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

 

    2007年9月6日—20日，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组织了新四军后代“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的活动。该活动是经省委领导批准，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在新四军研究会老同志指导下开展的。活动开展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超过了预期效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活动路线及地点：福州—龙岩—南昌—歙县岩寺—泾县—溧阳—句容—泰兴黄桥—高邮—淮安—盐城—常熟沙家浜。

    （二）参加人员：先后有党和国家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叶飞的后代，有六位共和国开国将军黄火星、皮定均、卢胜、王直、龙飞虎、黄烽的后代，还有二十一位老红军、老新四军的后代参加了活动。

    （三）活动主题思想：“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四）活动意义目的：

        1、自我教育，寻觅前辈革命足迹，加深对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了解；

        2、传承教育，给学校学生传播红色文化，为如何教育下一代作尝试和探索；

        3、历史启迪，寻觅历史规律性，获取对现实的启示。

 

    9月6日在福州举行了“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活动出发仪式。省新四军研究会王直、高胡、李云诚、阮文炳、陈明端、王春生、戴尔济、尹峰、郭冰、崔华等几十位老同志和省委宣传部林辉等参加了出发仪式。叶小楠（国家人大原副委员长叶飞之女）主持仪式，邓淮生（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之子）代表“重走”成员讲话。王直老将军到会致词，并授予“重走”成员一面印有“重走新四军抗日路”的红旗。

    （一）瞻仰

    “重走”活动共瞻仰了十九个纪念馆，五个当年新四军战斗、驻扎过的地点，向八个烈士纪念碑或塑像敬献了花圈或花篮，并向革命烈士宣读了弘扬革命精神的誓词。向绝大多数纪念馆赠送了革命书籍共计400多本和书画作品13幅，各地各级领导、纪念馆工作人员在“重走抗日路”红旗上签了名。各地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研究会领导和人民群众都热情欢迎“重走”成员到来。

    （二）宣讲

    “重走”成员分别在龙岩、泾县、盐城给三所学校约1000多学生作了发扬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的宣讲报告会。在龙岩学院王东炎（王直将军之子）作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思考及对现代的启迪”的发言，邓淮生（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之子）、谭晓光（国务院原副总理谭震林之子）、黄力飞（黄火星将军之女）分别作了以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为主题的发言。在泾县实验小学邓淮生、谭晓光、黄力飞、皮卫华（皮定均将军之女）作了以新四军抗战为主题的发言。在盐城第一小学（叶挺小学）张泰山（国家人大原副委员长张鼎丞之子）、邓小燕（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之女）、谭晓光作了发扬新四军铁军精神为主题的发言。发言结束后，与小学生们进行联欢。“重走”成员表演了京剧清唱、小摩术、合唱“新四军军歌”和“红米饭，南瓜汤”的歌曲。小学生们也表演了3个节目。最后小学生们集体合唱“新四军军歌”，悦耳的童声将联欢推向高潮。“重走”成员向三所学校赠送了革命书籍和书画，三所学校的领导都在“重走抗日路”的红旗上签了名。

    3、慰问

    在泾县实验小学内，“重走”成员还开了一个小型慰问新四军老战士的座谈会。有三位新四军老战士参加，最大年龄已经92岁。会上老同志们作了热情洋溢发言，“重走”一行给参会老同志每人都分发了慰问金。同时，“重走”全体成员向泾县新四军研究会老同志捐赠了8600元慰问金。

    4、研讨

    这次活动行程达5000公里，多数路段行车时间超过3个小时，最长达7个小时。在路途行车中，开展了三项活动。一是“重走”成员介绍一下父母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二是讲述所知道的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故事；三是提出一些比较深刻又值得研讨的问题展开讨论。沿途发言涌跃，大多数人讲了自己父母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和一些战斗生活的故事，发表了对上述问题自己的看法。在沿途行车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了解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的一个课堂。

    5、走访

    这次活动安排了两次直接与人民群众接触。一次是在歙县岩寺镇的琶塘村，一次是在溧阳市别桥镇的塘马村。琶塘村是当年新四军二支队驻地，有十多位当年群众的后代主动带路到仍保有当年标语遗迹的地方，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以及新四军领导人曾住过的地方介绍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溧阳塘马村民自发地召开了一个简短欢迎仪式，带领“重走”成员瞻仰了罗忠毅、廖海涛烈士在塘马村居住旧址、与日本鬼子战斗的战场遗址，及当年召开庆祝新四军成立四周年的会场旧址。当地群众还将当年新四军抗战的歌曲唱给“重走”成员听，主动向我们介绍他们所知道的当时的战斗情况，并提出要自行筹建塘马战斗纪念馆。

 

    （一）对前辈革命经历的了解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许多“重走”参加者虽然原先对前辈革命经历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深刻。这次活动提供了寻觅前辈革命足迹，加深对前辈革命经历了解的一个机会。“重走”成员中有十八人寻觅到前辈革命足迹。蓝传胜、周冀林在云岭，陈鲁生在云岭、高邮，单晓樱在龙岩，陈阿莲在岩寺琶塘、云岭，黄安翼在沙家浜，皮卫华在黄桥，康鲁平在龙岩、岩寺、泾县、溧阳，龙海岩在淮安，谢晓犁、谢岭前在溧阳，王莫然在泾县、高邮，王东炎在龙岩、泾县、溧阳、句容，黄力飞在龙岩、岩寺、泾县，黄小意在龙岩、云岭都寻觅到前辈革命的足迹。张泰山、邓淮生、邓小燕、谭晓光在所有瞻仰地点都寻觅到了前辈的足迹。其中，有八个人是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幸存者的后代（张泰山、邓淮生、邓小燕、谭晓光、黄力飞、王东炎、王莫然、蓝传胜）；有五个人是皖南事变幸存者的后代（黄力飞、王莫然、陈阿莲，蓝传胜、黄小意）；有三个人是溧阳塘马战斗幸存者后代（王东炎、谢晓犁、谢岭前）；有一个人是沙家浜地区战斗幸存者后代（黄安翼），有一个人是苏北地区从事敌工工作幸存者后代（陈鲁生）等等。他们在前辈们亲历战斗过的地方，或看到与前辈有关的照片信息，或听到讲解员、群众的诉说，心情都格外激动，有的都流下了眼泪，这种心灵的感应只有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才可能产生，而在这时，对前辈革命经历的了解必然更加深入一层。

    （二）对红军、新四军革命历史征程的认知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知道上升到认识，认识上升到理解，是人的认知不断深化的三个过程环节。这次活动，“重走”成员通过行车途中车中课堂研讨，对中国革命历史征程认知上的升华相当明显。主要表现在：

        1、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红军战士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一信念就是“穷人翻身要解放”。这个信念是建立在别无选择，又坚信是唯一正确的基础之上。红军战士大多比较年青，当时革命经历也比较短，要具备非常高的革命理想也不现实。但如果红军战士仅仅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而参加革命，那么在坚持艰苦作绝的游击战争中，挖野菜、吃草根、连吃盐巴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红军这一军队组织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作为中坚力量的，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在组织化程度上相当高，所以只要共产党的组织存在，红军中有共产党员存在，红军的组织是瓦解不了的。国民党军队为什么消灭不了红军，其重要原因就是组织化程度比红军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军队不可能战胜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更能够适应比较恶劣的战争环境。

       2、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形成，是错误路线导致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就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党组织是在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并没有得到党中央任何指示情况下自行纠正错误路线的，这更是典型的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在本质上的区别之一。其原因一是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什么是正确或什么是错路线有清醒认识；二是党内有能在革命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力挽狂澜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两个原因归结起来，表现出党内社会科学思维水平在那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这些认识都是那个时代产生的，而这些认识直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并没有过时。这不能不说，这些认识在当时所显现的社会科学思维水平高度是其他政党或组织所不及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能纠正自己错误的根本原因。

        3、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不是与长征相同？对这一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政治意义上，长征就是为了“红旗不倒”， 三年游击战争同样是为了“红旗不倒”。 在组织意义上，南方游击战争与长征一样，保存了中国革命极为宝贵的骨干力量。八省红军游击队下山时共有8000多人，占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近40%，为后来大江南北敌后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军事意义上，“三年游击战争”这一概念是延安时期党中央确立的，说明南方红军不是隐蔽躲藏避战了三年，而是坚持了三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三年游击战争，为抗日战争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蒋介石而言，南方红军与北方红军同样，都是心腹大患。如果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奄奄一息，对敌人毫无威胁及影响，无足轻重，蒋介石也不会同意成立新四军。因为蒋介石是在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已无力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下，为解除后顾之忧，才不得不同意成立新四军，其目的还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当然这仅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4、皖南事变是否是坏事变好事？对这一问题也有进一步理解。新四军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比八路军更为险恶，皖南事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皖南事变仅仅是新四军抗战期间的一个挫折和插曲，新四军并没因皖南事变而停止发展的脚步。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指战员更加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摆脱了“右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更加坚定了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以往我们总认为新四军发展没有八路军那么快，通过“重走”了解，发现新四军发展速度还略快于八路军。抗战结束时，新四军从1万余人发展到31万人，增加30倍。八路军从3万多人发展到60多万人，增加20多倍。这些数字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皖南事变是坏事变了好事。

这些启示是：

        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高度的组织化程度造就了无可比似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现代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除了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外，还必须大力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２、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是社会科学思维水平比较高的具体体现。现代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

        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革命低潮时还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新四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对路。现代要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改革开放，仍旧需要提高制定政策法规水平，提高执政能力。

    这次“重走”活动在全国众多的“重走”活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为主题思想；是近年来第一次将红色文化传承和研讨结合的“重走”活动；是第一次在“重走”活动中，由革命前辈的后代给下一代来作红色文化宣讲报告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革命传统如何一代一代继承，革命精神如何一代一代弘扬作了尝试和探索。现在大多数革命前辈已经去世，尚健在的也年世已高，难以直接对现在的学生讲革命传统了，如果革命前辈后代不能挑起这个担子，革命传统思想的继承就有断代的危险。

    这次“重走”活动搞红色文化传承教育，“传代社会效应”的效果显现的十分明显。虽不是革命亲历者在作传承教育，但学生们听的很认真，会场自始至终纪律良好，学生们把我们这些革命前辈的后代，作为革命前辈一样来尊重。报告会上给我们戴红领巾，拉着我们的手进入会场。报告会后，许多小学生找“重走”成员签名，合影留念。盐城第一小学学生在联欢结束后，高亢而熟练地唱完了有两段歌词的“新四军军歌”，欢送“重走”成员离开学校，热情的场面一再重现。“重走”成员所接触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当年群众的后代，许多还是第三代。这些群众都以他们的长辈曾经支援过新四军，新四军曾经住过他们家里而感到自豪和光荣。他们对“重走”成员的热情，仿拂是当年新四军重返故地。这次“重走”出现的“传代社会效应”证实，革命前辈的后代要挑起红色文化传承教育的担子，是有基础和条件的。

 

    在“重走”路上，“重走”成员感受颇多，主要感受有四点：

    （一）当地各级领导对红色文化教育和传播的高度重视。出发前，“重走”活动是“低调”而行，只与当地新四军研究会和省军区进行联系。但没想到一路上，各地区党政机关、学校、纪念馆都以较高规格来接待。这些都显示出各级领导对革命历史、红色文化传承教育的高度重视。

    （二）当年人民群众的后代私毫没有减弱对新四军的深情厚意。“重走”活动两次与当地群众接触（绝大多数是没有见过新四军的下一代），群众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主动带路、介绍有关情况。 “重走”成员深深体会到，现在老百姓象欢迎当年新四军一样来欢迎我们，说明我们的前辈为老百姓做了好事，只要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不仅是一辈子，而是世代都不会忘记。这也鞭策着“重走”成员应该尽力为老百姓多做好事，为国家和人民尽力多做贡献。

    （三）当地新四军研究会对这次“重走”活动的关心。黄山市新四军研究会在经费比较紧张，在我们人数又较多的情况下，会长沈荣老同志下决心一定要请我们吃饭；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南京空军政委八十多岁高龄从南京赶到句容陪同我们瞻仰参观；盐城新四军研究会万副会长全程陪同安排有关事宜；还有江苏省党史办肖主任（兼新研会会长）在溧阳、淮安，后又到常熟陪同等。各地新四军研究会及老同志、党史办等的热情接待及对此行的关心，使“重走”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时代，铭刻了中华民族文明史极其光辉的一页。回味“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新四军军歌”中“大声呐喊，唤起人民”的歌词，可以深透地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抗日先锋，是他们的英勇抗战，使极贫极弱的中华民族站了起来，奠定了在现代社会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重走成员深深体会到，社会发展必须继承人类的全部文明，如果只讲借鉴西方文明和承袭中国古代文明，而不讲继承革命传统和精神，是完全错误的。作为革命的下一代，对这段现代文明史的传承有首要的责任，要尽可能保持这段历史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能容许一切妄图贬低、抹煞和企图歪曲历史的行为，要使革命传统和精神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重走”过程中，我们发现对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如何传承有两个方面需要认真探索：

    （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革命传统如何一代一代继承？革命精神如何一代一代弘扬？还需要认真探索。在盐城实验小学联欢结束后，全场小学生在新四军军歌弦律拌奏下，高唱新四军军歌。不仅歌声嘹亮，而且悦耳动听，还能唱两段歌词。可以听出这不是因为“重走”成员的到来现炒现卖的。在这所小学里，开设有“红领巾新四军研究院”，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为该院题写了院名。学校里还有红色文化等“四色”展览室。在泾县实验小学，随同采访电视台记者访问了几个小学生，每个人都可以谈出新四军的一些事情。很明显，我们搞红色文化教育，不是学生们愿不愿听，而是我们有没有紧迫感来讲来教的问题。现在还在世老前辈都年世已高，难以直接对现在的学生讲革命传统了，担子必然落在后代身上。谭晓光对此认为：“作为革命前辈的后代，我们加强对前辈革命事迹的宣传，不是为前辈“歌功颂德”，而是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极其光辉的一页——中国革命史的传播和教育做自己的工作。”革命前辈后代虽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传代社会效应”的客观存在，同样能达到预期效果。“重走”成员一致认为由后代进行传承宣讲报告这种方式有值得推广的必要。

    （二）如何进一步地挖掘、保护和宣传革命史料，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魁宝后人得以传承？这也需要认真探索。如溧阳塘马战斗和高邮对日军最后一战。这两次战斗，在新四军抗战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塘马战斗有可能是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日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日军3000多人，伪军８００多人；日军出动了步、炮、坦、骑兵；在湖上还出动了炮艇）；这次战斗牺牲的两位领导，是新四军对日作战最高级别的将领；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一举消灭苏南地区新四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大多数人突出重围，无疑是新四军对日作战中最大的一次成功和胜利的突围战斗。但这次战斗基本没有宣传，当地有关部门只知发生过这次战斗，对这次战斗的政治、军事和历史意义，以及他是红色文化教育极好教材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高邮对日军最后一战，发生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有可能是二战最后一次战斗，是二战最后一个法西斯军队受降地。虽受降地旧址还在，但没有任何标记。我们还看到岩寺琶塘新四军二支队当年在墙上写的标语，当地群众虽注意保护，但年事已久，不采取特别措施则难以维持很久。有些故居无人居住，已成危房。建议将上述两次战斗史料挖掘、保护和宣传，琶塘标语和危房保护向全国及当地的新四军研究会反映，通过当地党委、政府予以解决。对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的遗迹，建议立法，作为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加以保护。

以上汇报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

二00七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