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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湘江之战历史评价之刍议
http://mzzg.net 2019/4/9 13: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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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湘江之战历史评价之刍议
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会长   王东炎
 
 
一、湘江之战是胜仗还是败仗?
湘江之战,红军渡过了湘江,因此湘江之战就是胜利的。当时中央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就是这么认为的。现代学者,有评价失败的,有评价“惨胜”的等等。以历史学的观点,历史评价不能以偏概全,要全面具体分析。
 
(一)从战略角度上分析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实施战略转移,最初的战略目的是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如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渡湘江前下达的政治动员令就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湘江之战”,当时中央红军的称谓是“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虽然红军突破,渡过了湘江,但在全局上被敌围剿的基本态势完全没有改变,红军仍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而且由于红军损失惨重,突破湘江后,反而更加不利于粉碎敌人围剿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目的实现。
 
    不利于战略目标实现的局部战役战斗的结果,本质都是失败的,这也是世界军史界在战略层面上对战役战斗胜负公认的评价标准。1812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双方都出动了绝对主力会战。结果是俄军伤亡惨重,但也重创了法军。之后,俄军主动撤离战场,一退再退并放弃了莫斯科。似乎这次战役法军胜利了?实际上,这次战役俄军达到了消耗法军的目的,保住了军队的基本力量,仍拥有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后勤补给安然无恙,为后来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而法军在此次战役中歼灭俄军主力的目的落空了,虽后来占领了莫斯科,但运输线太长,以及俄国寒冷的冬季,难以维持其部队物资供给及补充兵员的损耗。战争最终结果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法军,而不是俄军。博罗季诺战役对俄法1812年战争的整个进程有重大影响,实质已间接导致战争进程发生根本性转折。此次战役历史评价是:此战标志拿破仑军队已达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所说的进攻的“顶点”,意味着失败的开始。拿破仑后来曾写道:"在我一生的作战中,最令我胆战心惊的,莫过于莫斯科城下之战(既指博诺季诺战役)。作战中,法军本应取胜,而俄军却取得了不可战胜的权利。"拿破仑就是从战略角度上来看待博诺季诺战役的胜负并作出历史评价的——法败俄胜。
 
    对拿破仑而言不幸的是,他若干年后才省悟出博诺季诺战役真正的胜负者。有幸的是,红军多数高级领导人经湘江之战,看清了“左倾”领导的错误所在,觉悟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使红军逐步从被动转为主动。
 
(二)从战役层面上分析  
 
    湘江之战,红军的战役目的,并非仅是部分部队渡过江。战役总目的是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创造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有利条件。但是红军渡过湘江后,反而造成了更加不利于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条件,已经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性。蒋介石在红军战略转移开始时的1934年10月31日就明令“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湘江之战,国民党军没有实现其全歼红军的战略目的,但这不等于他在战役层面的失败。在战役层面,国民党军反而更加有利了。两军比较,国民党军所占优势大增,而红军所处的劣势大增。表现在:一是湘江之战国民党军损失较少,中央军基本没有参战,兵员无损。湘、桂、川、黔、滇军都被动员起来了。红军力量损失重大,双方兵力对比更加悬殊。二是川军在北,滇军在西,中央军在南,湘军在东,黔军在中,已形成四面围堵红军的态势。
 
    红军战略转移,实质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继续(不能按后来历史学者以时间节点划分历史时段来截断事态的联系),湘江之战在作战形式上是打破封锁的突围战。世界军史界在战役战术层面对突围战役(斗)胜败评价有公认的标准。这就是突围的军队,如果大多数人突出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一般就算是胜利;多数人没有突出包围圈就是失败。例如二战时英法联军的敦克尔刻大撤退,被围的英法军约40万人(占被围的大多数)乘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摆脱了德军的包围,世界军史界都认为这是胜利的突围。新四军军部所经历的皖南事变,也是一次突围战斗,近万人只有约两千人突出重围,在中国军史界一致认为是失败的突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出发时红军8.6万人,湘江之战前还有6.5万人,战中折损3.5万人,剩余约3万,不足原来的一半。史料揭示,国民党军损失很少(桂军俘红军7000人,自身伤亡2000人;湘军也就是数千人)。所以,湘江之战从战役层面上红军也只能认定是失败的突围。
 
(三)以历史唯物论和逻辑思维的观点分析
 
    湘江之战如果红军没有渡过湘江,长征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这个假言推理是违背历史唯物论的。“论从史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只能用历史史实作为前提,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史实的评价结论。假设是用想象作前提,得出历史结论必定只能是一种可能,将可能的结论认定是真理,这就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中了。史实是红军渡过湘江,但推理是不能证明长征最终能取得胜利。
 
    在战略层面评价长征胜利的根据是因为“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套用此根据来评价战役层面的湘江之战也是胜利的,就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错误在:首先是对象不同一,前者是指战略层面的长征,后者是指战役层面的战役。其次是判断不同一,前者是长征全过程结束后的判断,后者是长征某一事件结束时的判断。第三是结果(概念)不同一,前者是“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后者是“暂时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前者可直接论断长征胜利,后者不能直接论断湘江之战的胜负(还要作其他方面的分析来综合判断),两者概念不能混洧偷换。
 
(四)从战后红军指战员的情绪来分析
 
从史料反映来看,红军指战员在湘江之战后对”左倾“错误领导的”瞎指挥“表现出严重的不满,要求更换红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的心情达到了高潮。党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在黎平、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公开地坚决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反对“左倾”领导的错误路线。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三人团”也出现了分裂。在猴场会议上,实际已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湘江之战后,李德心态上也起了重大变化,他提出红军以游击战作战形式到湘西,这表明他嘴“硬”心虚。博古过了湘江后,也起了“悲观”的念头。从红军指战员们心态上看,是“败不馁”之像,否则怎会酿成后来遵义会议党的最高负责人和军事最高负责人的变换,以及出现被冷落多年的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书记处取得军事指挥话语权的一幕?!
 
二、湘江战役为什么损失那么大?
 
    现在有许多评论,将湘江战役红军损失巨大的原因,主要归罪于李德“抬轿子”式的行军布阵,“搬家”式的逃跑转移,至使行军速度缓慢,不能及时通过因桂军首领白崇禧“放水”而形成的长达7天30公里无兵防守的湘江左岸。照此推理,如果红军负重不大,行军速度较快,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湘江这第四道封锁线了?非也。湘江之战白崇禧用的是”半渡而击“的战法。此战法就是先以”放水“迷惑引诱红军,当红军先头在“空防”处过江时,湘军”拦头“,桂军”截腰“和”扫尾“。李德部署的”抬轿子“、”搬家“式的行军则是更加强了敌军”半渡而击“的作战效果。 
           
 
湘江战役示意图
 
(一)什么是“半渡而击”?
 
    “半渡而击”取自“兵半渡而击之”一句,是《吴子兵法•料敌•第二》书中十三种情况下可攻击敌方之一种。在这之前的《孙子兵法》也讲到“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行军篇》),济是“渡“意思。这是指“兵涉水过河一半时,可以攻打”,这时敌人无论是”头“,是”腰“,还是”尾“都最薄弱之处。“半渡而击”总体意思就是在对方的军队一部分人马渡过河时,位于对方军队正面的部队可以优势兵力”拦头”,位于对方军队同一岸边翼侧及后尾的部队可以“截腰、击尾“,使对方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境地。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起兵讨伐楚国。吴军纵横数千里,连战连捷,楚国一再狼狈逃窜。楚军逃到清发水时,被吴军追上。吴王阖闾正要下令攻击,他的胞弟夫概就劝说道:“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呢。我们如果把楚军逼得太急,他们会死力拼搏的,不如暂且停战,等到楚军渡河渡到一半时再行攻击。那时,楚军先渡河的幸免于难,无心恋战;后渡河的羡慕先渡河而逃走的,也会失去斗志,我军定能大获全胜。”吴王接受了夫概的建议,令部队停止前进,待机破敌。楚军见吴军不再追杀,以为他们怯阵,便下令部队渡江。吴军乘楚军部分已渡,部分未渡,士兵争相渡江的混乱状态下,向楚军突然发起攻击,杀得楚军屁滚尿流。这就是位于对方军队同一岸边翼侧和后尾“截腰、击尾”的一个战例。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之一,启不知道中国古代兵法。
 
(二)“半渡而击”的想定
 
    桂军在红军渡江之前,先是将湘江左岸30公里防线放弃,以无兵防守的”空防“引诱红军进入。放弃防线的部队可以去防堵红军或中央军入桂,但主要目的却是隐蔽于湘江右岸,既红军行军纵队左翼及侧后的兴安、灌阳地域待机。待红军行军纵队“半渡”湘江时,同时“拦头、截腰、击尾”,尤其是攻击从翼侧、侧后红军未过江的人马。史料反映,开战前,桂军早就制定了“拦头,截腰,击尾”的战术想定,制定了两个方案。第一案是根据红军行军速度,于桂军撤离湘江左、右岸的第四日夜出击,用三个师“击大尾”(截腰、击尾);第二案是如果红军的左翼是红军最强的主力,即用一个师“击小尾”(扫尾)。湘江30公里的缺口无兵防守一直持续了7天,桂军何时”半渡而击“,是根据红军”搬家“式的行军速度来计算的。桂军15军估算从红军夜入清水关始,要过4-5个夜晚,先头才能过湘江,这时就是出击的时机。
 
(三)“半渡而击”的经过
 
    桂军于11月28日率先打响(截腰、扫尾)。出新圩桂军大约7个团,4个团直接对红三军团作战。红5师2个团(14团和15团)在新圩阻击,11月30日上午,红5师的阵地已经大部失守。桂军44师在30日这天突破了红三军团在新圩的大部分阵地,向石塘附近的红三军团的红5师13团、红6师主力以及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冲去,八、九军团中的新兵很多被打散,给这几支部队造成了第一次重大损失。出光华铺桂军大约4个团,红三军团在光华铺战场投入的是红4师的3个团。11月29日夜和30日清晨,一小部分桂军绕过红4师阵地,竟然一度占领了界首红军的渡口,差点让军委纵队过不了江。桂军到12月1日上午已经冲到离界首渡口大约只有2公里地方,中午,界首渡口再次被桂军攻克。打算从此渡口过江的红八军团的退路被截断了,只好掉头向北,从位于界首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徒涉过江。当红八军团先头部队赶到湘江右岸麻市村时,发现红五军团第13师、少共国际师和红九军团部队正在凤凰嘴渡口抢渡。红八军团只能在一边等待,同时埋锅造饭。可饭还没吃到嘴边,下午3时左右,从新圩追过来的桂军44师等部队赶到,对正在渡江和等待渡江的红军造成了第二次重大损失。
 
    桂军湘江撤防,湘军并不急于填补“空防”,但在桂军发起“截腰”、“扫尾”时不久,湘军即发起“拦头”攻击,时间上配合的十分默契。这使红军首尾不能相顾,左右不能相帮,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之中。红一军团开始只有四个团约8000人到达战场,面对出觉山铺的湘军12个团约3倍于己的敌人,打的异常残酷。11月30日,湘军在原来的进攻部队的基础上再投入8个团,兵力达到20个团约5万人。红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与敌人20个团进行了殊死搏斗。红一军团觉山铺阻击,敌军没有占到便宜。
 
(四)“半渡而击”的战果
 
    湘江之战中,桂军直接攻击的红军部队是红三军团(损失8100人)、红八军团(损失3800人)、红九军团(损失2000人)、红五军团(损失7000人)、机关、教导师(损失2000人)、少共国际师(损失2300人),合计红军约损失25200人。这其中绝大部分的损失,主要是桂军攻击造成的,占湘江战役红军损失的三分之二。湘军主要是“拦头”,直接攻击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损失6000人,其中2300人是少共国际师的,主要是桂军造成的损失)。红三军团6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都是因桂军攻势凶猛,界首浮桥被迫炸毁,在桂军前后夹击无法过江的情况下最后全军覆没的。
 
    桂军沿湘江30公里不设防,“半渡而击”的预设战场,造成红军硕大的伤亡数字,另还俘虏红军约7000人,桂军自身伤亡约2000人等,难以看出白崇禧的“空防”是“放水”,是“放红军一码”的心态。
 
     
(五)红军对“半渡而击”的查觉
 
    红军指挥员有没有查觉到敌人的“半渡而击”?从史料反映看,林彪军团长应当是查觉到了。一是李德三申五令红军抢渡湘江,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主力应当迅速过江建立滩头阵地,但林彪却迟迟不下令红5团迅速过江抢占全州方向的有利地形,以形成掩护后续红军过江的有利态势。红5团滞停于湘江左岸边的作用只能发生在防湘军“截腰”上。二是红三军团4师在界首接防红一军团2师时,林彪指令已到了湘江左岸的红4师返回湘江右岸设防,以防桂军右岸侧击。果不然,红4师一到位不久,很快就与桂军接火。在湘江两个渡口要点的兵力部署,可感觉到林彪已查觉到敌人有“半渡而击”的行动。这种战术上的查觉只能“亡羊补牢”。
 
    从史料分析,毛泽东提前看出了白崇禧“半渡而击”的鬼计。湘江战役前,毛泽东在道县,就提出了沿潇水北上,在有群众基础的湘南实施运动战,寻机歼敌,伺机渡过湘江,过江后实施运动转战......。毛泽东此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没有史证证明毛泽东知道“半渡而击”的历史典故。但这不影响他靠思维悟性看出红军直挺挺地直奔湘江,进入到敌人预设口袋的危险性。亦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建议,客观上对敌“半渡而击”战术具有很强“破计”针对性,最其码敌人很难判断红军在哪个地点渡江,不至于象湘江之战那样,红军完全在敌人的算计之中。为什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急于抢渡乌江?土城之战形成胶着,急调红一军团回土城将川军打退15华里后一渡赤水?三渡赤水前为什么红军主力要攻打已坚固设防的鲁班场?四渡赤水后,为什么马不停蹄长途奔袭金沙江?答案就是一个,防止湘江之战敌人“半渡而击”重演。
 
    综上述,国民党某些杂牌军在红军长征中,确有“放水”,但湘江之战,绝非“放水”。红军损失为什么那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博古、李德中了白崇禧“半渡而击”之计,”抬轿子“搬家式的行军部署则更加重了红军的损失。
 
三、湘江之战的重大历史意义
 
(一)湘江之战意味着是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末日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就明确指出了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党内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就湘江之战而言,错误的军事路线的“瞎指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误认为桂军撤守江防是“放水”,中了国民党军实施的“半渡而击”之计,自投罗网进入到敌人“拦头,截腰,扫尾”的口袋里。二是红军战略转移目的是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路程不少于1000公里,必然要打一路的仗。但红军转移部署却立足于“搬家”,不是立足于打仗,搬运了大量的“坛坛罐罐”,严重影响了作战部队的机动,犯了兵家大忌。三是仅约3万红军过了湘江,在损失惨重,战斗力锐减,军委二局电讯侦知敌重兵在湘西道上设防封锁的情况下,“左倾“错误领导还一味坚持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不变,理由是共产国际批准路线不能变。这严重暴露出“左倾”错误领导僵化死板的思维素质。这不能不使红军指战员认识到红军的最高指挥员不是敌军指挥员的对手,已难以担当红军转败为胜的历史重担,如果继续让“左倾”错误领导“瞎指挥”,红军必然要走向全军覆灭。尤其是党和红军高级干部深刻认识到,更换党的总负责人以及红军最高军事指挥员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湘江之战是党内觉悟到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开始
 
    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就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之后极富作战经验的毛泽东提出的意见都得不到尊重,轻意地就给否定了,基本失去了军事指挥的话语权。史料反映,在湘江战役之前,毛泽东曾提出过三次重大建议, 但从未被采纳,更谈不上给他一点兵权去实现这些重大建议的机会,以证明其正确的。但是,何以湘江战役后,多数红军高级领导干部态度180度大转弯,”逐惭觉悟到这是排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刘伯承语)。毛泽东三次重大建议,实际上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而被实证为是真理。第一次建议的核心思想是”诱敌深入“,这已被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所证实。第二次建议的核心思想是“长距离的运动战”,这也被红四军离开井岗山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和红四方面军长途跋涉转战川陕,并成功地建立了根据地来证实。第三次建议的核心思想是出敌不意,伺机渡过湘江,运动歼敌。这个建议是在湘江战役发起前提出的,与湘江之战红军直挺挺地投入敌已预设的”半渡而击“,虚留生路的罗网成了鲜明的对比,孰对孰错一目了然。由于湘江之战前后,“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都被实践证明都是失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红军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认识产生大转变。莎士比亚说过:”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湘江败战初显“金子的光芒”。
 
(三)湘江之战进一步锻造红军败而不馁的军魂特质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这句话的出自战国的《商君书·战法》。意思是胜利了但是却不骄傲的军队,是战术严明;失败了却不埋怨的军队,是知道自己失败在哪里。湘江之战后,党和红军清楚地知道自己失败在哪里。非敌太强,是己之错。“失败是成功之母”,在之后的长征途中,红军就再也没有出现渡江河时被敌“半渡而击”。
 
    古今中外的军队,作战伤亡一半,就意味着这支军队基本失去战斗力,要到后方休整补充之后,方可再战。这是一般的常规。然而红军在湘江之战中,多数部队战损一半以上,却能继续战斗。原因就是“明智的人决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号,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失败”。粹火成钢,百折不绕。“通道转兵”,向敌人薄弱的地区前进,就是红军为挽救失败而转变的战略方向。
 
    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感到称红军为“匪”,实不为匪,世界上没有打不散的“匪”,红军就是一支打不散的群体,所以不可以“匪”轻之。湘江之战,红军经受的是从未有过的重大损失,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去战斗。 信仰至上,败而不溃。党的坚强领导,是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法宝。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永恒法则。
 
    长征胜利是因为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湘江之战要言胜,是因为败而不馁,败而不馁,就是胜利!
 
 
主要参考材料:《百炼成钢》
 
作者简介:王东炎  开国少将王直之子,原武警福州指挥学校副校长。现国际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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