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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中远去的身影
http://mzzg.net 2021-4-8 14: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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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中远去的身影—写在母亲陈兰百年诞辰
邓小燕
 
    一百年前,我们的母亲出生于福建龙岩曹溪的崎濑村一个贫寒之家,吃穿无着。9 岁那年,靠外祖父做放排工为生的家庭实在活不下去了,把母亲以一岁一块大洋的价钱,像卖猪崽一样的卖到大山中的石门炉村一个谢姓人家做童养媳。多少年后,母亲还在自传里写到,婆家的日子同样凄苦,全家人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依然饥寒交迫。母亲砍柴,喂猪,年复一年的劳作,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每日上山砍柴挖竹笋,练就了她轻盈、快捷的腿脚。
    后田暴动一声春雷,开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母亲接受到最初的革命启蒙。她满怀热情的加入妇女自救会,肩挑手扛唱着山歌送军粮。母亲的前夫名叫谢增金,比母亲年长五岁,是个重情义、勇于担当的好男人。出于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很早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中共闽西特委领导的地下交通站长及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正是在那个火红的岁月里,母亲被正式写进谢家族谱,她与增金成为村里的第一对革命夫妻,他们互敬互爱,约定要携手同行,坚决革命到底。母亲不但自己投身革命,娘家的哥哥也参加了闽西红军部队,连我们那目不识丁的外祖母家也成了红军往来的落脚之地。
    1934 年秋风萧瑟露成霜,中央主力红军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征程。数十万敌军疯狂清剿闽西苏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乡。1935 年春夏季,正是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红八团炸毁了敌军的运输车,弄到一些布匹,交给白皮红心的”保长”谢增金,没想到在夜间运送布匹时被隐藏在村里的叛徒看到,他跑去给敌军报了信。第二天,国民党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叛徒当面指认并抓住了谢增金,敌人将他押到一棵大树下,企图用严刑逼迫他交出保存布匹,他们用刺刀捅他的肚子,鲜血染红了树下的土地。而硬骨头的增金宁死不屈,他告诉乡亲们,不要怕,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恼怒的敌人一刀砍向他的头颈,乡亲们用身体组成了人墙,遮蔽着矮小的母亲,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男人的惨死,恨透了万恶的白匪和叛徒。趁着黑夜,她和村民们冒死抢回了增金尸首,含泪在偏远之处把他埋葬了。多少年后,母亲回忆时都会说, 那是个勇敢的男人。如果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份悲凉的记忆,那么增金惨烈的牺牲应当是母亲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七十年后,我走近那棵被热血染红的古树,岁月的斑驳在树上留下累累痕迹。跟随谢家侄儿给增金扫墓,上香、跪拜、叩首,那一瞬间,我心里阵阵酸痛,泪水喷涌而出,如果没有那次杀戮,增金也该是百岁老人了。)
 
    石门炉,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家家起火,村人各自投亲靠友,四散逃离。因为丈夫被杀,母亲又常给红军送粮送物,娘家哥哥也在红军部队里英勇牺牲了。外祖母劝慰苦命的女儿,谁敢收留你啊,婆家,娘家都住不成, 上山去找游击队寻条活路吧!带着满腔怒火的母亲,擦干泪水,发誓要为亲人报仇雪恨,她请族长从丈夫家兄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拜别了婆婆,毅然决然的参加了红军留守在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接替烈士,成为游击队的一名地下交通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血与火的洗礼,使母亲迅速完成了从善良农妇到坚强战士的转变。是年秋,她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后,在她的自传里写道:当时只知道坚决革命到底,绝不会投降叛变,宁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革命,所以加入共产党,当时还单纯,幼稚,无其它想法,更无其它动机。就这样,大字不识的母亲,无所畏惧的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国革命,献给了广大民众的解放事业。
 
    写到此处,要提到我们的父亲—邓子恢,他是龙岩东肖白土的邓厝人。1928 年春,率领家乡贫苦农民举行了后田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揭开了福建武装斗争的序幕。他曾任闽西特委书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由于错误路线的排斥,为了掩护主力转移,需要有率部留守苏区,在百万敌军的疯狂围剿之下,留下的人就意味着被牺牲。而我们的父亲也被列于死亡名单里。他历经九死一生的行程,回到闽西,和张鼎丞等人共同领导了这次以弱搏强的战争。他们依托山高林密, 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与掩护,三年游击,红旗不倒!
 
    而母亲正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与父亲相识的。身为秘密交通员, 母亲经常往来于石门炉的交通站和后田、白土等地。1935 年初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和邓子恢等闽西特委机关的同志,来到龙岩与永定交界的石门炉,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深山老林。母亲则是被安排来此地与他们相见,并担任闽西军政委员会的秘密交通员。她以一个交通员的身份正式与父亲相识,并跟随他们一起到了山上。(多年后,母亲曾对我说, 到军政委员会后,我就算脱产了,正式参加革命了,所以她一直以 1935 年作为自己革命征途的起始时间。而早年所做的工作都算是尽义务,这就是那一代人心底无私的奉献精神。)母亲是本地人,熟悉地形,虽然随时会有被叛徒认出的危险,可她依然冒险下山搜寻情报,在赶集时捡拾包东西的旧报纸,从敌人的报道中查找我党我军的新动态。她也会到可靠的老接头户家里,取一点游击队奇缺的粮食和盐菜带上山。到一个新的宿营地, 她会先摸清敌情,夜间还要站岗放哨,空闲时给大家洗衣做饭,很快就和同志们熟悉起来了。心灵手巧的母亲,又学会了印刷传单的方法,后来就专门分管油印工作。
 
    母亲曾经对我讲过,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里,张老最为和蔼可亲,他有着浓重永定口音,还没讲话脸上先就带着微笑,特别亲近。而化名老李的父亲年纪最大,曾经留学东洋,还当过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母亲以前很怕与当大官的人接触,没想到父亲却是相当随和的人,办事老成持重,讲的是龙岩话,既生动又通俗易懂,有条有理。即便是讲理论问题时也是结合实际,不生搬硬套的讲大道理。母亲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革命的新词汇,受益非浅。渐渐的母亲也就特别爱听他讲话,看到他身上的衣服破了,脏了,母亲总是主动帮他洗净补好。从山下取回来的粮食,母亲也总是把自己的那一份省下来,留给体质较弱的父亲吃,而母亲自己却嚼几把野菜充饥。母亲自幼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连笔都没拿过,对于有文化的人总是格外敬重。看着父亲手持一份旧报纸或是新的情报,总是先认真的仔细阅读,专心思索之后,手执毛笔,嘴里嘘嘘作声的,飞快的把一张传单底稿写出来,然后由专人刻写在蜡纸上,用油印机刷刷的印出来,很快一打又一打的传单就出现在大家面前。晚年的母亲给我们讲到这些时,脸上依然充满着敬仰的神情。
 
    母亲出身贫寒,苦大仇深,她对国民党反动民团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生性勇敢坚强,积极努力的工作热忱,也令父亲深受感动,对母亲也渐生好感。细心又善解人意的张老看出了父母的心思,他知道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父亲肩上的负担很重,在生活上极其需要有一个胆大心细的女同志来照顾。于是他亲自为两个相互爱慕的人捅开了这层窗户纸,张老对战友的那份真诚,使母亲倍受感动。(张邓两家自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延续至今。1981年张老去世之后,母亲将刊有张老骨灰撒放的报纸剪下来,贴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直到她离去后,我才从她病床边的口袋里拿出来珍藏。
 
    父亲主动对母亲讲述了自己的前两次婚姻,当他谈到为了坚持革命又要保全家人的性命,他不得不忍痛写了离婚书,让妻子曹泉地带着一双儿女到亲戚家躲避战乱,多年难以相见。而第二个妻子在苏区突围时英勇牺牲,都不知道葬身何处? 讲起这些往事,父亲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双眼闪现着泪光。母亲被他的真诚表述所感动,她喜欢这样重情义有担当的男人, 今后一定是可以同甘共苦携手终生的伴侣。两个人的心靠在一起,两双手也紧紧的握在一起。1936 年 4 月间,在闽西三分区武装交通站的一个竹寮里,顶不能挡雨,壁不能遮风,父亲自己拿出钱,请站里的同志们吃了一锅面条之后,在交通站同志们真诚的祝福中,用父亲的话说,从那天起,他和这个名叫金娣的女同志,就算是夫妻了,今后他们会”夫唱妻和,团结一心,共同革命”。就这样,没有鲜花,没有婚纱,他们走进了那个用树枝隔开的竹寮角落里,开始了他们携手相伴的漫长而坎坷的革命生涯。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为我们讲述革命史时,特别告诉我们,那时,外祖母家就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的一个秘密站点,他们经常会在那里开会,而我的外祖母就踮着小脚去远处帮着观望敌情,年幼的舅舅也会赶快把家里的几块豆腐干拿出来招待红军。外祖母及邻家的房子都曾被白匪军烧过,村里有 30 多位同志英勇牺牲。(在龙岩的革命烈士名录有一位红十二军的陈仁发,在大池九曲岭战斗中牺牲,他就是母亲的哥哥,我们的亲舅舅。)1952年,母亲出生地崎濑村被龙岩县民政局定为革命基点村,被誉为红旗不倒的游击区。(不过,我的外祖母家却没能享受老接头户的待遇, 因为父亲的严于律己,外祖母虽然算是烈属,可是家庭日常生活却是由父母亲出资供养。)我回龙岩时听表哥讲过,那时战事紧张,部队行踪不定, 很多次听说她们要来,外祖母就忙不迭的把家里最好的吃食准备齐, 可往往是望穿双眼,也不见人影。有时又会突然而归,在家里抓几块存放的干饭粑就着清水解决一餐饭。好心的外祖母要点火烧水,都被阻止,怕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引来敌军。那时游击队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粮食和咸盐,老电影 < 党的女儿 > 里玉梅为保护游击队的交通员而英勇牺牲的场景,会让母亲热泪盈眶,我猜她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曾说过,山上断粮时,就得有什么吃什么,她为同志们挖竹笋,采蘑菇,如果刚巧捡到红菇,煮出一锅鲜美的汤就算改善生活了。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陈老总的赣南游击词为我们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出那段困苦艰辛的岁月。有一次,父亲和张鼎丞同志饿得走不动了,坐在地上,望着挂在高高的杨梅树上结着的红果子对母亲说:金娣呀,你能不能爬上去摘一把杨梅给我吃。母亲灵巧的爬上树,摘下一大把杨梅果,张老他们大口的吃着。几十年过后,母亲讲述时,眼睛总是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父亲和张老、 谭老板 (谭震林)等人都是共和国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不知他们在解放后回顾此时此刻,心中将是何等的感慨!我相信,父亲和母亲一定牢记着挨饿的感觉,当他听到百姓挨饿之时心中一定充满了自责。)
 
    1995 年随母亲一起回乡时,她曾带着我们上了石门炉后山,在那里找到一个她曾经栖身的竹寮旧址。其实就是隐蔽在陡坡上的一块略微平坦的低凹处,一米多宽,刚刚能容一两个人坐或半卧。母亲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情况,父亲他们在石门炉村开会,散会后,几个领导人分散开。正值夜深人静,极疲惫的父亲想留宿山下,休息一会天亮再走,被母亲严厉的拒绝了,她说,这里不安全,必须上山,我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她强行把父亲拉上了山。她自己躲在半山观察,眼见着山下的敌人很快就进了村, 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望着山下的火光,母亲身上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再晚一点,后果不可想象。过了几天才得知,参加会议的一个人叛变并带着敌军前来抓捕。母亲凭着多年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经验,才使得父亲和他们的战友们转危为安,保证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者的安全。站在山坡向远处望去,能看到许多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伸向茂密的竹林间,远远望不到头,可是我知道,当年闽西的红军游击队就是奔走在这些小路上,他们在广大老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拼死的掩护下,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那些忠实于革命的乡亲们自己吃煮地瓜甚至野菜度日,却把配给的米藏在粪桶的夹层里送上山,他们自己因为缺粮少盐,因饥饿而亡者不计其数,闽西苏区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代价,牺牲了多达 16 万之众。当年父亲讲述这段经历时,特别提到,如果不是紧紧依靠革命群众,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下来,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正如陈毅同志所言:“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奔赴抗日疆场, 转战大江南北
 
    1937 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第二次合作。10 月间,蒋介石同意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战士们终于胜利下山。
 
    闽西子弟组成的新四军二支队,张鼎丞被任命为二支队的司令员,父亲则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他们结束了艰苦奋斗的游击生活,激昂慷慨,挥泪高歌,踏上了新的征途。考虑到路途遥远征程险恶,妇女和家属一律留在龙岩白土的二支队留守处。母亲送别了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和部队,心中充满了离别之情。但是,身为共产党员,她没有沉湎于儿女情长,很快投入了新的抗日宣传和对敌斗争工作中。当时龙岩白土留守处是新四军的公开合法机构,要继续同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整编部队,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
 
    母亲的档案里有一份证明,是龙岩市文管会于2004 年出具的,(应该是母亲病危之时,单位准备写生平时去了解得到的。)<1938 年 3 月,新四军二支队奔赴皖南抗日后,陈兰同志与支队家属奉命随二支队留守处留在龙岩东肖龙泉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对敌斗争,她与张招娣 (魏金水夫人)一道,担任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后勤组负责人,负责留守处后勤供应和地下接头工作。> 可母亲自传里仅仅写着,负责油印印刷工作。母亲总是回避自己的职务,而牢牢记着自己所做的具体工作。那时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动员家乡的青壮年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打鬼子,保家卫国。这期间,二支队留守处发放了许多传单,各处张贴布告。想来,这些油印的布告里,有许多是出自母亲之手。可是母亲连仅咫尺之遥的娘家都很少回,外祖母总是颠着小脚前来给女儿送点吃食,而我那在豆腐坊学徒的小舅舅,也总会把做好的豆腐送到龙泉村,每到此时,留守处的午饭就会有豆腐吃。在贫穷的乡下,吃顿豆腐就可算是过年了。此外,许多拥护国共联合抗日的有识之士,也经常会挑着担子送东西以示声援。母亲一面努力做着自己分管的工作,一面牵挂着前方的父亲,她多想早日开赴前线,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洪流之中。(不久前,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父亲的题字照片,这应该是他到了新四军军部之后或寄或带给母亲,必是他抱定牺牲个人的决心,将照片送给母亲以做最后的诀别。父亲很少会沉湎于儿女情长,多年来这是第一次见到父亲留给母亲的照片。)远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的父亲,每日忙碌着,每到一个新的地点,他都要亲自撰写布告,激起民众的抗日热潮。在这样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父亲单身一人,又事事带头,吃苦受累都抢在前。叶挺军长看到父亲因忙碌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休息,就说,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介绍一个人给你做老婆吧!父亲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工作压力大,又面临一个崭新的局势和环境,生活和身体都需要人照顾。但父亲委婉的对叶军长解释道:我有老婆,我的老婆是和我一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战友,我们患难与共。我不能抛弃她,我决不会离开她。因为局势紧张,她还在闽西龙岩的留守处坚持工作。父亲的答言使叶军长非常感动,于是他亲自签发了路条,批准母亲到安徽军部来与父亲团聚。
    当这张路条辗转递到母亲手里已经是 1938 年初冬了,有着对敌斗争经验的母亲,深知国民党随时可能切断这条通向皖南的交通要道。事不宜迟,她马上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与年迈的母亲和弟弟做了最后的告别。她在途中与马宁夫人王斯阿姨汇合,沿途的国民党部队见字放行,并在食宿上给予一定的关照和帮助。就这样,母亲她们结伴而行,或徒步,或搭乘运送物资的车辆。1939 年 1 月她们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听到人们赞扬父亲的品德告知她这段被传为佳话的经历时, 母亲被父亲的真情所震撼。50 年后,母亲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眼睛里始终饱含着泪水。她激动的说;你爸爸是好人,他不嫌弃我出身贫苦,不嫌弃我没有文化,那么多人都没有打动他。我理解母亲的心情,一个女人在得知自己在爱人心中的位置时,会生出深厚的爱,真诚的爱。如果说母亲对父亲最初的爱,源于敬重和仰慕。而此刻“不嫌弃”三个字使她的爱慕得到升华,她要用自己的一世来回报父亲的这份厚重的情意!为此,母亲用尽了她今生的爱去追随父亲,全心全意,无怨无悔的照顾父亲。
 
    教导队里战友情深,刻苦学习,终生不改
 
    到了新四军的母亲,被安排到军部教导队女兵队学习。母亲自幼从未进过学堂,在她的简历上填写的文化水平是参军前:文盲。在教导队里, 母亲算是年龄较大的,她与那些从满怀热情抛弃城市生活前来参军的女孩子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长达半年之久。这个童养媳出身又经历了战争考验的老红军,拿起了笔,跟着教员认真的学习,她在纸上写下了坚决抗日到底,新四军军歌是她学会的第一支军歌。那些大城市来的富家小姐脱下旗袍换上肥大的军装,吃着南方的粗米饭,睡在人挨着人的大通铺,很多女孩子觉得生活艰苦而产生了畏难情绪。母亲则全然不同,在这里,不必再害怕敌人的偷袭,每天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对于自幼少吃无穿,受苦受难的母亲的来说,已经是十分愉快幸福的了。贫寒艰苦的童年使母亲在生活上极易满足,不贪图享乐,不怕吃苦受累,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她早在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奠定了关于苦与乐的衡量标准,并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解放后直至她生命的终结。每到闲暇之时,母亲会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讲述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讲述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讲述老区人民的无私援助,那些年轻的女兵们常常听得掉下眼泪;夜晚放哨是那些女孩子们最惧怕的,母亲身为老战士,又是班长,经常要在夜里陪同小阿妹上岗, 消除她们的恐惧情绪。并且帮助她们打绑腿,整理内务。母亲和她们这些出身各异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女兵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 把这份深厚友谊延续了 60 年之久。
 
    有一个当年与母亲同班而且是福建老乡的郑铁鹰阿姨,曾对我们描述过那时的母亲,在班里,她的年纪最大,个子却最矮小,被称做“老鬼”, 郑阿姨年纪最小,被叫做”小鬼”。那时经常要去帮当地农民做事,无论是插秧还是锄草,“老鬼”总是干得最快最好的,经常是自己的事做完了又去帮其他人做,所以那时班里的同学都喜欢跟着 “老鬼”。队里的干部也总是表扬“老鬼”,可惜那些女兵的档案都在战火中损毁了,否则可能会找到母亲的获奖记录。每次郑阿姨来北京,和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她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又伤心的红了眼圈,看得出来,她们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战友。前些年,我特意去了云岭,去了教导队女兵队所在地—中村震老宫,坐在女兵队居住的老房子旧门槛上,默默的听林间的鸟儿欢快的鸣唱,无尽的思绪带着我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如火的岁月。房前屋后,回荡着女兵们银铃般的笑声。中村河的清水湾,女兵们轻盈的身影在奔跑跳跃。在我们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勇于奉献,敢于牺牲自己的女性群体,她们和自己的父兄一道,用本该描龙绣凤的纤纤玉手扛起了钢枪,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抗日长城,用自己如花的青春岁月抵挡住侵略者的铁蹄,护卫了我们华夏民族的领土完整。
 
    对母亲而言,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学文化。这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童养媳,自小就有一种不服输、不认命的倔强。她没有因为自己底子差而屈服,她如饥似渴的学习,每天总是晚睡早起,自己开夜车,加班加点的学习文化。那时正值夏季,天亮得很早,她总是东方发白之时就悄悄起床,穿好衣服在黎明的曙光下读书认字。当时教导队开展了“五百字运动”,为这部分学员补上文化课,母亲以她特有的顽强努力的学习文化知识,她认真听课,虚心的向有文化基础的学员们求教。在行军途中也不放松,她把写着字的纸,贴在前面人的背包上,边走边读,休息时也要在沙地上练习写字,她抓紧点滴时间,在限期内完成了识字任务。而且还学会俗称洋码的阿拉伯数字,为她后来做出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导队一期学习尚未结束,母亲就因为工作需要被提前调到江北指挥部。但她在教导队养成虚心好学的习惯保持下来,终身不变。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有空闲就会读报读书,看到重要的地方,她会拿起红笔做个记号。遇到不认识的字,她会向任何一个身边的人求教,哪怕是我们的孩子。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问我的是一个生字,我不好意思的羞红了脸。可是母亲却对我说,没关系,不认识就学,日积月累,学到的知识就越来越多。时至今日,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举着书报坐在书桌前,认真的读着,划着,思索着……
 
    当时的新四军女兵中,悄然兴起一股改名字的风气。旧社会的妇女没有地位,女孩子生下来起个小名随便叫叫,既不能上族谱,没必要费心思起名。母亲的名字第一次用墨迹书写出来就是在谢家的族谱上,那上面记载着母亲的姓名和出生年月。这些投身于新四军的女兵们充满了革命的激情,甚至是浪漫主义,她们要给自己改换一个具有革命色彩的响亮的名字,要斩断与旧社会的封建习俗所有联系,想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于是,张茜阿姨不再叫掌珠,王于田井阿姨也不再被唤做桂英了,许多阿姨们纷纷效仿,母亲也渴望做个焕然一新的战士。于是,她动了念头,她要把带有封建寓意的金娣改掉。(在她的档案里,还有被写作金地的。) 所谓的金娣既不能给家里带来金,也不能带来银,旧社会给穷苦人带来的只有世代的贫寒。经与父亲商定,也许是思念着遥远故乡的幽兰,也许她就是父亲心中最美的兰花,她从此就改为高雅的单名— “蘭”,并且母亲这一生的签名时,都一直是使用这个繁体字。由此可以判断出,她改名字是在教导队,那时没有简体字,所以母亲从不用简体的兰。 (由于我们的疏忽,竟然没能问过她,只是个推论。如今这个秘密被她永远的带走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任劳任怨, 尽职尽责的出纳
 
    在 < 赖传珠日记 > 里,清楚的记载着:1939 年 8月 21 日,邓主任(父亲已经被任命为江北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的爱人及梁国斌已到。直至抵达江北指挥部,母亲总算结束了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生活,有她在身边照顾,连父亲的警卫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家里存着一份当年母亲自传的草稿,那上面赫然填写着,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官处任职,刹时间,我的脑海里率先跳出来的是老电影里国军的副官们,身着笔挺的军服,言行举止都带着十足的洋派。可是我那和蔼可亲、衣着随意的母亲,怎么能在副官处工作呢?带着疑虑,我去询问母亲,她慈爱的笑笑说,那时还归国民党管理,叫是这么叫,部队还是和红军一样,吃大锅饭,穿粗布衣,听党指挥,官兵平等。
 
    在江北指挥部,母亲担任副官处的出纳工作。今天我们都知道,出纳就是管理本单位现金收付,保管库存现金及财务的。每次出入的往来账目, 所有的钱都要经过出纳之手。可能是由于母亲是苦出身,老红军,忠实可靠,又是共产党员,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可我们的母亲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全家一年的收成也换不了几个钱,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母亲对我说过,刚开始做出纳时,每天数钱是最紧张的时刻,她总是嘴里出声的一五一十的数着,每次要连续数几遍数目相符之后,才敢收起来。数完钱才发现手心里满是汗水,母亲自己说着就笑了起来。是啊,我们聊着的话题显得很轻松愉快,可在战争年代,部队里不全是我们现在用的钞票,那时有各种钱,国统区的票子,地方票,还有银元,甚至还有爱国人士捐赠的金银首饰,这些财物都归母亲掌管。若是要随队出发时,母亲会把钱财都打成一个结实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若是遇到危急状态,母亲就把装钱的包袱紧紧的缠在腰间,即使是跳跃壕沟,翻山越岭,也不会把包袱甩掉。张劲夫同志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曾经对我讲过,你们的母亲是个很负责任的好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工作很出色,管理钱财从未出过差错。行军途中,休息时都不敢把装钱的包袱放下来,经常累得汗水打湿了军装,可她从不叫苦叫累。她向组织保证:人在,钱就在。几年里,她没有丢掉过一个铜板,没有出过一分钱的差错。众所周知,战争年代,部队的经费很紧,多是由领导人亲自管理,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所带财物被发现而遇害。当年,母亲带着这些钱财,身上是担着极大责任的,所幸没有发生意外。
 
    那还是为了编父亲的画传时无意间从网上搜的(同时发现的还有一张大合影,很多人或坐或立,母亲也在其中,我们判断,这是父亲离开新四军二师时的送别照。)这应该是母亲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军装照,并且是母亲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连续创了三个第一。(记得我刚刚几个月就被母亲抱着拍了照片,可怜的母亲年近三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张影相。)照片里的父亲显得瘦弱,一双明眸炯炯有神。端坐在父亲身边的母亲略带紧张而且羞涩,可能这个大山里的女子是第一次在众人的注视下与丈夫合影。我相信她的心一定在怦怦乱跳,但母亲的脸上却洋溢着淡然而恬静的笑容。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拿在手里端详了许久,我突然发现,年轻时的母亲真是很美。
 
    那应该是 1941 年夏季,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奉命前去位于盐城的军部就职,顺便率工作组去皖东北视察。在 < 从战争中走来的两代军人 > 一书里,也记录下来母亲的足迹,他(指张爱萍叔叔)回忆道: 邓老是坐船从洪泽湖那边过来的,带着陈兰,跟着一个挑夫,一边是烧饭的,一边是孩子(笔误吧,那时还没有孩子)。我们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他住。由此可见, 那时的爱萍叔叔将父亲尊为长者。
 
    征战于洪泽湖畔
 
    父亲到达后,就投入了极度紧张的整顿工作。为了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父亲不分昼夜的找各级干部谈话。母亲对我讲过,淮北的夏天很热,父亲经常在树林里做报告,穿着短袖汗衫,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摇着把大蒲扇,边摇边讲,汗水就湿透了衣服,父亲就用毛巾揩把汗接着讲。母亲学着父亲摇扇子的样子,让我们都大笑起来,母亲自己也抿着嘴笑了起来。这种回忆,对母亲来讲是甜蜜的,因为那些忙碌换来了四师干部的同心协力,换来了一个师自下而上的亲密无间,友谊长存。当父亲骤然离世之后, 在第一时间赶来慰问母亲的,很多都是四师时期的战友,那时父亲的头上还戴着”小脚女人”“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而这些行伍多年的军人们,却不怕受到政治上的牵连,这些当年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军人用庄严的举手礼为父亲送行,这些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子, 在与敬爱的政委告别时,洒下了真诚的泪水。自那时开始,我才逐渐的懂得了什么是生死之交,患难兄弟,只有经历了战争的血与火考验,在同一战壕里结下的感情才是最真挚,最宝贵的!
 
    父亲被留在新四军四师,担任了四师的政委,后来成立了淮北区党委,父亲被任命为区党委书记。作为领导人的配偶,母亲的身份是随时跟着” 首长”的调动而调动,刚刚熟悉了的出纳工作和江北指挥部周围的环境, 一纸调令,打起背包就出发。作为一名老红军战士,母亲没有权利不服从。再则,她也不放心父亲只身前往淮北,那是个新区,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父亲已年近五旬,多年繁忙的工作,使得他身体一直不好。早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善良的母亲就已把照顾父亲视为自己终身的职责,而她本人的工作则完全是听从上级的安排。于是,母亲改行了,成为四师政治部的一位民运干事。
 
    民运工作,基本解释应该是从事民众运动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淮北这个新开辟的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地方民众支援部队,绝没有闽西老区那样良好的基础。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深得民心,农民拿到了想往多年的地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质朴的农民兄弟对共产党感激不尽,恨不能豁出性命去帮助红军。而抗日战争时期,实行民族统一战线。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开明士绅。可我们的主要依靠对象还是广大的农民,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牢牢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共产党和新四军才能站住脚跟。
 
    于是,母亲这个民运干事,就被派到贫苦农家去访贫问苦,大张旗鼓的宣传抗日民主政府的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的政策。生于闽西的母亲, 刚刚抵达淮北地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又有许多不同,就是今天想起来,做群众工作确实有很多的困难。晚年的母亲常常说,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讲话听不懂,没关系,拿起锄头能耪地,手持镰刀会收麦。乡亲们耕田,母亲帮着拉犁,乡亲们要烧饭,母亲帮着担水添柴。这些难不住穷苦人家长大的母亲,只要是田里的活计,她样样是行家。很快,她比比划划的和乡亲们都熟悉起来。街坊四邻的都非常喜欢这个肯吃苦、和蔼可亲的小个子女兵。有个家长里短的事, 喜欢来找母亲唠唠,随后母亲就顺理成章展开了宣传,她讲述自己童年的苦难,讲述部队里的上下同心;她指着身上穿的灰军装说,参军前,我都没有穿过新衣服,没吃过一顿饱饭。所以,我觉得在新四军里当兵是福不是苦。
 
    而群众也看出这是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官兵平等,上至师长政委,下至马夫号兵,同一口锅里吃饭,穿着一样的粗布军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减租减息给群众带来了实惠,抗掉的苛捐杂税也使乡亲们生活上有了改善。洪泽湖边处处都有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后来,许多四师的老同志对我说,你母亲的群众工作总是完成得最好。(而且我在母亲的自传里也看到过这样的字句:愿意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 农民好接近,对人也诚实。可见母亲是在做民运工作中,与广大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且还把这份情谊一直延伸到解放之后,延续到老区人民身上。)
 
    身为民运干事的母亲,不但要做动员群众的工作,在部队行动之时,运送弹药和军用物资,或是伤病员均需要雇用民夫抬担架。母亲的职责之一还需管理这些民夫,南方雨水多,路上泥泞难行,有人滑倒或跌倒,她都得跑前跑后的帮忙,不能丢掉一副担架。宿营时,她要先安排民夫们吃好住好。赶上部队作战或敌机轰炸,炮声一响,民夫们吓得扔下担架就跑,身材瘦小的母亲立刻就会奋不顾身的扑到伤病员身上。在母亲的晚年,我曾经问过她,难道你不怕敌机轰炸。母亲笑着说,哪里会不怕,天上的飞机离得很近,都能看见驾驶员,炸弹像母鸡下蛋一样的落下来,嘴上说不怕是假的。开始我就把眼睛闭起,横下一条心,紧紧护住伤员,要死就一起死,绝不能扔下伤员自己躲起来。母亲边说边闭起眼睛,学着当年的样子。(我猛然想起,幼年时我看电影只要有飞机轰炸,我也会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只不过我所怕的是影视作品。而母亲面对的则是真正的战争,是流血牺牲。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真心要感谢我们的前辈和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是他们驱散了战争的阴霾,使我们远离硝烟,生活在和暖的阳光下,幸福快乐的成长。)后来我多次去过当年的老区——淮北泗洪大王庄,那片经历过战火,被无数烈士热血染红的土地,处处呈现着一派祥和,昨日的呐喊,已经远去,老区人民正在创建和平年代的无上荣光。
 
    战火中绽放的母爱
 
    战争赋予女性以多重身份,在战场上,她们是战士,是巾帼英雄,奋勇杀敌和努力工作。可是另一方面,她们又有着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传统美德,她舍弃自己的休息去照顾丈夫,出于女人的母性本能,她还要生儿育女,要让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由于早年的营养不良,母亲身体一直比较瘦弱。到了部队之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虽然伙食不好,但总能吃得饱穿得暖了,年近 30 岁的母亲顺利的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做了母亲之后,她身上的负担就更重了,既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照顾抚养儿子,因为奶水不足,孩子总是饿的大哭不止。比邻而居的淮北大嫂,放下自己刚满百天的儿子,主动把我的哥哥接过去,抱在怀里,用甘甜的乳汁哺喂这小小的新四军后代。就这样,洪泽湖养育了一代新四军的儿郎,为了纪念乡亲们无私的奉献,父亲给大哥起名叫淮生,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永远不要忘记是这些淮北根据地的纯朴乡民们,用自己的奶水养大的革命儿郎,他们这些战火硝烟里诞生的孩子们懂得,抗击侵略者的战争, 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在新四军淮北根据地诞生的孩子们,名字里几乎都带有一个淮或皖字,如淮流、延淮、淮北、忆淮、小淮等等,这些带有地域特征色彩的名字,寄托着老一代新四军将士们与根据地乡亲们的鱼水情深。
 
    1941 年至 1943 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段,淮北根据地处于华中腹地,侵略者总是想剿灭这些奔波于洪泽湖两岸的部队。所以,日伪军经常大规模的前来扫荡。每逢遇到敌情紧急之时,根据地都会开展反扫荡斗争,部队分成若干支小队,分散开展斗争。家属和孩子们就被疏散去 “打埋伏”,其实就是隐蔽到老乡家或是干脆转移到敌占区躲起来。1942 年 11 月,部队接到紧急通知,日军出动一个师团,一个旅团,以及伪军一个师,并有坦克、汽艇、飞机等装备近万人,分五路对新四军苏皖边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也就是新四军四师著名的33 天反扫荡。
 
    而我们的母亲生完孩子才半年多,自然归属在老幼妇孺的打埋伏行列里。而且我还在一张大哥的照片背后看到了父亲题写的字迹 “特务班留念”,淮生 11 月 8 日摄于半城。(这张照片后来是一位当时特务班的叔叔辗转交到我哥哥手上的,所以没有人能说清楚字迹的原由。我想应该是父亲要与这对母子暂时分别,为防意外,把爱子的照片交给特务班存放, 一旦发生不测,总还有一张照片以为存念之物。)可母亲倔犟的性格充分显露出来,她坚决不去打埋伏,她放心不下父亲,年近 50 岁的人,需要有亲人照料,她也不肯将未满一岁的哥哥送到老乡家,她知道父亲曾经有过两个儿子,一个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生死不明。另一个出生 3 天就寄养到苏区乡亲家里,十年不通音讯。母亲曾对我说,这是你父亲现在唯一的儿子了,我一定要自己带着他,生死都要在一起。母亲的决心打动了父亲,身为淮北区党委书记,他终于接受了母亲的请求,跟随部队行军,但决不能拖累部队,也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就这样,母亲就开始了背着孩子反扫荡战争。有文中记载:此次扫荡, 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烧杀之惨,用心之毒,在我苏皖边区创立以来, 尚属首次。我主力部队跳出敌合围圈,运用游击战术与敌伪相周旋,浴血奋战,不眠不休,持续 33 天之久。进行 37 次战斗,终将敌之进攻击破,迫其狼狈败逃,获得反扫荡之胜利。
 
    我们今天读到的只是文字,而当年母亲自己跟随部队行军,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母亲把哥哥包裹好,用背包带紧紧的捆在背上,捆好后还要跳几下,试试捆得松紧度是否合适,捆紧了怕孩子不舒服,捆松了又怕把他摔掉了。为了保证大哥能吃饱,她将炒熟的小磨成面粉,装进袋子里,也背在身上。部队宿营后,母亲顾不上休息,忙着用一只小锅煮点热水,从袋里抓一把炒面,用热水调成稀糊糊,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给大哥吃,等孩子吃饱睡着之后,母亲才能吃几口干粮,靠着背包歇一会。多年之后,我儿子出生之后,母亲也常常帮着我们照看,每当我看着她一手端着小奶锅,一手拿着小勺专心致志的给儿子喂饭。看着看着,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洪泽湖边,那个背着孩子行军的女战士的身影。我常常想,母亲既要随队行军作战,还要照看孩子,她那瘦小而羸弱的身体,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12 月正值淮北的初冬,部队没有固定的营地,又要在敌军的包围圈里跳进跳出,有时沿着湖边行军,有时要隐蔽在湖边的芦苇丛里,鞋子衣服经常被打湿。母亲说那时最困难的,是小孩子的尿布,平时湿了就换上干的,洗干净晾干再接着用。可连续行军的日子里,尿布不干没法替换,孩子不舒服自然要哭闹。母亲心疼年幼的孩子,就把哥哥的湿尿布缠在自己的腰上,一天行军跑下来,腰里的尿布也烤干了。母亲一面说,一面站起来,用两只手在腰间比划着,做出缠绕时的动作。听着看着,我的泪水流了出来,湿尿布多凉啊,淮北的冬天穿着棉衣都不暖和, 母亲硬是用自己的体温把尿布烘干,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之情啊!(现在的孩子都用尿不湿,都知道干爽、舒服才能保证婴儿的充足睡眠,宝宝睡得好才能长得高。大哥在我们家孩子里是个子最高的,我想这是与母亲的细心照料是分不开的。) 母亲多次说,反扫荡的 33 天,我就没有把淮生从背上放下来过。在母亲讲述中,我仿佛看到,身材矮小的母亲,跟在队伍里快步行进,既要照顾伤员,还要不时拍拍背上的大哥。母亲像是一面遮风挡雨的墙,大哥在母亲的颠动下,酣酣的进入了梦乡!
 
    1944 年,抗战进入相稳定时期,母亲生下老二,为了感恩洪泽湖畔的父老乡亲,为他取名为湖生,因为条件好了,这位二哥身体比大哥壮实, 却比大哥淘气许多。母亲的身边有了一个勤务兵,其实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还有一头小毛驴帮助驮行李,平时行军可以将孩子们装在驮筐里,时不时的会从筐里伸出个大脑袋,(那时都缺钙,所以看到照片里的哥哥是典型的方颅)稚嫩的脸上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对外界充满着好奇。
然而,在驮筐里也并不安全,母亲说有一次,敌机突然来偷袭,一声巨响,小毛驴惊了,在路上狂奔乱跑,母亲和警卫员不顾性命危险,冒死追上去,拉住受惊的驴子,只见驮筐被反扣在地上,母亲一把掀开,只见哥哥们摔倒在地却依然在酣睡,所幸不是大头朝下,否则必会影响智力发育。母亲惊喜交加,一把搂起哥哥,长长出了一口气,在地上坐了许久, 许久……这仅是我听过的一次险遇,而母亲未提及的应是不计其数了。
 
    1946 年国共两党战事再起,两淮失守,每天大踏步的后撤。母亲跟随后勤部队,白日里行百里路,晚上到涟水就生下了姐姐;次日接着跑路, 哪里还有休产假之说。据称父亲曾发电报告之,生男孩自己带着走,生女孩就放留在老乡家。(由此可见,父亲很有些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可惜那些电报无法见到,否则也是很珍贵的文物呢!)母亲说,儿女都是娘的心头肉,她舍不得放在老百姓家,怕丢掉。自己咬牙带在身边,起了名字叫涟生。(幸好母亲爱女心切,那年月不知有多少个孩子在战乱中丧生。)一路撤退,撤到山东,我们家的管理员老刘叔叔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行李,一头是两个孩子。路上不断的有敌机来袭,飞机轰炸时,尖厉刺耳的轰鸣和警报声同时响起,母亲跳起来,把孩子们压在自己身下,而她自己全身都暴露在飞机的攻击射程里。在危险时刻,三个孩子的母亲心里总是把他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唯独没有她自己。正因为如此, 在辗转南下途中,在开封因病而夭折的二哥使母亲伤透了心,几十年来, 她总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而愧对这个孩子。
 
    战争年代的女性比男人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和代价。所以,那时很多女同志都不想生孩子,甚至有的女同志故意乱跳乱蹦或是吃药,企图把孩子打掉。可是我却从没听母亲抱怨过,她不会把孩子视为累赘,因为她真心的爱孩子。因为生育而影响了工作的母亲也会有些苦闷,而她的选择是在开始工作后倍加努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弥补方式。当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期,因为战事紧张,部队留守处里的孩子,会由于父母上前线作战而无人照顾,也有些是失去亲人的烈士子女,母亲总会主动的将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她说一只羊是赶,几只羊也是赶。她不怕麻烦和劳累,细心的看护着这些革命的后代。几十年后,在母亲离去之后,这些孩子们都发自内心赶来为母亲送别。
 
    母爱的延伸———中南育才子弟小学的创建人之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随着父亲开赴中南重镇武汉市。在那里,全家住进了花园洋房,吃喝无忧,孩子们大的去了幼儿园,小的则由奶妈照顾。主政中南六省,工作日益忙碌的父亲,看着这一大家子,希望母亲能留在家里主管家务:“你爸爸对我说,就在家带孩子吧,你还怕我养不起你呀!”虽然父亲的话语有着调侃意味,可是有主见的母亲却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她说,我是个党员,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不是为了在家带孩子,我可以工作,可自食其力,决不要别人养。她看到许多烈士子女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不少干部跟随部队继续前进,执行湖广的剿匪和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任务,家属却留在汉口。既便是在武汉工作的也是日夜忙碌着接管城市,顾不上自己的儿女。看到这些该上学的孩子们,还放羊一样没有人来管。而且母亲听说中南局要把这些留守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办一个寄宿制学校,既可以让适龄孩子读书,又能解除前方将士和中南局干部的后顾之忧。母亲想,与其留在家里做主妇(现代说法就是全职妈妈), 不如去中南局的学校,把留在汉口的孩子们揽到身边,去做全体学生们共有的妈妈。
 
    母亲参加了学校的筹建工作。没有进过学堂的母亲非常看重读书的必要性,懂得要建设新中国需要栋梁之材。她希望看到这些革命后代,少年时跟随长辈颠沛流离,饱经战乱之苦,如今应该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添瓦。于是,她每天早上,先安排好家里人的吃喝,自己带着大哥、牵着大姐送去上幼儿园。然后自己就去跑机关,办手续,号房子,请教师,找厨师,甚至埋锅挖灶这样的事她都亲自过问,因为她怕做饭时油烟会呛着这些年幼的孩子。她说,刚刚解放,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那时实行供给制,职员和学生都享受战士待遇, 都穿着整齐的校服。她们要按学生们的身高安排课堂桌椅,购买寝室卧具,甚至晚上要安排专门的老师负责叫孩子起夜。为了满足孩子们爱玩的天性,她们用床板搭建成滑梯,用木板条架起翘翘板,还上街买来小皮球,给爱美的女孩子买来布娃娃。那些哭着不离开妈妈的小姑娘,抱起美丽的玩偶,立刻破涕为笑。这些生活上细致周到的安排,出自母亲本人养育孩子的丰富经验。
 
    就这样,中南育才子弟小学正式成立了。每天早晨,身为副校长母亲, 站在校门,亲自迎接学生们的到来,听着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看着校园里快乐玩耍的小小身影,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母亲心里涌出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开学后,很快就是酷热难耐的盛夏,素有火炉之称的汉口,最高温度能达到四十度。母亲怕孩子们中暑,每天煮绿豆汤给他们喝,又将午休时间延长到下午四点。随后又发现,晚上宿舍里有蚊子,留宿的孩子们满身都是被叮咬的红疱,母亲心疼极了,她买来花露水,让孩子涂抹。又四处奔走,请管后勤的同志批了一些蚊帐布, 她和学校里的老师亲自动手,按小床的尺寸剪裁好,一针一针的缝制成大小适中的蚊帐,孩子们晚上可以睡得安稳觉了。就这样,母亲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把学校管理得的井然有序。所以说,这所子弟小学办得成功对中南局的工作顺利开展,是有功绩的。只是很可惜,1952 年底,我们全家随着父亲的调动,迁居北京,母亲不得不离开她所热爱的学校,离开了视她为母亲的孩子们。许多年后,那些育才小学的哥哥姐姐前来看望他们的校长,与那些孩子们拥抱在一起, 母亲脸上呈现出骄傲和甜美的笑容。
 
    爱心长存, 掌管大家庭
 
    解放初期,我们家便快步迈进了大家庭的范畴,母亲接二连三的生了4 个孩子,加上大哥大姐,整整半打。按照当时的行情,我们的母亲完全可以胜任英雄妈妈了。然而,家里的人口远远不止我们这几个。留在江西老区的二哥早已被找到并接回家,加上父亲原配长子的两个孩子也送来家里与我们共同生活。父亲早年被卖,远在印尼的妹妹因为当地排华难以存活,故而拖家带口,不远万里回国投奔做了大官的哥哥。福建家乡的外祖母一家 8 口人,生活上也要靠母亲每月出资维持。为了感激在战争年代抚育二哥多年的养母,每月定期给付生活费。就这样,在供给制时还好,实行薪金制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工资,七七八八一分,所剩无几,家里生活就十分拮据。有时还要关照一些烈士子女的生活,凡此种种。全仗着母亲的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日三餐,粗细搭配,事事躬亲,总算以她那出色的管理才能,把我们那个纷杂关系的大家庭打点得井然有序。(有时我真想不明白,母亲那么矮小的身躯里,怎能有精力理清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
 
    到京以后,母亲的工作关系转归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了党总支委员,专司党务。工作之余,她就得全力操持家务,每天一睁眼,就有干不完的家务,要安排一家老小的吃喝穿用,要想办法用最少的钱买更多的食物。在我们的记忆里,家里生活总是不宽裕,饭桌上的米饭总是掺着地瓜丝,菜里很少见到肉。而母亲总是给我们夹菜,添饭,顾了这个,又顾了那个,等我们都吃完饭,她自己永远是打扫战场,吃剩饭剩菜是母亲早在五十年代就养成的习惯。在那个以艰苦朴素为荣的时代,我们穿的衣服破了打上补丁,裤子短了接一截,哥哥的衣服小了传给弟弟,姐姐的鞋穿不下了让妹妹穿。记得小学时,我的上衣口袋破了,自己拿一根橡皮筋把小洞系起来。这些窘态,我们都一笑了之。我上中学时,过了一个暑假, 人长高了,裤子却短了,母亲给接上一截,同学们曾戏称我是吉普赛人的打扮。
 
    为了补充物质的不足,房前屋后都被母亲和勤劳的姑姑开垦出来,玉米、地瓜、南瓜的果实用来弥补粮食的不足;沟坎之间还要见缝插针的种上应季的菜蔬,可以省下不少菜金;秋天收下的萝卜,母亲切成条,搓上盐,用大缸腌起来,早晚喝粥的咸菜就有了。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听母亲念叨着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拿起小锄头,欢快的参与其中。春季里的榆钱,夏日的槐花,都是我家饭桌上的美食。节假日,我们扛着铁锨,抬着粪筐,到院外的马路上捡拾马粪,倒进家里的菜地里做肥料。在菜地里挖地瓜,拣花生,曾经是我们最大的乐事。当我们唱着“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的儿歌,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中,我们都就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也为我们成年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姐在北大荒兵团时,被冻伤了双手;小弟在战备施工中,砸伤了 18 岁的脊梁,可我们都没有过丝毫的退缩和畏惧,这不能不感谢母亲自幼对我们的教育和劳动养成。
 
    童年的记忆都是断续的,冬天的早晨,当我们醒来时,睡在身边的母亲已经去忙碌孩子们的早饭。暖气管上烤着我们的棉衣棉裤,体现了母亲的细致和精心,温暖的冬衣驱散了严冬的寒意, 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
 
    在我上小学时,一天中午因病提早回家。惊异的发现正在卫生间洗衣服的母亲,身边是堆得小山一般的脏衣服,她正用一块木搓板,用力的搓着,听见我的呼唤,母亲抬起头来,额头上布满了晶莹的汗珠。(那时已经实行薪金制, 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再请阿姨。我们家里只有父亲的衣服是管理员帮着洗,而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脏衣臭袜子,全都由母亲自己打理。)夜间,睡意朦胧的我,看到母亲戴着花镜,在灯下边为我们缝鞋补衣,边等待夜晚未归的父亲。一个又一个的记忆片段,连接在一起,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演绎着母亲对子女那份深切的爱。几十年过去了,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我,只要看到母亲缝补过的物品,我的泪水就会止不住的流淌下来。那一刻的我,多想穿越到我的幼年时光,重新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母亲善于管理,可能还要归功于那个待她“十分刻苦”的婆婆,母亲幼年就帮着操持家务,繁重的生活琐事都归她来做。所以她必须合理安排时间,分门别类,能顺手完成的活计,决不跑第二次。所以,我们后来一直惊异于母亲做事的忙而不乱,有条理。我好奇的问她,你学过优选法吗?母亲调皮的眨眨眼说,还用学,小时候挨打多了自己捉摸出来的。那些日子,父亲日夜忙碌,母亲虽然辛苦,劳累,却是快乐着!
 
本文作者: 陈兰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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