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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银忠
http://mzzg.net 2021-4-4 13: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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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银忠,又名陈仸意,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桃坑村人。1933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8年参加新四军3支队6团北上抗日,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参加过郭村、黄桥、车桥、淮海等战役。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评为二等残废。1950年经部队野战医院批准回宁德探亲,与部队失去联系。1959年2月落实政策,在建瓯县政府部门任职。1992年10月病故。
 
摘自宁德市蕉城区新四军研究会、中共宁德市蕉城区委党史研究会编《英名永存──蕉城籍新四军将士征战史册》
 
 
 
难忘的岁月
──记老红军陈银忠
陈银忠口述   陈丽玉整理
 
    1933年,我才13岁,就参加了叶飞领导的宁德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在1938年,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我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叶飞带领着我们走上北上抗日的征途。想起革命战争的年代,有许多事和人都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残酷的战争在我的身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记得在和日本鬼子拼刺刀时,我的脸颊被日本鬼子的指挥刀砍伤,软骨都被砍断,留下深深的疤痕。在黄桥决战中,战争非常惨烈,我们新四军战士个个都表现的英勇顽强。我的肚子上被弹片击中,肠子都流出来,也不知道疼,咬着牙,将肠子硬生生的往肚里塞,把衣服撕成布条用力捆好,拿起枪继续战斗。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见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牺牲,这是让我最痛、最难以接受的。时间久了,而且在战斗中我的头部又受过严重的创伤,有些细节难免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那残酷的生死决战,你死我活的战斗场面却在我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永远也忘不掉。
 
    我叫陈银忠,这名字是部队首长给我起的,我的原名叫陈伏意,1920年出生于宁德霍童桃花溪的一户贫苦农户家里。我从小父母双亡,只能靠自己给人打工看牛生存,在那个年代,到处都充满着白色恐怖。当时叶飞在我们霍童闹革命,组织了工农红军游击队,好些大人都去报名。我听说这是我们穷人的队伍,也跟着大人去报名,当时年龄小,就被安排在第一小队当勤务兵,记得去报名的还有10来个小孩子。
 
    1938年,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团,我当时是勤务班的班长。我们的部队在桃花溪、棠口等地集训后,就跟随叶飞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部队在石桥驻扎时,我被调到团部当侦察副班长,部队从石桥出发,到了江苏茅山。1938年,我在茅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和战役,抗战时期参加了夜袭浒墅关车站、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车桥战役、天目山反顽战役等著名的战斗。
 
    1940年3月,叶司令奉命率领挺进纵队增援半塔集取得胜利后,又指挥我们开始了郭村保卫战。
 
    1940年5月17日,日伪军500多人向我进攻。激战一天一夜,几乎将敌军全歼,我军也很疲劳,经分析当时的形势,决定通过友军颜秀五的关系,转移到通扬河以北的郭村去休整。颜秀五向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报告时,李长江却命令制止挺纵进入通扬河以北地区。当时在苏北,国民党军队有三股力量,韩德勤、李明扬和李长江、陈泰运。这三股势力争权夺利,互有矛盾。陈毅司令员根据中央指示对苏北力量对比分析后,提出“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却不断策动“二李”阻止我军渡过通扬河进驻郭村,颜秀五部看到我军以战斗姿态前进,没敢打,我军顺利转移到郭村。6月李长江在保三旅张星炳的配合下,扣留了我们挺纵派去的谈判代表,还调动了13个团向郭村进攻,妄图歼灭我们挺进纵队于郭村地区。我们的叶司令,指挥一个团对付敌军的13个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相信,一杆枪对付十杆枪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就是不害怕。
 
    28日拂晓郭村战斗打响了,叶司令指挥一团全部担任防御,北面以一个营防御张星炳进攻,两个营在南面、东面防御李长江进攻,特务营为机动兵力。激战的第一天,李长江就调动了13个团的兵力,却没能占到任何便宜。郭村保卫战坚守了8天,终于赢得胜利。之后我们又一鼓作气拿下宜陵和塘头,把郭村地区和吴家桥连成一片。叶司令说:“郭村战斗是东进序曲,是黄桥决战的前奏”。在挺纵时,我任侦察排长,后又任侦察连连长。
 
    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参加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和淮海等战役,淮海战役是一场空前的决战,当时我是侦察营的副营长。
 
    淮海战役中,在我们战士随身携带的物品里,有件并不起眼却非常重要的身份证──光荣证。战士们总是将它贴身保存,光荣证上记录着我们的姓名、籍贯和部队的番号,一旦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它就成为辨明烈士身份的重要凭证,我们每个战士在战斗中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我们于11月3日抵达陀阴以南的孟家渊。接到的作战命令,以一部分兵力围歼盆河之敌,得手后,继续向加口圩方向挺进,一部分兵力则在加口圩至淮上线沿运河东岸构筑工事,阻击可能东援的敌人,并以部分的兵力渡过运河向碾庄圩、曹八集方向侦察警戒。11月6日,我军从东起海川,西至商丘的700里陇海线上,对徐州刘峙之敌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我们发扬“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饿,持续作战”的精神,从四面八方对敌人展开猛攻。由于敌军逐村顽抗,我们仓促转入村落攻坚,准备不足,开始进展不大。我军及时改变了战术,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并轮番使用兵力以保持攻击能力。我们和敌人的兵力悬殊,若两军对峙,很难打赢这场战斗。我们利用敌人军容不整、军心涣散,行军中参差不齐、前后脱节的弱点,常常出其不意的从其中间来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特别是利用夜间,敌军在向中间靠拢时,我们就乘机撤退。利用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等到他们发现为时已晚。在紧张的战斗中,我们的战士几天几夜没睡觉是常有的事,由于是长途跋涉、步步紧追敌人,我和战友们个个疲惫不堪,在行军中都能打磕睡。有次我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行走中能睡觉,这只有在那特殊环境中才会出现的事。
 
    在我们向敌人发起总攻时,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我们必须要攻下一座山头(山头名字忘了)。在那场战斗中,敌我双方争夺的非常激烈,也很惨烈,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反击、冲锋。敌人的炮火相当猛烈,我们每个战士都抱着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我们向敌人冲锋时,有颗炮弹朝着团长吴立批方向飞过来,为了掩护团长吴立批,我奋不顾身地扑倒在吴立批身上……。
 
    当我醒过来时已经在苏北东太县永安庄三野三纵医院,医生告诉我:“你已经昏迷了一个星期,你的头部受到重创,伤势很重,腰部的肋骨也被炸断几根,我们都以为救活不了你,正准备把你作为烈士呈报上级,没想到你还能醒过来,这真是奇迹啊,你的命真大”。我明白了,我是又一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我又赢了。因为伤势相当严重,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多才好。伤口愈合后,我也落下了终身的残废,被部队评为:二等残废军人。看到伤好得差不多,我多次要求回前方打仗,可是医院领导不批准,说我是个伤残军人,现在还不能去前线。
 
    1950年2月,我请假踏上回家探亲的途中,旧伤复发,盘缠用尽。我在一个破庙里安身,边养病,边靠乞讨为生。病好后,假期也过,经寻找部队无果,只能在建瓯南雅镇鲁口住下,边给人打工,边寻找部队。数年后,得知我的老领导叶飞司令员就在福建,托人写信并得到帮助。文革中因系叶飞部下,被下放到五七农场,受尽了折磨……。
 
    我呀,几经生死,对什么事都看得非常开。名利其实不重要,进农场受点委屈、受点折磨也没关系,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你还活着,你就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现在受点冤屈没关系,我相信公正自在人心。总有一天,叶司令会证明我的清白!想想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们中很多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知足了!
 
本文整理:陈银忠之女
(原载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战争年代》总第98期)
 
 
寻根
陈丽玉
 
    清明的清晨,天空湛蓝湛蓝的,春风吹佛着结伴而行的扫墓者。记得小时候,读到这句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天没下雨,路上也没有断魂的行人,只有扛着锄头、拿着柴刀、拎着供品说说笑笑的扫墓人。
 
    每年清明,母亲都会带上我们姐妹到父亲坟前扫墓。把墓碑清理干净,点上香烛、摆上供品,对着那座孤独、冰冷的墓碑诉说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面对那座孤坟,仿佛看见了当年父亲孤单的身影,耳边掠过父亲常哼起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首歌是我听父亲生前唯一唱过的歌曲,这首被他唱走调的老歌,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常会哼上几句。父亲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了解他,大部分的人也不了解他。当年,因为他是叶飞的兵,在1968年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押送牛棚受迫害。那些造反派不分昼夜的折磨他半个多月,他没吭一声,没掉一滴泪。然而,他却因母亲托人捎来的一句话:工资被停了,家里已经没钱买米,孩子们怎么办?他哭了,抱着头,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就像一只被困在铁笼中的雪豹向苍天发出的一声声绝望、委屈和无助的哀嚎。他那凄惨的哭声让造反派们十分不解,那么严酷的折磨,他都没吭一声,今天就他家属的一句话能让他如此伤心?在那些造反派的眼里,他可是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子啊!在我眼里,他不是普通的父亲,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我对他的感觉是即敬重又害怕,在他那张印着深深刀疤的脸上刻着传奇、神秘,他那全身的伤疤都应该记录着不同阶段的惊险故事……。
 
    父亲在战争年代因为是叶飞将军的部下,在文革中无辜遭到迫害,下放到“五.七”农场劳动。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被人敬慕到成为批斗对象。但他依然淡定从容,相信历史会记住他们这些为国家流血牺牲的战士,他相信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会还他一个公道。在农场他没有抱怨,尽心尽力,自觉的做好每项工作。每当放暑假,也就是当年的双抢季节,我会背着书包,到父亲的农场生活。“五.七”农场平常就我父亲一个人在干活,他一个人要干很多活,农场有一大片的田地都由他一个人来打理。父亲看得透,想得开,无怨无悔地、兢兢业业地干好每项工作。我常常看到他那孤单瘦弱的身影穿梭在田地间,有时他还要带病下田,因为,他身上的旧伤常常会复发。旧伤复发时总是让他痛不欲生,但他从没叫过痛,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每当双抢季节,也是农忙时候,农场的大厅就要聚集着从四面八方来的农民。他们有的在大厅席地而坐,有的坐在椅子上,我父亲会把所有的凳子、椅子都提供给那些干活的农民。他们在大厅里吃饭、乘凉、休息,闲聊。还有一群人围着我的父亲,听我父亲用他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讲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战斗故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父亲才像换了一个人,特别的兴奋和健谈。平常的他,沉默寡言,天一亮就起床干活,到天黑才回农场休息。没活干的时候,我会看到他拿着铜烟杆坐在水井边,遥望着东方,苍凉的脸上充满着悲壮凄迷,有时轻轻的哼起他唯一会唱的那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此时他就像是一只落难的孤雁。
 
    父亲生前念叨着想回宁德,想回到他的故乡。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那场浩劫,他早就从建瓯回到闽东老家探亲了。生前没能如愿回家,他到死都不能瞑目。在父亲的墓前,我突然想到要替我的父亲回趟老家,我要替他寻根!要替他回家乡见见他的亲人,见见他的父老乡亲。我暗下决心:“父亲,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帮你寻找你的家乡,寻找你家乡的亲人。希望明年的清明,再次来到这里能有好消息告诉你”。  
 
    我走上了寻根之路。墓前的承诺容易,行动却有困难。我只知道父亲的老家是宁德,却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为什么他会落户建瓯?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说淮海战役时他受了重伤,养伤时间长达一年多。1950年2月间,他向王军医、卫生队张队长请假回老家福建宁德探亲,经批准假期为3个月。当时他身穿一套黄色军装和一件白衬衫,带了一个黄布袋,袋子里装着党的介绍信,三枚纪念章,准假条,路条,还有残废军人证,一本军事日记本。从东太永安庄动身出发过江到扬州,坐火车到上饶下车。因无路费坐车,就一路行走回宁德。走到建瓯,路过鲁口时,旧伤复发,身体非常虚弱,已无法再长途跋涉,只能在一个破庙安身。他一边养病,一边是靠乞讨为生。等病好了,假期也过了,想回部队却不知部队的下落,只能在建瓯南雅镇鲁口住下,边给人打工,边打听部队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他在给工友讲战斗故事时,他讲到叶飞,有人告诉他,叶飞就在福建,他马上托人给叶飞写信。叶飞收到信后,得知是闽东霍童的老红军需要帮助,立即派了当时福建省民政厅的王荣森副厅长来落实,经确认后按叶飞的指示,在建瓯安排工作,从此父亲就在建瓯扎下了根。
 
    从建瓯到宁德有多远?宁德老家还有亲人吗?每天,我四处打听,一个一个电话询问,几经周折,终于查到父亲是宁德霍童公社桃花溪人,父亲原名:陈伏意,爷爷的名字叫陈立郎。宁德霍童,那可是红军时期闽东的革命根据地啊!有了这些资料我非常高兴,兴冲冲跑到书店,买了一本福建地图,仔细地寻找桃花溪,可地图上没有桃花溪,这让我失落。经过冷静思考,我想到父亲有一个干儿子在宁德,也许他会知道桃花溪。我急忙拨通翁大哥的电话,可翁大哥也不知道桃花溪在哪里,但他说会找他战友帮忙。我把父亲的原名和爷爷的名字报给他,接下来就是等待他的消息。
有一天,终于等到翁大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找到了我父亲的老家,而且还找到了他的亲人,这让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听到这消息,我迫不及待的要回家看看,回到父亲生前魂驰梦想回去的家乡。
 
    炎炎的夏日,无法阻止我们回家的决心,我带着女儿从厦门奔向宁德,妹妹们从建瓯向宁德靠拢。我们姐妹在宁德集中,由我们的翁大哥带着我们赶往回家的路,家!我们终于回家了!
 
    到了桃花溪,堂兄一家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我的父亲13岁就参加工农红军,是叶飞的部下。堂兄还带我们参观了叶飞当年带着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桃花溪集训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整编纪念碑”时,大家兴奋的在碑前留影。
 
    找到了家,认识了很多家乡的父老乡亲,也揭开了父亲满身伤痕的谜。原来父亲是从霍童桃花溪走出的红小鬼,一个才13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一名抗战英雄。
 
    岁月如梭,一晃又过了二年。有一天,接到宁德堂侄的电话,转告我霍童镇政府在找我父亲的资料,让我写份简历传真过去。我联系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是焦城区党史办需要,让我把简历寄到焦城区党史办。为慎重起见,我一点也不敢耽误,连忙从厦门开车亲自将简历送到宁德蕉城区党史办。
 
    去年,在桃花溪陈氏祠堂里,我遇见了父亲的远房亲戚钟仲生、陈莺夫妇。他们告诉我一个信息:屏南县棠口新建“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碑上面应该会有我父亲的名字,因为他是老红军,同时让我把父亲的名字报给他们。当时,我犯难了,因为我不能确定父亲在部队到底用的是什么名字。听母亲说,当年父亲是侦察兵,参加红军时,为了防备白匪对红军家属的迫害,曾使用过好多化名。想了想,我干脆将父亲使用过的名字陈银忠、陈伏意写上,然后再加上他有可能使用过的名字,至少有七、八个,寄出后我再次等待消息。
 
    喜讯传来了,陈莺打电话给我,说他丈夫钟仲生把我父亲曾使用过的姓名全部都报给了屏南县政协主席周芬芳,让她帮助查找。经确认,很快他们找到了陈银忠的名字。听到这消息,我激动万分。马上计划在纪念碑落成的当天,我们要去祭拜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2013年12月6日陈莺夫妇带着我们赶到屏南棠口,见到了“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我几乎是跑到纪念碑前,兴冲冲的赶紧到碑前查看“新四军六团芳名录”,寻找我父亲的名字。也许是太紧张了,我没找到陈银忠的名字。突然,钟仲生高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在这里,你们看,在这里!”我们大家都飞快的跑过去,“陈银忠”这三个字,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我们看见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难以言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在那一刻,我终天明白了为什么每当有人在为父亲所受的遭遇鸣不平时,父亲总是淡淡的说:和那些已经在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友比,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和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老同志,老革命比,我还活着,知足了!想到这,我下决心要寻找父亲的部队、寻找他的战友。要把我父亲和他战友们的战斗故事永远流传下去,要把红色教育永远传承下去。春节我要把母亲和妹妹们都带到纪念碑前,让全家人都知道我们是红军的后代,我们有一个让我们骄傲而自豪的父亲!我要让我们的后辈们永远记住我们有一个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先辈!
 
 
本文作者:宁德市蕉城区新四军研究会
(原载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战争年代》总第98期)
 
 
关于恢复陈银忠老红军身份的申请
 
    我的父亲陈银忠,曾用名陈伏意、黄伏意,1920年出生于福建宁德霍童桃花溪村(桃坑村),1933年(13岁),参加叶飞组织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当勤务兵。1937年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部勤务班任副班长。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北上抗日,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参加东进江南、夜袭浒墅车站、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著名战斗。任侦察排长、连长,侦察营副营长。在战斗中曾多次受伤,脸颊留有日本鬼子指挥刀砍的三道伤疤,脸颊软骨被砍断。在战斗中肚子被子弹打了一个大窟窿,肠子都流了出来等等。淮海战役中,为掩护团长吴立批,他的头部和腰部被炮弹炸成重伤,腰部的肋骨被炸断几根,被送进江苏野战医院(后改编为第三野战医院)。当时同住此院的,有负伤的战友黄连波(系营级干部,黄连波因腿部负伤截肢。)陈银忠在野战医院治疗一年多,多次要求回部队参加战斗,均因伤势严重落下残废,医院领导不批准,后被评为“二等残废军人”。
 
    1950年2月,部队野战医院批准父亲回宁德探亲,由于路途遥远,旅途奔波,加上伤还没痊愈,途径福建省建瓯鲁口时旧伤复发病倒了。等病愈后三个月的假期已过,他没有办法回宁德,想找部队,却又不知道部队在哪儿。他就在建瓯鲁口的一个破庙住下,替人打短工砍柴采笋等为生(当时群众反映他是个乞丐)。建瓯鲁口的土改队将父亲叫到乡政府问话,父亲告诉夏日生(原建瓯鲁口乡农会主席),自己是从部队请假回来的。农会主席夏日生查看了父亲携带的三枚部队勋章和一张准假条、通行证及党员证明等证件。夏日生将以上材料提交给土改队的苏干部,以证明父亲是从部队请假回来的军人。
 
    1958年当父亲得知叶飞将军在福建省任省委书记时,即托人写信给叶飞将军。叶飞将军很快就派王荣森(系军管干部、时任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到建瓯来找父亲核实情况,并派时任建瓯县副县长康福源到建瓯鲁口寻找父亲。康福源副县长亲自将父亲接到县里。同年7月份,王荣森副厅长到建瓯见到父亲,经询问核实其老红军身份后,让父亲与副县长康福源,县委书记陈桂芳等人一起参加崇安老区代表会。会议结束后,王荣森副厅长按叶飞将军的指示安排父亲在建瓯就职。
 
    父亲最初分配在民政部门上班,10月份分配到县里的三个戏院当经理。后来叶飞将军去崇安视察崇安飞机场,途经建瓯时,特意到建瓯去看望我父亲,并关心地询问父亲的工作情况,县委书记陈桂芳向叶飞将军汇报了其在负责戏院的工作情况。叶飞将军说陈银忠没有文化,身体也不好,要多休息。这样我父亲就调到民政部门,去管理人民大会堂。从1958年到1966年,父亲享受到政府对残废军人的优惠待遇及尊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曾是叶飞的部下,父亲受到了牵连,常常被叫去问话,失去了自由。1968年的一天,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把父亲在部队的物件和叶飞将军写来的信件和照片全都抄走,父亲也被造反派抓走。父亲与建瓯县康副县长、陈桂芳书记等几位领导关在建瓯新城学习班。父亲在新城学习班时,受到了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
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农场劳动。他没有任何抱怨,他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他的老首长叶飞将军会证明他的清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相信他的历史问题总有一天会澄清。
 
     “四人帮”倒台后,那些被冤枉、被迫害的老同志相继回到原单位上班。1980年,父亲被通知到建瓯财政局上班。虽然回单位上班,却没有给他平反,没有真正地还原他的历史。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最终他还是含冤而终,临终前念着要“回家”。
父亲所说的“回家”,他是期盼着组织能为他正名,还他一个老红军战士该有的名份,让他能真正的归队。
 
    父亲是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失散老红军,他的档案中记载着1933年他当红军的历史;他的名字镌刻在福建省屏南棠口“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上;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书刊2014年第3期《战争年代》刊登老红军陈银忠的故事;父亲的简历已编入《英名永存——蕉城区新四军将士征战路》。
 
    父亲的历史问题至今没有结论,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桃坑村民委员会、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民政办公室、中共宁德市蕉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市蕉城区新四军研究会等单位曾联名出具陈银忠系老红军的情况证明。希望组织能为一个经历了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战场中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17年的抗战将士正名,还他一个该有的名份,恢复他的老红军身份,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陈银忠之女:陈丽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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