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组
（一）
2019年6月2日——12日，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一行16人（王东炎、周安路、林远磊、刘江洪、毛旭亮、殷仁祥、贺晓奇、晏步军、沈小明、曾宁生、王鲁沂、常宁、潘雪英、张霞、张捷、贾荣光），沿陕西西安—汉中—甘肃陇南—岷县—会宁—宁夏固原—银川—陕西吴起—延安等地，自由行组织了全程4300多公里的第三段“重走长征路”活动（2016年、2017年已完成了前两段的“重走”）。这场活动，原定在2018年6月2日就要进行，临行前，组织者王东炎会长突发疾病住院，以至不能成行。为了不忘初心，传承基因，2019年6月组织者再次发起这场第三段的“重走长征路”，以实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宿愿。
第三段“重走长征路”，计划安排的特点是重走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时在甘南走过的路，全面了解党中央和三个方面军经过甘南时情况。不到天险腊子口，不算“重走长征路”，因为这是三个方面军长征唯一都经过的地点（长征全程仅此一点）；不到成、徽两县，怎知道红二方面军长征至此艰难奋战的情况；不到岷、漳两县，怎了解红四方面军曾在此英勇作战，并意图西进的情况；不到会宁、将台堡，难以感受到长征取得最终胜利的不易；不到六盘山，何以体味到毛泽东“缚住苍龙”的庞大气概。不到延安，如何感受到当今陕甘宁边区的风貌。
（二）
第三段“重走长征路”，本研究会学术组仍秉承“走一路，研一路“的学术精神。当今“佛庙”、“道觀”在中国遍布，佛、道文化能留至千年的秘诀，当属“佛经”、“易经”能流传至今。现在创建的“红庙”（纪念馆）不计其数，可谓“不忘初心”，但要传承“红色基因”，“红经”（红色文化史书）必须要“念”好。然而，当今“红经”念的并不理想：1）史料累积很多，但缺乏考证。未经考证的史料拿出来作为论据来证明史实，只能是越证越糊，越证越错，越证越离史实越远。例如长征中的电报，每一封电报的史实背景是什么，是商榷性的，还是指令性......，都应当先考证清楚，再作为论据使用。2）纪念馆史料的陈列，不能简单地叙述经过，对重要历史事件要有评价，现在是有的有评价，有的没评价，有的评价不正确。例如对湘江战役评价为“惨胜”（理由是虽然损失惨重，但终究还是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部分的骨干力量），等同于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评价（理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最终还是保存了骨干力量，所以是胜利的）。毛泽东对长征评价是全局性的终结评价，湘江战役是长征全局中的一役，两者不是时空概念相同的同类项，不能作类比，不能把毛泽东对长征的评价，套用到湘江战役上。3）浅显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没有深入探索历史的规律。例如，长征中为什么会发生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为什么分裂之后又能复合主要原因在哪里？这其中必有组织体、机制的原因，而党和红军的组织体制和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加以掊析，就难以理解“党指挥枪”的深刻内涵。4）表浅地将历史精神加以概括宣传，没有探索历史规律其中之深刻内涵对现代的启示。长征精神蕰含着信仰的力量，其中还蕰含着行为的智慧，这对现代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本研究会学术组既担负着对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按照《历史学》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要求，正做着更为细致的“不忘初心”和“传承基因”学研工作，力争把传承“红色基因”的“红经”念好。
以上则是本研究会“重走长征路”的主要目的。
（三）
第三段“重走长征路”，本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1、为什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是通过腊子口北上甘南的？
张国焘亲自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计划中写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向北到夏（河）、洮（州）还要探寻道路（有没有到甘南的通道不知）。计划中只提到右路军如果向甘南走不通，就要向左路军靠拢，而没有提出左路军一旦无路，应当向右路军靠拢。这个计划中的这一败笔，被毛泽东看出来了。腊子口是川康（松潘以西）进入甘南唯一的通道，古时，蒙古大军入川曾走过这条道路。这也就是说，要到甘南，只有经腊子口这一条路。
在《夏洮战役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张国焘、朱德此时在左路军前往阿坝的途中，没有参加会议），通过了对《夏洮战役计划》的修正，形成了左路军要向右路军靠拢，走腊子口这一唯一通道进入甘南的决议。这是长征路上正确与错误的军事路线第二次交锋的开始（第一次是与李德军事路线的交锋）。第二次开始的交锋，不仅更坚定了右路军北上决心，还为全体红军部队确定了唯一正确的北上通道。
历史上胜利的战争，所选择的正确的战略方向只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通道往往也只有一条，违此则取得不了战争的胜利。面对未来的战争，正确的战略方向无疑是要选对，通往这个方向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但要深刻认识到，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
2、毛儿盖会议有什么特殊意义？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是进入了中央书记处，成为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周恩来的助手，有了军事决策的话语权。在苟坝会议上，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中央最高“三人团”。“三人团”是党的临时最高军事决策的权力机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三人团”这一临时机构，不可能被张国焘所认可，实质已“消失”，军事决策权又归中央政治局集体。
在毛儿盖会议前，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司令部总政委一职，转给了张国焘；但是周恩来党内委托“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既中央政治局掌管军事工作最高负责者的分工却转给了毛泽东。这使“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的概念明晰了。在“党指挥枪”的地位上，毛泽东也就高于张国焘了。这就是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争个人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
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是以党内委托“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身份参加并主导这次中政局会议，这是在组织上正式成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所参加和主导的第一个会议（遵义会议只赋予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助手，苟坝会议也没有将助手身份改变）。毛儿盖会议是第一次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红军高级领导干部面前，明晰了“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中央政治局分管军事工作的委员，才是党内军事工作最高负责人。毛儿盖会议决议毫不妥协地否定了张国焘的军事路线，是用最清晰的语言向张国焘表明（这时他已当了红军总政委，自认为是党内最高的军事统帅），“党指挥枪”就是“党中央指挥枪”，而不是“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枪“。估计这也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后，因无法接受他这个总政委居然还不是党内最高军事统帅，又知道了毛儿盖会议又否定了他右路军向左路军靠拢的决定，由此，在某种情绪支配下，突然并坚决转而南下的原因之一。
毛儿盖会议标志着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机制开始形成。既中央政治局分管军事工作的委员，是“党中央指挥枪”的核心人物，是后来又逐步演变为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开始。历史实践证实，在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之后，这个机制的形成，保证了党和军队长期的，直至现在的高度集中统一。
3、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漳州、洮州三次会议所争论的北上还是西进，两条行动路线是对还是错？
三个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既红四方面军到了甘南，是立即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作战（中央和朱德坚持的北上行动路线），还是单独西进渡过黄河再寻会师之机（张国焘坚持的西进行动路线）。岷州会议多数人支持朱德的北上意见。漳州会议多数人又转向张国焘，并且在会议结束之前，四方面军已经开始西进行动，后因黄河岸边没有渡船，天寒水冻难以徒涉，对岸大雪封山，难以通行，在洮州会议上，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再改向北上会师，共同对敌作战。
此次张国焘执着地要西进行动，是对还是错？现代有人执着地要给予论定这次西进是对的。西进行动因自然条件恶劣影响取消了，难道说硬要违背自然规律去冒险西进就是对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史实是张国焘一心想西进，是一件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没有经过实践的事，怎么能判断出正误作定论呢？！认定西进这一没有发生过的事是正确的，那么中央和朱德北上意见，这一付诸了行动的事就是错的了？！以一件没有实践过的事作为“对”论据，去论证另一件实践过的事是错误的，这就完全陷入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任何以假设，如果，可能等历史虚无的历史想象为前提或论据的，都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违背的。论从史出，正误由史实作论据来判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4、为什么长征中会出现党和红军的分裂？分裂后为什么又能聚合？
长征中，党和红军出现的分裂，首先与党的组织体制有关。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重要的人事任免，都由共产国际派驻的代表掌控。博古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的党中央负责人，六届五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批准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既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被撤换，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进入中央书记处，王稼祥改任政治局委员等人事变动都因客观原因（客观上是因电台联系不上），无法经过共产国际批准。这对张国焘而言，就是“伪中央”。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为什么达到另立中央的程度?就是因为他认定为“伪中央”，他才会另立中央。（如果他还认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他也不会另立中央）这不失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一个“理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会师后，张国焘一直质疑遵义会议可以作为例证）。
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核心人物机制长期没有形成，是党和红军长征中分裂的主要原因。自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总责的人在不断更换，直到六大召开，才选举出总书记（实际也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不久，总书记叛变，党的总负责人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先后有王明、博古。由于当时全国党的组织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在东北的中共满州省委是直属共产国际领导的等），以及红军分散的武装割剧形成的“山头”（党中央都不知道陕北有支红军部队）等，客观上使党中央核心地位难以形成。党和红军在分散的状态下，只能涌现出处在不同地区的党和红军的核心人物，在这种状况下，党和红军的分裂那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体制，又是党和红军分裂后又能聚合的重要原因。党内出现了两个中央，谁是合法中央自然要共产国际来评判。张浩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鉴于全国党组织本身就处不统一的状况，建议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后称中共中央西北局），暂时与中共中央形成“横向关系”。这是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给他一个“独立”的“合法性”，首先结束党内“两个中央”的尴尬局面。由于共产国际的权威，促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党组织改组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因张国焘决定北上甘南了，甘南属西北）。西北局与党中央形成“横向关系”，使“两个中央”消失了，这就为已经分裂了的党和红军的再聚合，提供了一个“粘合剂”。
党中央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核心人物机制在长征期间逐步形成，是党和红军由分到合主要原因。先是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鄂豫皖红二十五军组成）会师；后是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党和红军分散的状况得到极大改观，这为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逐步形成奠定基础。毛泽东在长征中从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已逐步演化为主管军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再到三军会师后的1936年12月7日，成为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真正的能指挥全体红军的三军统帅及党内多数同志拥戴的领袖。党中央在全党核心地位形成，并涌现出了第一位核心人物，党和人民军队由此也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四）
大、中、小学生如果不可能都使用同一知识水准的教材，某种知识水准教材，只能针对相应年级的学生。长征精神的宣传，也不能不分对象，都听一样的长征故事，宣传的效果肯定达不到最佳。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处在革命低谷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是自身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学习领会长征精神，就不能简单地听一下长征的故事（没有听过的需要听，听过的也可重复听，但不能止步于此）。长征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战略行动，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党自身犯了“左倾”错误所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要知晓的是党为什么会犯严重的错误，继而要上升到应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上来。
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长征，是那个时期对党建质量最严竣的考验。因为党建卓有成效（已形成的组织机制和长征中创新的组织机制），经受了考验，才有了最后取得了长征胜利的基础。那种将长征的历史平铺直叙，重大事件不作正误评价或错误评价；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长征中又是怎样改错的；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为什么会分裂，而分裂了为什么又能聚合......。没有把对长征精神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开展教育，这对现代的党政领导干部而言，后果只能会是“初心淡忘，基因断代”。
很遗憾，现今长征史研究还没出现理性分析比较深刻的范本。福建铁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组将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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