南方游击战争时期游击队下山前留下的照片。一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的战争,这在中外现代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坚持这场战争的人长期没有正常心理和生理调节的时段和条件。

       2、敌我兵力相差几十倍,游击队担负着为保全局不惜局部牺牲的任务

      中央对中央苏区红军留守部队的“训令”中就明确指示:要“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胜利返回”;另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试想,红军主力部队都保不住苏区,留守的少量部队还能保住苏区吗?这明显地是要留守部队服从全局,不惜一切代价牵制敌人,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流尽最后一滴血。

      蒋介石对主力红军转移后的战略意图是:“包围根据地是重要的,让主力走,包围主力成为次要的。”所以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核心地区的50万军队仍留三分之二,约30万的兵力(其中赣南20万人,闽西10万人),继续围剿中央苏区。中央军区九路突围后,中央苏区内红军只剩赣粤边1400余人,闽西1500余人,闽赣边的100余人,与敌兵力对比相差约66倍。双方力量悬殊之大可以显见,红军游击队要保存下来的概率是极小的。

      从以下数据统计分析也可以看出:

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共约5.8万余人。三年中,各游击区先后参加游击战争的红军人数约近9.7万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八省14个游击区的游击队下山时只有约0.8万人,加上鄂豫陕边游击区0.17万余人、琼崖游击区26人、滇桂黔边游击区改编为桂系军队的约0.15万人,17个游击区(还有四个游击区完全或基本失败),共计1.02万余人。比先后参加战争9.7万余人少了约8.68万人,占9.7万人10.5%,以此计算基本是“九死一生”。1.02万人中完整参加三年苦斗的人员大约只占25%,约0.26万人,占战争初期5.8万人4.5%,即百人中存活下来的不足5人,是不折不扣的“九死没有半生”。此外还有两个游击区的两支游击队近约700人,因各种原因,最后全部失败。

      索尔兹伯里在书中还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在南方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不完全统计约有37位。

      担负着局部牺牲的南方游击队,是怀揣着强烈的求生希望,又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的悲壮心理在浴血苦斗。如果说长征的红军战士还能“抬头望见北斗星”,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战士只能感觉到“乌云压城城欲摧”。如陈毅所云:“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3、各游击区处在外防策反内防变节,稍有不慎就可能遭至毁灭的境地

      从史料分析统计,南方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最低潮时期,是产生叛徒和变节分子最多的一场革命战争,也因叛徒出卖,造成损失最大的一场战争。各游击区都处于一面要防范敌策反宣传及敌特渗入策反;一面要与动摇变节分子和叛徒作不懈的斗争;还要对思想不稳定的人员做思想工作,以防止更多的变节分子的出现。

      南方游击战争中尤以“高级”叛徒居多。所谓“高级”叛徒,指的是叛变革命的党和红军的高中级干部(县团级以上)。从史料上不完全的分析统计,各游击区这类“高级”叛徒粗略统计也达约近百人。因叛徒出卖遭到杀害党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达约50余位,其中由叛徒直接杀害的县团级以上领导计约10多位。

      从史料分析,许多游击队有三分之一的损失是叛徒和变节分子造成的。所以南方游击队防范意识不得不超强,以至于不可避免地产生浓重或难以猜度的疑惧心理而做出非理智的行为。川陕、黔东、川滇黔等游击区的最后失败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彭真同志对南方游击战争的艰苦程度作过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他与党中央在《决议》中南方游击战争锻造出“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的评价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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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南方游击战争的胜利无愧与之类比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句话中“颇为新鲜的事情”指的是抗日游击战争,意即抗日游击战争是战略性的,其规模可能发展之大,时间可能拖延之长,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所有游击战所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时(1938年5月),在山西省的八路军三块根据地初建,新四军刚开始东进,第一块根据地还没建立起来。认为抗日游击战争是“又广大又持久“,这还只是对抗战未来发展的预测。但毛泽东这个预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之于实践(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从实践中来)。他是将已经发生过的南方游击战争这一实践作为类比得出来的结论(毛泽东本人此时并无指挥过“又广大又持久”游击战争的实践)。既然共产党和红军在十年苦斗中造就了“又广大又持久”的南方游击战争,那么共产党领导的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必然还会造就“又广大又长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所以,红军长征因其长途跋涉,超远距离征战而堪称人类独一无二的历史奇迹,那么与长征同时同地出现的南方游击战争,也因其区域广(遍布14个省),规模大(共有21个游击区),时间长,在敌几十倍于我,处在超人类生存极限的条件下,还能将党和红军骨干力量保存下来,最后还组建了“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奔赴抗日前线,这在人类战争史上又何时出现过与之对等的史事呢!将此胜利称为世界无双的历史奇迹是不夸张的。

      毛泽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人民战争的基本思想)是在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的。时值他在党内受到排挤,这一重要思想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是不可能理解和施行的。因而从1934年10月始,南方游击战争实际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最先践行者。

      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合著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就提到:我们当时就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所谓‘群众性’,是要使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活动,而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群众斗争,......。”“所谓‘胜利的’,就是奉行毛主席多年来规定的游击队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不打。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当时群众的主要要求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抵抗敌人苛捐杂税,保持土地不被收回。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就必需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我党与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也就是游击战争能够广泛发展的群众基础。”这些话语统括起来可归纳为:南方游击战争不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是为保护群众利益为主要目标。在保护群众利益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根据地,从而使群众的游击战争更广泛发展起来。

      这些话语也与毛泽东1937年9月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的抗日人民游击战争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豪(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上述说明,南方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还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游击战争积累了宝贵的人民游击战争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在南方游击战争之前人类战争史上是没有任何先例的。这就是党中央为什么在“宝贵的胜利”前再加上“极可”两字的基本涵义。

      五、南方游击战争胜利与长征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成就之一

     毛泽东云: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南方游击战争也达到了这个效果。

      1、南方游击战争如同宣言书

      各游击区是在共产国际没有任何指导,与党中央和上一级组织也失去联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各自孤军奋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如同长征是宣言书,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党领导的南方红军也是消灭不了的。

      2、南方游击战争如同播种机

      各游击区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保存了党领导下的精干武装;保护了群众利益,建立了南方战略支点。这如同长征是播种机,在14个省21个游击区的中国的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尔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能够发展的基本条件。

      3、南方游击战争如同宣传队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由国内战争向民族统一战线转变。南方党组织在难以得到党中央和上级具体指示情况下,自觉、主动、积极地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政方针,广泛地开展了抗日宣传。这如同长征是宣传队,扩大了党在南方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南方抗日运动的发展。

      虽然长征胜利与南方游击战争胜利都是我党伟大历史成就,但两者在政治、军事上的主辅关系不能颠倒。党中央直接指挥的长征的胜利,是南方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南方游击战争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的。

      六、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一样,锻造了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锻造了长征精神。南方游击战争锻造了“长期艰苦斗争精神”,这是党中央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肯定的。其内涵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对党的忠诚;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独立坚持、百折不挠;依靠群众,敢于斗争。

      从历史学角度分析,长征锻造了长征精神,八路军就是长征精神的附体(长征的主力红军)组成的。即八路军军歌所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前进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南方游击战争锻造了“长期艰苦斗争精神”,新四军就是这个精神的附体(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的。即新四军军歌所唱:“千百次抗争 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 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这段歌词就是南方游击战争的生动写照。无疑,“长期艰苦斗争精神”就是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精髓。长征锻造的长征精神和南方游击战争锻造的铁军精神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永恒军魂。

      七、历史学家也在近七十年前肯定了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同样辉煌昭亮

      1948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方方写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序中这样写道:“本书的作者在‘后记’里面对于三年游击战本身的赞扬有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表示工农阶级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样的在抗日阶段以及当前的爱国民主革命阶段,发挥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泯的一页。’这一句话,毫无疑问可以直接移用来作为对本书的评价。”郭沫若先生是中国极具著名的历史学家,史学界的泰斗。他从史学的角度上评价“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是具有历史权威性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之后,也曾以比喻的语言评价南方游击战争是“撑起南方一片天”。南方游击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没有白费,是全局胜利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整体性的胜利。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时,不应当只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仅作为一个点缀,应当同时深邃其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以达到“不忘初心”之目的。


      讨论题:

      1、文中历史事件的时空划分,不同时空框架下理解历史上的变化与延续是否准确?(时空观念)

      2、文中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现象的联系是否准确?(史料实证)

      3、文中引用的史料能否作为历史评价的可靠证据?(史料实证)

      4、文中对历史境况形成的想象是否合理? (历史理解)

      5、对文中历史事件有什么不同解释?(历史解释)

      6、对文中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有无错误?(历史解释)

      7、文中对历史事件的历史价值判断是否准确?(历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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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是整体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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