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

王东炎

一、革命前辈的经历，我们知道多少？

2007年9月，参加“重走”成员，大多是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至今已有五、六十岁了。在接受红色文化教育方面，从小学就开始了。前辈是个老革命，是不是对自己父辈的经历很了解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我们开始懂事上学的时候，父母正当中年，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没有多少闲暇工夫去讲述自己。那个年代也不兴讲个人的功劳，功劳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前辈虽已年老，离退休之后，有闲暇工夫来聊过去的往事，但我们却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许多人与父母远隔两地，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听老人阐述过的事情。当我们脱离了工作岗位退休了，我们的前辈却去世了，没有去世的，记忆力衰退，说也说不清楚了。这次重走活动有四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代有六位开国将军的后代，十一位前辈现在只有一人还健在。我们这些现在已五、六十岁的人，才刚刚开始启动为父辈思旧的情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为什么要“重走抗日路”，这可能是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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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走活动有四位党和国家原领导人后代，有六位开国将军的后代，十位前辈现在只有一人还健在。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开始启动为父辈思旧的情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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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战争的征程，我们了解多少？

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经历过“文革”，三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溧溧在目。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有的是在抗战中出生的，但当时还在摾保之中，有的是抗战胜利后若干年出生的，但一谈战争年代，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年代。人们都各自有自己兴趣的事情，各有自己所爱好的专业，未必对红色的历史感兴趣。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本历史名著《三国演义》，小时可从小人书中就可了解。隋唐时期，可从《隋唐演义》中了解一些。南宋抗金，可读《说岳全传》来了解。至于抗日战争，当然有不少小说、电影、电视剧都看过，不能不说一点不知道。但深入一点，问上几个问题，就回答不上来了。如新四军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就是现在的硕士或博士，也未必说的清楚。1937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结束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组建新四军东进抗日。长征许多人都知晓，然而三年游击战争这段历史，有许多人就一点也不知道，新四军组建的基础及历史条件在他们脑中是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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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兴起，一座座“红色之庙”在翻新，在重建，全国各种形式的重走活动比比皆是，这都是在翻阅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我们既为老革命的后代，为什么不去翻阅一下呢？这也可能是我们重走抗日路动力之一。

三、 历史演变的规律，我们理解多少？

科学这一名词，好象是个现代语。虽然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就大谈民主与科学，但在现代人的感觉上，似乎过去的历史，科学意识比较浅薄，现代科学的意识才是深厚的。中国革命史上有“路线头斗争”一词，五、六十岁的人不莫生。但路线斗争就是社会科学思维与不科学思维的较量，可能没有几个人会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都是八十多年前提出的，这些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思想的本质和规律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科学思维，深入地研究其科学性，对现代是不是很有启示呢？！

但并不是历史上已经确立的科学认识在现在一定不会再去违反。要说上述思想观点，许多人都知道。但知道不等于认识，认识未必就理解了。要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政策对路是关键，可现在将某种政策轻率出台似乎还难以避免。理论联系实际早已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可是现在照搬照套总还是难以消除的一个顽疾。中国革命是以农村来包围城市的，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新时期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人们是在吃饱了饭之后才有了发展的干劲。但享受成果时，农民却享受的最少、最晚，似乎全面奔小康农民是最后一个到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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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是多元的，因为他不排斥西方文化。但一个社会总要有个主流文化。当有人人津津乐道西方文化或古代文化时，有多少人认识到中国最具魅力的是近现代铸就的红色文化。在长征路线上，形成了一条“红色长廊”；遍布八省的游击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红色支点”；随意到了一个偏僻乡村，就有可能有个纪念物，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战斗，无论是胜是败，烈士的英灵是要祭拜的。红色文化是不是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由底谷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迈进？红色文化是不是共产党的专利，还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红色文化体现的是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建设的目标，这个目标如何实现，这也可能是我们重走抗日路动力之一。

四、主要收获和体会

（一）对前辈革命经历的了解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许多“重走”参加者虽然原先对前辈革命经历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深刻。这次活动提供了寻觅前辈革命足迹，加深对前辈革命经历了解的一个机会。“重走”成员中有十八人寻觅到前辈革命足迹。蓝传胜、周冀林在云岭，陈鲁生在云岭、高邮，单晓樱在龙岩，陈阿莲在岩寺琶塘、云岭，黄安翼在沙家浜，皮卫华在黄桥，康鲁平在龙岩、岩寺、泾县、溧阳，龙海岩在淮安，谢晓犁、谢岭前在溧阳，王莫然在泾县、高邮，王东炎在龙岩、泾县、溧阳、句容，黄力飞在龙岩、岩寺、泾县，黄小意在龙岩、云岭都寻觅到前辈革命的足迹。张泰山、邓淮生、邓小燕、谭晓光在所有瞻仰地点都寻觅到了前辈的足迹。其中，有八个人是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幸存者的后代（张泰山、邓淮生、邓小燕、谭晓光、黄力飞、王东炎、王莫然、蓝传胜、康鲁平）；有五个人是皖南事变幸存者的后代（黄力飞、王莫然、陈阿莲，蓝传胜、黄小意）；有三个人是溧阳塘马战斗幸存者后代（王东炎、谢晓犁、谢岭前）；有一个人是沙家浜地区战斗幸存者后代（黄安翼），有一个人是苏北地区从事敌工工作幸存者后代（陈鲁生）等等。他们在前辈们亲历战斗过的地方，或看到与前辈有关的照片信息，或听到讲解员、群众的诉说，心情都格外激动，有的都流下了眼泪，这种心灵的感应只有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才可能产生，而在这时对前辈革命经历的了解必然更加深入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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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红军、新四军革命历史征程的认知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知道上升到认识，认识上升到理解，是人的认知不断深化的三个过程环节。这次活动，“重走”成员通过行车途中车中课堂研讨，对中国革命历史征程认知上的升华相当明显。主要表现在：

1、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红军战士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一信念就是“穷人翻身要解放”。这个信念是建立在别无选择，又坚信是唯一正确的基础之上。红军战士大多比较年青，当时革命经历也比较短，要具备非常高的革命理想也不现实。但如果红军战士仅仅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而参加革命，那么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挖野菜、吃草根、连食盐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的。红军这一军队组织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作为中坚力量的，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在组织化程度上相当高，所以只要共产 党的组织存在，红军中有共产党员存在，红军的组织是瓦解不了的。国民党军队为什么消灭不了红军，其重要原因就是组织化程度比红军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军队不可能战胜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更能够适应比较恶劣的战争环境。

2、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形成，是错误路线导致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就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党组织是在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并没有得到党中央任何指示情况下自行纠正错误路线的，这更是典型的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 党的在本质上的区别之一。其原因一是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什么是正确或什么是错路线有清醒认识；二是党内有能在革命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力挽狂澜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两个原因归结起来，表现出党内社会科学思维水平在那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这些认识都是那个时代产生的，而这些认识直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并没有过时。这不能不说，这些认识在当时所显现的社会科学思维水平高度是其他政党或组织所不及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能纠正自己错误的根本原因。

3、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不是与长征相同？对这一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政治意义上，三年游击战争就是为了“红旗不倒”，长征同样是为了“红旗不倒”。在军事意义上，“三年游击战争”这一概念是延安时期党中央确立的，说明南方红军不是隐蔽躲藏避战了三年，而是坚持了三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对蒋介石而言，南方红军与北方红军同样，都是心腹大患。如果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奄奄一息，对敌人毫无威胁及影响，无足轻重，蒋介石也不会同意成立新四军。因为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已无力剿灭，为解除后顾之忧，不如成立新四军，尔后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当然这仅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在组织意义上，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一样，保存了中国革命极为宝贵的骨干力量。八省红军游击队下山时共有8000多人，占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近40%，为后来大江南北敌后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三年游击战争与长征比较仅仅是在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别而已。

4、皖南事变是否是坏事变好事？对这一问题也有进一步理解。新四军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比八路军更为险恶，皖南事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皖南事变仅仅是新四军抗战期间的一个挫折和插曲，新四军并没因皖南事变而停止发展的脚步。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指战员更加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摆脱了“右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更加坚定了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以往我们总认为新四军发展没有八路军那么快，通过“重走”了解，发现新四军发展速度还略快于八路军。抗战结束时，新四军从1万余人发展到31万人，增加30倍。八路军从3万多人发展到60多万人，增加20多倍。这些数字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皖南事变是坏事变了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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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国革命历史隐现出的某些历史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产生了对指导现实的某些启示

这些启示是：

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高度的组织化程度造就了无可比似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除了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外，还必须大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

２、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是社会科学思维水平比较高的具体体现。现代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

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革命低潮时还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新四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对路。现代要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改革开放，仍旧需要提高制定政策法规水平，提高执政能力。

（四）这次活动对在新时代下如何加强红色文化传承教育作了尝试和探索

这次“重走”活动在全国众多的“重走”活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为主题思想；是近年来第一次将红色文化传承和研讨结合的“重走”活动；是第一次在“重走”活动中，由革命前辈的后代给下一代来作红色文化宣讲报告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革命传统如何一代一代继承，革命精神如何一代一代弘扬作了尝试和探索。现在大多数革命前辈已经去世，尚健在的也年世已高，难以直接对现在的学生讲革命传统了，如果革命前辈后代不能挑起这个担子，革命传统思想的继承就有断代的危险。

这次“重走”活动搞红色文化传承教育，“传代社会效应”的效果十分明显。虽不是革命亲历者在作传承教育，但学生们听的很认真，会场自始至终纪律良好。报告会后，许多小学生找“重走”成员签名，合影留念。盐城第一小学学生在联欢结束后，高亢而熟练地唱完了有两段歌词的“新四军军歌”，欢送“重走”成员离开学校。“重走”成员所接触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当年群众的后代，许多还是第三代。这些群众都以他们的长辈曾经支援过新四军，新四军曾经住过他们家里而感到自豪和光荣。他们对“重走”成员的热情，仿拂是当年新四军重返故地。这次“重走”出现的“传代社会效应”证实，革命前辈的后代要挑起红色文化传承教育的担子，是有基础和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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