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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森，1921年出生，上海人。在上海法租界读高中时，受中共地下党引导，向往革命，1942年1月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六师军工部工作。后调到新四军二师军工部，继续从事武器弹药的研制生产，成为中国军工事业开拓者、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的战友。
为加强军实科力量，谭师长写信给上海地下党，希望从上海动员知识分子及技术工人来充实军工生产力量。1941年11-12月先后有张心宜、徐丽森、徐佩清等同志到军实科工作。
1942年2月军实科除留下部分人员组建十八旅军工股（后改军工科）外，其余20多位同志随师部供给部李建模部长渡江南下，在丹阳的新丰车站附近，得到地下交通线的帮助，分三批通过京沪铁路封锁线。徐佩清等第一批于农历除夕夜下大雪时通过，第二批徐丽森等十几位同志于春节当日过铁路时曾被伪军阻挡，后给予几块银远放行。第三批人员较多，吸取第二批的教训，由张心宜、胡忠同志经当地乡长陪同，以拜年为名，向铁路附近帮会头子送了五十块银元，安全通过铁路。不久在延陵镇西南小耿庄会合。
1942年5-7月间由徐丽森及几名技工的共同研制的枪榴弹及小排击炮，经努力，枪榴弹射程达到300米，62排击炮弹射程达600米。
1942年初在新四军六师军实科（茅山地区延陵镇周围）化工股。成员有张心宜（姨夫）、徐丽森、徐佩清（姨）。
1942年秋成立十六旅后勤部（后改军工部），仍在茅山地区，总务科长张心宜（姨夫）。
化工股：徐丽森、徐佩清（姨）
枪榴弹股：胡忠
1943年初调入二师
1943年7月成立十六旅军工科，张心宜任科长。
1943年2月下旬敌伪军对延陵地区全面进行清乡，我后勤军工部大部分人员被迫先行撤离该区到溧阳溧水十六旅司令部驻地集结，并组织小规模平榴弹装配等工作。
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军工战线上的女战士
──访新四军老战士徐丽森大姐
“即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同志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这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的吴运铎的人生箴言。吴运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开拓者，更是一位军工史上的传奇英雄。当年，人民军队的军工生产设备简陋，加上缺乏经验，生产中遇到的危险常常不亚于作战前线，从事军工生产的吴运铎在工作中曾4次身负重伤，全身上下留下伤口200余处。从福建省卫生厅离休的徐丽森就是吴运铎新四军时期从事军工生产的战友之一，在她看来，当年的那段军工生产岁月可以说是她人生中的一段很特殊的经历。
徐丽森1921年7月出生于上海。日本鬼子侵占上海时，她正在读高中，因家在法租界，故而没有直接感受到日本鬼子的罪行，但从同学们的议论中她得知了许多鬼子犯下的骇人听闻暴行，感到异常的愤怒。当时，读书之余的徐丽森给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孩子当家庭教员，为方便，她就住在纺织厂的职工宿舍。
一间宿舍住6个人，恰巧徐丽森住的那间宿舍里有一位是地下党员，她经常向徐丽森她们宣传进步思想，介绍进步书籍给她们看，还给她们讲苏联十月革命的事情，这给徐丽森带来很大的启发。见徐丽森的思想倾向进步，那位地下党员还跟她谈起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徐丽森因此跟家里人流露出参加新四军的想法，父亲知道后对她说，新四军虽好，但不适合他们的家庭。得知父亲的看法后，徐丽森决定瞒着家里偷偷地参加新四军。
有一天，徐丽森接到一封信，通知她去一个地方面谈参加新四军的有关事情。见面之后，一个陌生的人先是给她讲了一些新四军的具体情况，说新四军那里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很愉快，问像她这样的一个大上海生长的人吃得了苦吗？徐丽森回答说：“别人能过，我也能过。”看徐丽森的态度很坚决，陌生人让她收拾一些随身携带的衣物，等待通知随时准备出发。
在后来地下党两次来信联络徐丽森时，徐丽森的二妹发现了这一秘密，也要和她一起走，大妹知道后，让她们先走，说如果新四军还需要人就通知她，她马上就来。于是，徐丽森和二妹就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去参加新四军了。当时怕家里人追，她们还虚晃一枪，说坐火车走，实际上出发时搭的是轮船。在乘船出发中，遭遇国民党特务上船盘查，她们机智地与敌特周旋，终于躲过盘查，有惊无险到达新四军驻地。
1942年1月18日，徐丽森一行人到达江都新四军六师驻地。参加新四军后，部队了解到徐丽森已读到高中，学过一些化学知识，就将她分配到六师军工部。此前，徐丽森和同事们都没接触过军工生产，手边也只有一部英文版的《炸药》和几本有关炸药的书籍，他们因陋就简，自制土设备，努力扩大枪弹生产以供给前方的需要。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工作表现突出的徐丽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徐丽森调到二师军工部工务科装药股工作。期间有一段时间，徐丽森到二师整风队学习，学习结束后又回到二师军工部。二师的工务科科长是吴运铎，他可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徐丽森到二师时，吴运铎已在工作中因弹药爆炸事故重伤过三次，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眼几乎失明，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徐丽森和他一起共事了6个月。
当时，工务科属下的装药股有二十几个人，徐丽森担任班长。不管是在马达轰鸣的车间里，还是在危机四伏的试验场，徐丽森和同事们不停研制生产出许多武器装备。她还多次身先士卒，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各种炸弹、地雷的试制试验，并在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
当时的二师军工部急需提高弹药的质量和数量，装药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装药股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自制雷汞的质量和产量。徐丽森和几位同事经过试验，选择硝酸和酒精浓度的最佳配比，寻找合理的操作方法，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打下了提高碰火、底火和雷管的质量的基础。他们还通过一系列试验，借助改变配方和改良装药技术的方法，解决了让碰火底火药既灵敏又安全、让雷管爆炸力强而爆炸前又稳定等问题。那时，工厂没有自制的无烟药（硝酸纤维），是通过商人到上海采购废旧的电影片，经过脱胶膜、干燥、粉碎后当发射烟用，这样造出来的枪榴弹和炮弹的射程不远，徐丽森他们通过试验，找到了添加剂，最终提高了射程。他们还通过在炸药种类和装药技术上进行试验，使弹片达到了杀伤要求。
装药股和弹药加工的其他几道工序相比在人数上占少数，但徐丽森他们能团结互助，为了抗日的胜利，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大家抱定“一切为了前线”的宗旨努力工作。试验期间枪榴弹的装配量不大，稳定后装配数量就会逐月上升。记得1945年除夕，由于作战需要，徐丽森他们放弃休息不停地工作，曾有一篇报道这样说：“装药股的同志干劲十足，连大小便的时间都挤不出来。”那次，整个装药股整整干了一夜，直到前线战士将1000多发枪榴弹运走，徐丽森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前方打了大胜仗后，装药股在庆功大会上受到了部队首长的表扬，还慰劳每人一斤猪肉。
大家都知道，弹药应当能杀伤敌人而不伤害自己才叫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为此，装药的种类、配比、装药技术以及弹药的贮运、使用都有严格的具体要求，一点也不能马虎，否则，就会伤害到自己。军工部的部、科领导经常提醒徐丽森他们这些成天和弹药打交道的装药人员要重视安全生产，注意自身的安全。对弹药发生爆炸的严重后果，徐丽森也很清楚，但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是在军工战线工作过的许多同志的格言。徐丽森胆大心细，装配炸药时，她通常是一个人一间屋子，不让同事们在旁边，这样即使遇到危险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亡。
令徐丽森终生难忘的是1945年调离装药股后，6月连续两天发生在装药股、后改称装配班的两次爆炸事故，事故最终造成5人牺牲、1人重伤的惨剧。当时，前线缴获了一批日制山炮弹，准备交给装配班修理后再供前方使用。在拆卸一发炮弹的引信头时，因判断失误，导致炸弹爆炸，两人当场牺牲，1人重伤。第二天，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3人当场牺牲。后来，还是已任军工部副部长的吴运铎将炮弹引信拿到野外独自拆卸，发现炮弹引信是双保险，才避免了事故的再次发生。
战争环境下的军工生产条件是很艰苦的，农舍的茅草棚子就是徐丽森他们的生产车间。在茅草棚子里，男同志负责翻砂的重体力活，女同志则做装配炸药的工作，给子弹、手榴弹、信号弹和枪榴弹装炸药，也做雷管、雷汞和炸药引线。他们还要随时准备转移。如果到了一个村子，暂时无敌情，他们就可以住几天进行生产；若有敌情，他们就又要马上转移。转移途中，重的机器由男同志挑或扛，女同志则挑或背一些药粉之类的轻的东西。
工作上的艰苦没让徐丽森觉得什么，让她感受最深的是作为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行军打仗的艰难。新四军中生了孩子的女同志是很苦的，部队经常转移，孩子有的寄养在老百姓家，有的就得带着一起行军，过敌人封锁线时，怕孩子哭叫暴露目标，不得不将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以致于常发生活活将孩子闷死的事情。在这方面，徐丽森还算幸运。1945年她结婚了，第二年就怀孕生孩子，部队转移时，孩子也带着一起转移。当时，组织上给她配了一个运输员。转移中，运输员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是孩子，另一头是孩子的用品。徐丽森则自己背着自己的东西一起行军。记得一次转移途中，部队临时改变宿营地，由于和运输员分开了一段距离，徐丽森接到了通知，而运输员没有接到通知，结果，徐丽森和孩子分开了整整两天时间。在这两天中，徐丽森的孩子吃遍了部队驻地的老百姓的奶，没饿着一口。
能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徐丽森感到很幸运。刚参加新四军那会，她经常遇到战友牺牲的事情发生，往往是一批战友一起出去，等回来时就少了几个。刚开始的时候，碰上一次这样的事情，徐丽森就会哭一次，后来，渐渐习惯了，也下定了要为他们报仇的决心。
徐丽森当年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任何苦就都可以克服。参加新四军前，她家里的生活条件不算可以，参加新四军后，物质生活条件就比家里苦多了，吃饭时，一个班的人才一盆菜，大家席地而坐，连张桌子都没有。到新四军半年多后，徐丽森写信将大妹也叫来参加新四军，还有一个妹妹是1945年参加新四军，全家四姐妹全都参加了新四军。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注：文字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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