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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特刊总第104期福建铁军通讯
http://mzzg.net 2019/9/30 1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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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04                   2019710

福 建 省 铁 军 文 化 研 究 会 主 编

重 走 长 征 路
 
             ——   陕甘宁行记实

    由福建省铁军文化研究会组织的《重走长征路》第三阶段——陕甘宁行于2019年6月2日拉开了序幕。
    我们一行16人,均为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的后代(其中有四位是开国将军的后代),在会长王东炎的带领下向着红军长征的最后一站——陕甘宁进发。
 

2019年6月2日

    原定18:10分起飞的飞机因天气原因推迟到20:40分起飞,于23:30分到达西安机场,入住机场附近的民俗渡假村清雅韵宾馆。

2019年6月3日
 
    早上9:00我们乘坐23座的陕西省委、省政府的贵宾接待车出发。今天参观了“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纪念馆”、“武侯祠”,全程278.9公里。
 
    陕南的高速路限速80公里/小时,省道限速40公里/小时,因而路程显得漫长。车辆穿行在千里秦岭山脉中,长长的隧道首尾相连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的组织是学习型组织,“重走”不是简单的红色旅游,在车上,会长以讲解“毛泽东的经典思想”为开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当前社会上“红庙”很多,但大部分人不懂“红经”怎么念。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多花点时间,深入一点地去研究这本“红经”(共产党人的信仰)。
 
    下午3:30分到达位于汉中勉县的武乡镇,“陕南战役纪念馆”就位于武侯祠内。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宇,始建于蜀国灭亡前夕,是后主刘禅(阿斗)宣旨修建的。
 
 
    “陕南战役纪念馆”以图、文、声、光等展示了在1935年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中方面军在徐向前、王树声指挥下组织了陕南战役,历时20天,消灭敌军4个团,缴获大量辎重、武器弹药,揭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序幕,陕南战役的指挥部就设在武侯祠内。
    晚上6:30分,我们就宿于汉中市速8酒店。
 
2019年6月4日
 
    早上8:00,向“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出发,全程300.77公里。一路上,由男高音刘江洪领唱,全体人员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敬爱的毛主席》等歌曲,一路欢歌一路行。
 
    其间,王东炎会长向大家介绍了党和红军在川康分裂后,张国涛成立第二中央,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协调下撤消了第二中央,成立了隶属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形成与党中央“横向关系”的特殊格局有关历史。
 
    途中,还特邀形象礼仪培训的张捷老师为大家主讲了“人体形象设计”一课,她指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要坚持修饰掩遮短处,保持长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公众中留下美好的一面。
 
    过了辉县,山上树木逐渐稀少,山坡受雨水的长年冲刷,逐渐显出道道沟壑。渐渐露出黄土高坡那独特的地形地貌。
 
    下午2:00,我们参观了“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该馆叙述了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在哈达铺制定了“徽成两康战役” 计划,随后兵分三路,仅十天时间便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红二方面军在陇南期间,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扩红建政,补充物资。徽成两康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它唤醒了陇南民众对革命真理的向往,播下了革命火种。
    当晚,我们就宿在陇南白龙江饭店。
 
 
2019年6月5日
 
    早上8:00准时出发,前往腊子口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全程185.21公里。
一路上,王东炎会长介绍了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图,陇南地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突飞猛进,当地盛产橄榄油,被称为“橄榄之乡”。
 
    10:50分,车子进入甘肃境内,这里就是甘南,也叫陇南地区,著名的“腊子口战役”就发生在这里。“腊子口”在藏语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隘口宽8米,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1935年9月16日,红一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难地来到了甘川交界的腊子口,国民党军阀鲁大昌部队凭借天险腊子口,企图堵截红军北上。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军战士们硬生生地用鲜血和生命突破了腊子口,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大门。
 
 
    “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是第一支福建省来访的队伍。
 
    临行前,会长王东炎为纪念馆留下了一幅“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墨宝,毛旭亮书写了一幅“红军万岁”赠给了纪念馆。
 
    下午5:00,到达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1935年9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征程,先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补给和休整。更为重要的是,在哈达铺中央红军得悉了在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重大信息后,做出了将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使哈达铺成为改变中国工家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成为长征途中名符其实的“加油站”,长征由此走向胜利。
 
 
    王会长为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题词“更熹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旭亮题词“长征万岁”。
    当晚落宿岷县。
 
2019年6月6日
 
    早晨8:30分出发,前往“岷县长征纪念馆”,全程240.46公里。
 
    9:20分到达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与会的朱德、陈昌浩等大多数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北上指示以及当时形势同张国涛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否定了其西进主张,张国涛被迫同意北上。会上还制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前我们还参观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旧址”。
 
    下午两点,我们到达漳县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盐井会议纪念馆”。1936年9月23日,西北局在盐井镇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会上张国涛固执己见,一方面为自己擅自改变岷州会议决定做辩护,一方面大谈西进方案的“优越性”,最后张国涛西渡黄河方案被认可,并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得悉后致电张国涛,明令禁止西进,要求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由于黄河对岸大雪封山,西进方良乡无法实施,27日,西北局在洮州又召开会议,决定放弃西渡,执行北上会师计划。
 
 
    王会长为盐井会议纪念馆仿毛泽东赞朱德的话笔述:“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晚上我们落宿于会宁县。
 
2019年6月7日
 
    早上8:30分,我们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全程159.54公里。
 
    今日第一站是位于甘肃省会宁县会师镇的“红军会师旧址”,该址是为纪念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顺利会师而扩建的革命遗址,其主要建筑“会师楼”始建于明代,是红军三军会师的物证,也是会宁古城的象征。
 
 
    1935年9至10月间,红25军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于10月2日凌晨攻打下会宁县城;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10月15日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这样,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以会宁为中心的甘南中部地区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看完展览后,王东炎会长对我们说:其实这次会师不是单纯的会师,而是中央军委要在界石铺组织一次面对胡宗南的大型阻击战。
 
    10:30分,我们来到位于静宁县的“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园”。界石铺是红军长征中的“领袖驻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率领陕甘支队在此宿营。开国后的十大元帅中的九位、十大大将中的八位、四十七位上将、一百六十一位中将、千余位少将都曾在静宁宿营和战斗。界石铺是红军静宁会师的“中心基点”,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界石铺这个小镇,红色氛围尤为浓烈,随处可见与红军长征有关的红色标语及宣传海报。可见80多年来,红军的精神深深地烙在静宁老百姓的心中。
 
    下午2:40分,我们来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城东30公里处葫芦河东岸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纪念碑”。为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军胜利会师,1996年在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纪念碑”,碑高19.36米,寓意会师于1936年,碑的顶部雕有三尊英姿勃发的红军头像,象征三军会师;碑身下部有8幅浮雕;战略大转移、遵义大转折、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路过回民区、翻越六盘山、三军大会师、胜利到延安,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
 
 
    下午5:30,我们终于来到静宁县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1935年8月和10月,红二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先后经过六盘山地区,深入宣传党的宗旨和抗日主张,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回汉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西征甘肃、宁夏,在宁夏固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峰高华岳三千丈,险居秦关百二重”,六盘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清平乐·六盘山”享誉中外,是中国革命史上成功的胜利之山。
 
    参观结束后,王东炎会长为纪念馆题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旭亮题词为“初心”。
 
 
    晚上,我们就宿于固原市的如家酒店。因六盘山海拔为2942米,傍晚起,曾宁生和毛旭亮又产生轻度高原反应,头晕头痛、食欲不振。经检查,宁生血压不高,心率稍快;旭亮血压偏高,心率正常,因症状不重,对诊治疗注意休息即可。
 
2019的6月8日
 
    早上8:00出发,今日前往银川,全程337.7公里。
 
    一进入银川地区,地势逐渐平坦,略有中原平原之感。四周渐显绿色,可见河流湖泊,田野纵横成格,各种经济作物绿意盎然,大有江南水乡之味,不愧为“塞上江南”之美誉。
 
    行进途中,王会长给我们讲解了中华民族史,他说:1840年前,中国的战争都是中华民族内部战争。1840年——1937年中华民族与外部民族战争不断,但多数战争中国人表现出民族凝聚不强,国家意识不高。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被彻底唤醒,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空前提高。
 
    此外,王会长还对中央集权制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奴隶制社会的王者,封建社会的皇帝,是一个国家政权权力集中的标志,如果这一标志名存实亡,民族就会会裂,国家就会内乱。长征时,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还未形成,党中央核心人物还正待涌现,所以党和红军出现了分裂。长征的胜利,摧进着党中央核心地位的形成,摧生着党中央核心人物的涌现,使党和红军又从分裂到聚合。
 
    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凡是党中央核心地位和核心人物没有形成之时,党和国家的形势就不稳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
 
 
    上午9:30分,途中路过须弥山石窟,于是我们下车参观。须弥山石窟是中国十大石窟之一,位于固原西北55公里处,始建于北魏,距今1400多年,以后各代修葺重妆。至今保存有132个石窟分布于8个山崖,成为固原规模最大的佛寺遗址。这是一处比较冷门的石窟,历史悠久,但保存状况较为堪忧。
    晚上,落宿于银川市的7天连锁酒店。
 
2019年6月9日
 
    早上8:30出发,前往吴起,全程272.2公里。
 
    中午11:00到达西夏皇陵。西夏皇陵是西夏历代帝王陵及皇家陵墓。景区占地面积58余平方公里,分布有9座帝王陵墓,27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其中的3号陵墓最为高大,经考证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之泰陵。
 
 
    下午3:30分,我们来到位于吴起镇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园内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纪念馆和红军烈士陵园构成。该园以纪念中央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吴起为主题;是一个兼教育、旅游、休闲功能,具有国家重点红色旅游目的地意义的纪念性主题公园。由于公园顺山势而建,当地人称“胜利山”。
 
 
    今夜宿于吴起县的雅宁大酒店。
 
2019年6月10日
 
    早晨8:00出发,今天参观到达的地点有延川县的梁家河村、延安市区的杨家岭、王家坪等,全程141.1公里。
 
    9:10分,我们来到位于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1969年,15岁的习近平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来到了这里,渡过了他7年的青春岁月。离开梁家河40多年来,习近平先后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表达惦念之情,也曾亲自回去看望陕北的乡亲们。我们分别参观了梁家河村史馆,以及习近平和他的知青伙伴们当年生产、劳动的场所和居住的窑洞。
 
 
    11时,我们来到了“杨家岭革命旧址”,该址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这期间,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于1942年建成中央大礼堂,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庄严、朴素的中央大礼堂前,在铁军艺术团团长曾宁生的安排下,队员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演出,由男高音刘江洪演唱,曾宁生、周安路伴舞的《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吸引着场外许多游客纷纷喝彩;由队员们组成的一组雕塑及男低音毛旭亮演唱的《把一切献给党》使场面达到高潮,激动的人群中一人奋不顾身地扑进我们的演出队自拍留念。看起来,我们的“快闪”是非常成功的。
 
 
    下午3:00,我们来到了延安市宝塔西北延河东岸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从1935年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地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出发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铸就了辉煌。
 
    晚上,我们落宿于延安市。
    一吃完饭,会员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延安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它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中国革命圣地的标志。
 
    此时,晚上七时,太阳还没落山,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上的一个公园广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飞舞,上千人群围成一个大圈,随着锣声,踩着鼓点,挥着绸带,扭着秧歌,边走边舞。不断有人下来休息,也不断有人上去补充,真令人热血沸腾。毛旭亮、贾荣光等情不自禁加入了街舞的人群跳了起来。这场面充分展示了延安老区人民对革命圣地的热爱和自豪。
    啊!延安,魂牵梦绕来延安,圆梦之旅宝塔山,不虚此行。
 
 
 
2019年6月11日
 
    今天的任务参观南泥湾、洛川会议纪念馆、黄帝陵,全程325.5公里。
 
 
    上午9:00,我们来到著名的“南泥湾”,百年之前,这里人烟稠密,水草丰盛,然后到清朝中期,由于回汉纠纷,相互残杀,导致这里成了野草丛生,人迹稀少的荒凉之地。
 
    日寇占领武汉后,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国民党也消极抗日,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费,加上华北地区多地连年遭受灾荒,致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生活陷入困境。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方圆上百里,开荒屯田,生产自救,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上午11:00来到位于洛川县的“洛川会议纪念馆”。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提出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国共二次合作的新局面。
 
 
    下午2:30,来到名闻天下的“黄帝陵”,“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号称“华夏”“第一陵”,该陵位于延安市黄陵县,是历代帝王和名人祭祀黄帝的场所,是中华民族精神永固,炎黄子孙的朝圣地。
    参观完“黄帝陵”后,当夜我们又回到咸阳机场旁的民俗渡假村入住。
 
2019年6月12日
 
    本次“重走长征路”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回榕的飞机是晚上九时的,故今天白天一天是休整时间,16人组成四个团队自由活动。
 
    由曾宁生、王东炎、刘江洪、周安路四人前往西安会见《大院孩子》西安分群的朋友,在季涛等人陪同下游览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并进行十分轻松的座谈,各自介绍了团队的发展近况。
 
    由沈小明带队的三人团队和晏步军带领的三人团队以不同的线路分别参观了西安的“钟楼”、“鼓楼”、“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华清池”、“兵马俑”、“鸿门宴”等景点。
 
    其余的队员因西安来过多次,在毛旭亮的带领下坐上飞机直接回了福州。
    晚9:30,飞机从咸阳机场直冲入茫茫夜空中,12日凌晨2:10平安降落长乐国际机场。
 
    本次“陕甘宁之行”是福建省铁军文化研究会“重走长征路”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云贵行”于2016年6月完成;第二阶段“川北行”于2017年6月完成。本次“重走长征路”,从西安出发,穿秦岭入陕南经陇南进甘肃、入宁夏到银川再到陕北,跨越三省十五个县市,全程4300公里。
 
    共计参观了十三个红军长征纪念馆:
    1、陕南战役纪念馆 
    2、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 
    3、腊子口战役纪念馆 
    4、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5、岷州会议纪念馆 
    6、盐井会议纪念馆 
    7、会宁长征胜利纪念馆 
    8、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园 
    9、固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馆 
    10、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11、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12、延安革命纪念馆 
    13、洛川会议纪念馆
 
    参观了七处革命旧址:
    1、西北局岷州会议旧址 
    2、会宁会师旧址 
    3、将台堡会师旧址
    4、梁家河村 
    5、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6、王家坪中央所在地旧址 
    7、南泥湾
 
    此外,还参观了五处历史景观
    1、武侯祠 
    2、固原“须弥山石窟” 
    3、西夏王陵 
    4、黄帝陵 
 
    综观我们这三个阶段的“重走长征路”,其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震捍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深深地理解到红军将士们那种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创造的革命精神。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最显著特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于2016年始,经三次出行,全程走完共计12500公里(里程正好二万五千里)。这三次的行动体现了“平和、团结、有序、安全”,这主要归功我们的会长王东炎。这三次行动都是他一手策划、设计、编排的,本着节俭的原则,他反复联系、多方考证,方才选择了合适的机票和宾馆,租赁了车况优良的中巴车,确保重走的万无一失。
 
     在6月25日的总结会上,王会长深有体会地说:
 
    (一)要有一颗红色的心。我们的“重走长征路”得以胜利完成,有赖于全体参行人员的有一颗红色的心,有一种对长征精神的追求。本次出征前,队员们的身体状况都有些小状况,周安路发生过晕厥,毛旭亮和常宁均用了两个月加紧治疗腰伤和腿,队员中还有二人是装了支架的。队员们年龄最大的73岁,平均达66岁,大多数参加者退休收入都不高,没有强烈的不忘初心的精神,是下不了决心参与这些吃苦的活动。重走长征路意义非常,是一件值得做,值得长期记忆,并给后代们以传授的事情。  
 
    (二)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队员们感慨地说到:做好一件事,一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将帅;二要有团队的协作精神。因此要感谢王东炎,要感谢周安路、曾宁生、林远磊、殷仁祥、等的默默付出。
 
    (三)王东炎会长着重指的一点是:当前全国各地“红色庙宇”建得很多(即红色景观),且部分景观同当地经济挂钩,由于全国缺乏一部纲领性的“红色经文”,因此难于达到育人和传承的功能。当前如何唱好这本“红经”,如何融合红色基因则是当务之急。
 
    (四)一路参观,一路宣讲,一路研究,这就是我们重走长征路的最大特色。“重走长征路”虽然结束了,我们还将进一步去探索长征中的点点滴滴,研究长征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出版成书,作为国家向联合国申报长征历史文化遗产的参考,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传承给下一代,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代代相传。
 

“重走长征路”归来的回想
 
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组
 

(一)

    2019年6月2日——12日,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一行16人(王东炎、周安路、林远磊、刘江洪、毛旭亮、殷仁祥、贺晓奇、晏步军、沈小明、曾宁生、王鲁沂、常宁、潘雪英、张霞、张捷、贾荣光),沿陕西西安—汉中—甘肃陇南—岷县—会宁—宁夏固原—银川—陕西吴起—延安等地,自由行组织了全程4300多公里的第三段“重走长征路”活动(2016年、2017年已完成了前两段的“重走”)。这场活动,原定在2018年6月2日就要进行,临行前,组织者王东炎会长突发疾病住院,以至不能成行。为了不忘初心,传承基因,2019年6月组织者再次发起这场第三段的“重走长征路”,以实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宿愿。
 
    第三段“重走长征路”,计划安排的特点是重走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时在甘南走过的路,全面了解党中央和三个方面军经过甘南时情况。不到天险腊子口,不算“重走长征路”,因为这是三个方面军长征唯一都经过的地点(长征全程仅此一点);不到成、徽两县,怎知道红二方面军长征至此艰难奋战的情况;不到岷、漳两县,怎了解红四方面军曾在此英勇作战,并意图西进的情况;不到会宁、将台堡,难以感受到长征取得最终胜利的不易;不到六盘山,何以体味到毛泽东“缚住苍龙”的庞大气概。不到延安,如何感受到当今陕甘宁边区的风貌。
 
(二)
 
    第三段“重走长征路”,本研究会学术组仍秉承“走一路,研一路“的学术精神。当今“佛庙”、“道觀”在中国遍布,佛、道文化能留至千年的秘诀,当属“佛经”、“易经”能流传至今。现在创建的“红庙”(纪念馆)不计其数,可谓“不忘初心”,但要传承“红色基因”,“红经”(红色文化史书)必须要“念”好。然而,当今“红经”念的并不理想:
 
    1)史料累积很多,但缺乏考证。未经考证的史料拿出来作为论据来证明史实,只能是越证越糊,越证越错,越证越离史实越远。例如长征中的电报,每一封电报的史实背景是什么,是商榷性的,还是指令性......,都应当先考证清楚,再作为论据使用。
 
    2)纪念馆史料的陈列,不能简单地叙述经过,对重要历史事件要有评价,现在是有的有评价,有的没评价,有的评价不正确。例如对湘江战役评价为“惨胜”(理由是虽然损失惨重,但终究还是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部分的骨干力量),等同于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评价(理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最终还是保存了骨干力量,所以是胜利的)。毛泽东对长征评价是全局性的终结评价,湘江战役是长征全局中的一役,两者不是时空概念相同的同类项,不能作类比,不能把毛泽东对长征的评价,套用到湘江战役上。
 
    3)浅显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没有深入探索历史的规律。例如,长征中为什么会发生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为什么分裂之后又能复合主要原因在哪里?这其中必有组织体、机制的原因,而党和红军的组织体制和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加以掊析,就难以理解“党指挥枪”的深刻内涵。
 
    4)表浅地将历史精神加以概括宣传,没有探索历史规律其中之深刻内涵对现代的启示。长征精神蕰含着信仰的力量,其中还蕰含着行为的智慧,这对现代都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本研究会学术组既担负着对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按照《历史学》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要求,正做着更为细致的“不忘初心”和“传承基因”学研工作,力争把传承“红色基因”的“红经”念好。
    以上则是本研究会“重走长征路”的主要目的。
 
(三)
 
    第三段“重走长征路”,本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1、为什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是通过腊子口北上甘南的?
 
    张国焘亲自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计划中写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向北到夏(河)、洮(州)还要探寻道路(有没有到甘南的通道不知)。计划中只提到右路军如果向甘南走不通,就要向左路军靠拢,而没有提出左路军一旦无路,应当向右路军靠拢。这个计划中的这一败笔,被毛泽东看出来了。腊子口是川康(松潘以西)进入甘南唯一的通道,古时,蒙古大军入川曾走过这条道路。这也就是说,要到甘南,只有经腊子口这一条路。
 
    在《夏洮战役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张国焘、朱德此时在左路军前往阿坝的途中,没有参加会议),通过了对《夏洮战役计划》的修正,形成了左路军要向右路军靠拢,走腊子口这一唯一通道进入甘南的决议。这是长征路上正确与错误的军事路线第二次交锋的开始(第一次是与李德军事路线的交锋)。第二次开始的交锋,不仅更坚定了右路军北上决心,还为全体红军部队确定了唯一正确的北上通道。
 
    历史上胜利的战争,所选择的正确的战略方向只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通道往往也只有一条,违此则取得不了战争的胜利。面对未来的战争,正确的战略方向无疑是要选对,通往这个方向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但要深刻认识到,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
 
    2、毛儿盖会议有什么特殊意义?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是进入了中央书记处,成为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周恩来的助手,有了军事决策的话语权。在苟坝会议上,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中央最高“三人团”。“三人团”是党的临时最高军事决策的权力机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三人团”这一临时机构,不可能被张国焘所认可,实质已“消失”,军事决策权又归中央政治局集体。
 
    在毛儿盖会议前,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司令部总政委一职,转给了张国焘;但是周恩来党内委托“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既中央政治局掌管军事工作最高负责者的分工却转给了毛泽东。这使“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的概念明晰了。在“党指挥枪”的地位上,毛泽东也就高于张国焘了。这就是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争个人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
 
    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是以党内委托“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身份参加并主导这次中政局会议,这是在组织上正式成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所参加和主导的第一个会议(遵义会议只赋予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助手,苟坝会议也没有将助手身份改变)。毛儿盖会议是第一次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红军高级领导干部面前,明晰了“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中央政治局分管军事工作的委员,才是党内军事工作最高负责人。毛儿盖会议决议毫不妥协地否定了张国焘的军事路线,是用最清晰的语言向张国焘表明(这时他已当了红军总政委,自认为是党内最高的军事统帅),“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而不是“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枪“。估计这也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后,因无法接受他这个总政委居然还不是党内最高军事统帅,又知道了毛儿盖会议又否定了他右路军向左路军靠拢的决定,由此,在某种情绪支配下,突然并坚决转而南下的原因之一。
 
    毛儿盖会议标志着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机制开始形成。既中央政治局分管军事工作的委员,是“党中央指挥枪”的核心人物,是后来又逐步演变为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开始。历史实践证实,在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之后,这个机制的形成,保证了党和军队长期的,直至现在的高度集中统一。
 
    3、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漳州、洮州三次会议所争论的北上还是西进,两条行动路线是对还是错?
 
    三个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既红四方面军到了甘南,是立即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作战(中央和朱德坚持的北上行动路线),还是单独西进渡过黄河再寻会师之机(张国焘坚持的西进行动路线)。岷州会议多数人支持朱德的北上意见。漳州会议多数人又转向张国焘,并且在会议结束之前,四方面军已经开始西进行动,后因黄河岸边没有渡船,天寒水冻难以徒涉,对岸大雪封山,难以通行,在洮州会议上,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再改向北上会师,共同对敌作战。
 
    此次张国焘执着地要西进行动,是对还是错?现代有人执着地要给予论定这次西进是对的。西进行动因自然条件恶劣影响取消了,难道说硬要违背自然规律去冒险西进就是对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史实是张国焘一心想西进,是一件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没有经过实践的事,怎么能判断出正误作定论呢?!认定西进这一没有发生过的事是正确的,那么中央和朱德北上意见,这一付诸了行动的事就是错的了?!以一件没有实践过的事作为“对”论据,去论证另一件实践过的事是错误的,这就完全陷入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任何以假设,如果,可能等历史虚无的历史想象为前提或论据的,都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违背的。论从史出,正误由史实作论据来判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4、为什么长征中会出现党和红军的分裂?分裂后为什么又能聚合?
 
    长征中,党和红军出现的分裂,首先与党的组织体制有关。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重要的人事任免,都由共产国际派驻的代表掌控。博古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的党中央负责人,六届五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批准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既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被撤换,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进入中央书记处,王稼祥改任政治局委员等人事变动都因客观原因(客观上是因电台联系不上),无法经过共产国际批准。这对张国焘而言,就是“伪中央”。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为什么达到另立中央的程度?就是因为他认定为“伪中央”,他才会另立中央。(如果他还认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他也不会另立中央)这不失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一个“理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会师后,张国焘一直质疑遵义会议可以作为例证)。
 
    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核心人物机制长期没有形成,是党和红军长征中分裂的主要原因。自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总责的人在不断更换,直到六大召开,才选举出总书记(实际也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不久,总书记叛变,党的总负责人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先后有王明、博古。由于当时全国党的组织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在东北的中共满州省委是直属共产国际领导的等),以及红军分散的武装割剧形成的“山头”(党中央都不知道陕北有支红军部队)等,客观上使党中央核心地位难以形成。党和红军在分散的状态下,只能涌现出处在不同地区的党和红军的核心人物,在这种状况下,党和红军的分裂那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体制,又是党和红军分裂后又能聚合的重要原因。党内出现了两个中央,谁是合法中央自然要共产国际来评判。张浩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鉴于全国党组织本身就处不统一的状况,建议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后称中共中央西北局),暂时与中共中央形成“横向关系”。这是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给他一个“独立”的“合法性”,首先结束党内“两个中央”的尴尬局面。由于共产国际的权威,促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党组织改组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因张国焘决定北上甘南了,甘南属西北)。西北局与党中央形成“横向关系”,使“两个中央”消失了,这就为已经分裂了的党和红军的再聚合,提供了一个“粘合剂”。
 
    党中央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核心人物机制在长征期间逐步形成,是党和红军由分到合主要原因。先是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鄂豫皖红二十五军组成)会师;后是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党和红军分散的状况得到极大改观,这为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逐步形成奠定基础。毛泽东在长征中从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已逐步演化为主管军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再到三军会师后的1936年12月7日,成为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真正的能指挥全体红军的三军统帅及党内多数同志拥戴的领袖。党中央在全党核心地位形成,并涌现出了第一位核心人物,党和人民军队由此也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四)
 
    大、中、小学生如果不可能都使用同一知识水准的教材,某种知识水准教材,只能针对相应年级的学生。长征精神的宣传,也不能不分对象,都听一样的长征故事,宣传的效果肯定达不到最佳。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处在革命低谷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是自身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历史研究者,学习领会长征精神,就不能简单地听一下长征的故事(没有听过的需要听,听过的也可重复听,但不能止步于此)。长征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战略行动,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党自身犯了“左倾”错误所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要知晓的是党为什么会犯严重的错误,继而要上升到应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上来。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长征,是那个时期对党建质量最严竣的考验。因为党建卓有成效(已形成的机制和长征中创新的机制),经受了考验,才有了最后取得了长征胜利的基础。那种将长征的历史平铺直叙,重大事件不作正误评价或错误评价;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长征中又是怎样改进的;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为什么会分裂,而分裂了为什么又能聚合......。没有把对长征精神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开展教育,这对现代的党政领导干部而言,只能会是“初心淡忘,基因断代”。
   
    很遗憾,现今长征史研究还没出现理性分析比较深刻的范本。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组将为此而努力。
 

云 贵 行
(参行人员13人)
王东炎 曾宁生 周冀林 贺晓奇 王鲁沂  
周安路 毛旭亮 赖松衡 张春萍 张丽霞 
晏步军 范伟朝 林淑娟

 

川 北 行
(参行人员10人)
王东炎  曾宁生  贺晓奇  王鲁沂
周安路  毛旭亮  张春萍  晏步军
沈小明  殷仁祥

 

陕 甘 宁 行
(参行人员16人)
王东炎  曾宁生  贺晓奇  王鲁沂
周安路  毛旭亮  晏步军  沈小明
殷仁祥  林远磊  常  宁  潘雪英
张  霞  张  捷  刘江洪  贾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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