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

——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

正式出版

      由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委员会王东炎执笔的《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一书，已由中国经典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书出版之际，国内某知名高校历史学紫光、剑明两位教授作了书评。考证委员会热忱希望学界共同研究讨论，使塘马战史更趋覆圆历史真相。

书评：

《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

——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塘马战史考证

紫  光      剑  明

   几年前，《塘马战史考证》执笔人找到我，要借一本我校编写的《历史学》研读，我们借给了他，他就是那时开始学习史学理论的。几年后的今天，他执笔的《塘马战史考证》出版了。应他之邀，我们作了阅读，阅后思绪万千，提笔说说我们对这份考证的看法。

       一、这份战史考证，基于 一手史料，成果丰硕    

  这份考证，从不断扩大史料来源，到最终出版发行，“二十年磨一剑”。对塘马战史许多未解、错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出了不少史实修正和认知突破：

       1、日军参战兵力、番号等的独家考证

       2、日军远程长途奔袭战术的独家分析

       3、日军“围三缺一”的战术细节还原

       4、我军参战兵力、序列、战损的考证

       5、澄清战前党政机关人员聚集塘马的原

    6、被围的党政机关名称和人员数量的考证

       7、明确王直是指定的军政代理人

       8、澄清罗、廖的职务是平级关系

       9、我方战前突围预案的细节还原

       10、推翻指挥员“轻敌”传统误判

       11、判定一篇“张冠李戴”的伪作

       12、揭示塘马战斗军政评价早有定论

       13、高度审视罗廖“暂不转移”战斗决心的内涵

       14、论证塘马战斗的历史、现实意义和军政评价

            ......

       二、这份战史考证，具有很高的历史还原价值

  这份考证，一手史料丰富，信息精准度较高，并能多源印证或佐证等。特别是它填补了几十年来，塘马战史研究基本不掌握日军史料的空白，使长期困惑难以搞清楚的几个问题有了答案：

       1、塘马战斗参战的日军部队是什么番号？

     答案是：这份考证纠正了军史界错写的“15师”，以及学术界写了没有注明史料出处的“15师团”，以我方三位开国将帅史料记录，鉴别印证了日军史料记载。参战日军主力部队番号是“南浦旅团”率领下属两个步兵大队，以及加强的炮兵、骑兵、坦克等支援分队的数量等。

       2、十六旅在塘马战前，为什么突然情报不灵了？

能给予预警弥补，使江北日军南浦旅团跨江南下袭击塘马我军的保密性和突然性大为增强。塘马战斗我方十分被动，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信息不对称，新四军情报系统（军、师、旅）全面失灵造成的。

       1、罗廖“江南敌人兵力空虚”的战前判断是否错误？

  罗廖“江南敌人兵力空虚”的判断，被有些写史人认定是“判断失误”，还有人论定为“轻敌麻痹‘难以成立”（似是而非，莫衷一是）。这些认定都不是“论从史出”，是没有一手史料作支撑，也没有日军史料可以佐证的论断。执笔人依据41年期间日军编制缺额情况史料，+新四军领导塘马战前反清乡经验教训总结等一手史料，又+近年所获日军史料证实进攻塘马的日军主力不是来自江南，这都可以证明罗廖“江南敌人兵力空虚”的判断是正确的。

      2、是否是罗廖“批准召集开会酿成塘马战局”？

   这份考证明确指出，塘马战前，多数党政机关人员是在敌人“清乡”压迫下迫不得已，并经上级批准来塘马聚集的。会议是在聚集之后经上级批准召开的。

    除了上述问题的澄清，考证还明晰了以下两个重要问題：

       1、塘马突围是否是有组织、有准备的统一行动？

从接到情报开始，到战斗打响，还有8个小时备战和转移的准备时间，加上战前就有防敌人袭击预 （腹）案，机关突围不是没有思想组织准备，慌不择路的逃跑行动。

       2、罗廖是否一直在“日军是进攻顽军还是我军”考虑中徘徊？

在作战会议上，罗廖就将思路转向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判断，考虑怎样破解日军“围三缺一”的“战役包围”，定下了“暂不转移的战斗决心。核心内涵是：“暂不转移，做好备战（等待来敌），局部牺牲（丢卒保车），声东转西”。实践证明罗廖的战前决心是正确的。

......

       三、这份战史考证，创立考证的一种范式

  在开篇序言，执笔人就给自己立规矩。从“论从史出”的原则出发（论从一手史料出），先把自己约束住，同时把同行辨者也给规范了。

在原则之下，出现了“书证考”，就是考据，确定了什么是一手史料的概念；“二手”必须出自“一手”，只能用“一手”来识别真伪，不能用“二手”来否定“一手”；孤证不立等。执笔人严格到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使用一手史料来判定史实和史实认知。

作战的史料，这在近年获取《南浦旅团塘马战斗详报》（核心内容）之前，实际就可断定日军南浦旅团是进攻塘马的部队之一。近年所获日军史料，仅是更进一步佐证日军南浦旅团从江北出发，远程长途奔袭塘马我军。我方一手史料+日军史料+佐证的史料，这已形成印证闭环（铁证）。

 15师团67联队是进攻塘马的另一支日军部队，近年所获多份日军史料可相互印证（表明不是孤证）。但我方没有一手史料记录可以印证，形成不了闭环，仅能作参考。但这比某些写史人没有史料出处的“15师”和“15师团”参考价值要高的多。

......

   这份考证创立的范式是：考据验证我方一手史料+一手史料考据验证日方史料+多源史料互证，闭环形成了符合“论从史出”原则的考证范式。

       四、这份战史考证，经得起质疑否定

  这份考证在正式出版前一年，重要观点的文章，就陆续在《中红网》上登载了。登载的目的，就是公开亮相，让广大读者来质疑发问。最近发现有人认为:“日军从江北跨江南下”的史料不能作为判定“江南敌人兵力空虚”的证据。对此，考证委员会指出，考证并没有将日军跨江南下的史料作为“江南兵力空虚”的基本证据，但作为“江南兵力空虚”的佐证，完全是恰如其分的。 

  这份考证把罗廖“暂不转移”的决心内涵和盘托出来了，即“暂不转移，做好备战，局部牺牲，声东转西”。有人说，这是执笔人个人揣测出来的。的确罗廖生前没有把决心意图动机告诉任何人，但执笔者的“揣测”全部都有史料依据。“暂不转移，做好备战”，依据描述战前会议的史料，“局部牺牲”在描述罗廖塘马、王家庄阻击坚持不撤退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声东转西”在描述廖政委与王兰第营长最后一句话的史料中可得到印证。

  一手史料是史实判定的“试金石”，但一手史料不是史实认知判定的“试金石”，因为不同的一手史料，对同一史实认知不一定相同。不能直接将某一手史料史实认知，直接否定另一手史料的史实认知。

如果辨者要否定“暂不转移”中的条款，只能用某个史实，否定其中一个条款背后支撑的史实不存在，罗廖“暂不转移”决心动机就会被否定了。例如要否定罗廖战前决心“声东转西”的认知，就必须用某个史实，证明廖政委给王兰弟营长说的最后一句话（“天黑后，你们设法到溧水去找46团”）根本没有说过。（廖政委最后一句话就是“声东转西”背后支撑的史实）

  这份考证不管是史实，还是认知，都有相应的一手史料印证和支撑，这就是这份考证的扎实之处。

      五、这份战史考证，洗白罗廖“轻敌误判”

  这份考证遵行“论从史出”原则更深层次的内涵是：凡是推论必须由一手史料中的史实作支撑；但当事人一手史料中对史实的认知，不能作为推论的直接论据；不能用当事人一手史料中留存的对史实认知的相关记录，以此直接推理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当成确定史实；不能把后世阐释当作当事人当时脑子里的确定想法。推论必须是以某一史实肯定或否定当事人认知背后支撑的史实，才能肯定或否定某一认知。

  罗廖在其一手史料中记录了“敌在江南的兵力仍是空虚”，有些写史人直接以此观点认定罗廖是“判断失误”，这就违背了“当事人一手史料中对史实的认知，不能作为推论的直接论据；还违背了“不能用当事人一手史料中留存的对史实认知的相关记录，以此直接推理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而当成确定的史实。”

  日军江北跨江南下，新四军情报系统未能及时预警，就情报侦探区域分工而言，江北苏中地区完全不是十六旅负责的地区。十六旅是个战术作战单位，只有战术侦察的能力。特别是六师师部和十八旅撤往江北后，江南情报体系就已遭到破坏，十六旅情报工作不可能再覆盖江北。十六旅不是一个战役单位，既使有能力在江南派遣“卧底”，也没能力向职能范围外的江北派遣“卧底”；没有能力向江北沿岸港口派遣监视哨（旅部没有机动兵力）；没有能力侦听破译江北日军电报（旅部只有一部电台）；更没有能力将江北民社情纳入侦察范围......,因此，要求十六旅制定防范江北日军远程长途奔袭的预案，那是苛求。塘马战斗十分被动的主要矛盾是新四军情报系统不能及时预警。罗廖史料中记录“江南敌人兵力空虚”，也是向军部阐明十六旅情报能力只能覆盖江南（实指苏南），军部对此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上述有关罗廖“轻敌误判”的问题，都是在写史人只有我方史料，没有敌方史料情况下，单方面证史，并直接将罗廖一手史料史实认知记录认定是错误，这是写史者严重教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仅打仗如此，写史也是如此。写一份战斗史只有我方史料，没有敌方史料，单方面证史，直接将史料观点作为论据，来判定史料观点错误，历史真相怎么能还原得了？！ 

       六、这份战史考证，提升塘马战斗历史地位

  这份战史考证，集中的论点就是“成功突围”。以往对“成功突围”是“战略成功”有普遍共识。但这份考证，已深入到战术层面来证明成功了。考证认为塘马战斗是“战术、战略双成功”，否定塘马战斗是“战术失败，战略成功”这一观点。

苏南根据地。对塘马突围而言，没有战术的成功，就没有战略的成功；战略成功是战术成功突围带来的；战术上的成功突围，又体现了战略上的价值。

 塘马战斗在政治上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他反映出的不仅是牺牲精神，而是更强烈的不怕牺牲的勇气和智慧。所以在宣传上不能片面地叙事惨烈的牺牲，应当突出英烈们创造的“卓著功绩”和“突出贡献”。

  “悲壮”（壮烈）的塘马战斗，对罗廖而言，是最低位的“烈士级”评价。长期低位评价罗廖，就是认为罗廖是有错误的烈士。实际新四军军部当年通电除了“壮烈牺牲”的追悼，还给予罗廖“卓著功绩”的表彰，认定的是有功勋的烈士。而罗廖的“卓著功绩”突出表现在塘马战斗上。所以只有将塘马战斗评价升格到“功勋级”，才能跟罗廖“卓著功绩”相匹配。“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的评价，就是军事意义上的“功勋级”评价。当代罗忠毅同志被党和国家评为“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对塘马战斗作出政治意义的评价，才能对应到“英模级”评价。历史上谭震林、钟国楚、王直等老同志早已对塘马战斗作出了政治意义的评价，当代没有理由将评价还停留在“悲壮”或“壮烈”这类“形容词”的评价上，塘马战斗在宣传上没有军政意义上的评价是不合适的（文中叙事不是评价）。有人说，宣传塘马战斗还要注重教训的一面，战史记载与教育宣传是不同的两类文体，战史可在叙事中记录教训（但教训不是塘马战斗的主线），宣传则要突出塘马战斗的军政意义，弘扬英烈的卓著功绩和突出贡献。

      七、这份战史考证，执笔人掌握尺度很好

  这份考证中有位特殊人物，就是执笔人的父亲王直。也就是因为王直是执笔人的父亲，所以是考证中的特殊人物。儿女写父辈人生历史不泛其人，但在一份战史的考证中，儿子考证父亲，应该是不多见的。

执笔人首先把考据的门锁死，一律要通过考据，才能认定是一手史料，王直也不例外。其次，在使用王直的话语时，同时连带其他人的同类话语作旁证，即仅王直一句话不立。例如“成功的突围战斗”并不因为是其父讲的，就直接认定是正确的。再次，在写王直塘马战中所作所为时，不作任何评价。对王直的评价，也仅现一次，出自上级领导口中。执笔人还注意到只对王直亲临的场合的行为进行描述。党政军机关之所以能突出重围，首功写的是罗廖及所率作战分队，在戴家桥战斗和夜暗突围时，写的是王直依靠了王胜的军事指挥及廖堃金、陈浩等阵地指挥，还有依靠了陈练生带路走出险境等。执笔人仅体现了其父是肩负重任的军政代理人，而不是救世祖。

敌、误判、麻痹”是历史误读

  4、军部给总部的电报虽是原始件，但部分重要内容是错误的，特别是“轻敌”是误判，不能作为罗廖有错的证据

  5、罗廖“批准召集开会酿成塘马战局”是没有任何一手史料证据的揣测

  6、十六旅战前有突围预案，但不具能力可以制定防范江北敌人跨江南下长途奔袭的预案

  7、《苏南的塘马战斗》一文，由于作者“张冠李戴”，把别的部队的实质性作战行动完全套在自己所带部队的行动上，但本部在战斗中的非实质性行动只字未写，又无本部亲历者留存史料旁证，呈现全文虚假，所以定性伪作

  8、塘马战斗敌我两军情报信息不对称，新四军情报系

统对敌行动未能预警，是我军被动不能避战于江北跨江南下日军的主要原因

 9、罗廖“暂不转移，做好备战（等待来敌），局部牺牲（丢卒保车）、声东转西（伺机转移）”的战斗决心是正确的

  10、罗廖两人的领导职务不是上下级关系，是平级关系

  11、王直是罗廖委托的党政军机关突围行动的军政代理人，王胜是罗廖指令掩护党政军机关突围的部队指挥员

  12、塘马战斗的军事意义在战术上的体现是“成功突围”，政治意义在战略上的体现是“保住苏南根据地，对坚持华中抗战具有深远影响”

  13、罗廖不是有“失误”的烈士”，是有“卓著功绩”的烈士；不是“有功也有过”的烈士，是“有功无过”的烈士

以上13个观点都是经考据验证我方一手史料+一手史料考据验证日方史料+多源史料互证，闭环形成了符合“论从史出”原则的考证范式，所以可以定论。

 考证委员会对本书阅读者特意提出，不要光当评判者，满足于人云亦云，希望加入考证行列，写出有根有据的塘马战史研究文章来证实上述13个定论是否准确。当年钟国楚和王直将军都有提出对塘马战史进行考证的建议，但终究没有响应。要认知历史的真相，不深入考证是获得不了的。当前，考证委员会严格恪守：“史料到哪里，论证到哪里”；史料不足，就不强行论证结论；特别注意要把对史实和对史实认知考证分开（因为是不同类的考证）。红色文化史的研究，水平应该要上个台阶了。 

                      （本书评作者系某高校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