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将军史略
王直，原名王汉清，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曾任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四支队政治处主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四团政治处主任，二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十六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副主任，四十七团、三支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十六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十五旅政委、八十九师政委，上海浦东军管办事处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公安军政委，福建省军区副政委，二十八军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福建省人大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土地革命战争中，参加过中央苏区三、四、五次反围剿，历经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长期坚持在苏南茅山敌后战场；解放战争中，率部参加了苏中、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鲁西、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二、四、五次等重大战役。他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为人正直，敢于担当，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是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踏上革命的道路
王直，原名王汉清，1916年7月21日出生于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父亲王富生，母亲余木娣。王家是一个客家家庭，祖先是从遥远的山西太原迁徙而来，到王直这一代已经是第二十一代。他出生时，全家共有16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村里的人们都叫他“五羊子”。
1916年正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地主、军阀横征暴敛，已经到了“无人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人民大众苦不堪言。王家从地主那里租种田地16亩，虽然辛勤劳作，但一年要交纳地主田租30担，剩下的余粮只能勉强够一家人半年糊口，为了生计，农闲时，全家人还做一些副业以添补家用。王直从6岁开始，就随父亲务农。当时地主、有钱的人家都读过书，他们欺压农民缺乏知识，强横凶暴，但遇到读过书识字的人就会收敛一些。因为这样，7岁时，家里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供王直读书。在私塾读了半年，第二年，王直进入了才溪乡国民小学读书。
1928年，读初小二年级的王直，因家里承担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辍学。回家后，王直到裁缝店当起了学徒，参加了缝业工会。这时候他开始接触社会，看到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渐渐的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看清了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7月，红四军来到才溪，策应支持才溪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王直聆听了朱德在才溪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深受教育，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儿童团，并把才溪乡西溪村的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组织儿童团每天站岗、放哨，为军烈属打扫房屋，砍柴烧水，积极参加工农赤卫队举办的军政训练班。1930年，王直被才溪区苏维埃政府选送到才溪列宁小学读书，开始接受中国革命的基本道理。
1931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央红军作战。才溪人民纷纷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扩红号召，5月，王直报名参加了红军。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有要求革命的思想，感到当红军光荣，村里参军的不少，参军的热情很高。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干部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我又看到红军队伍中红小鬼很多，很有朝气，很活泼，颇为羡慕，因此参加红军的决心很强。”他报名以后，上才溪乡的苏维埃召开了大会，唱歌欢送他们。第二天就是儿童团、少先队员欢送，一直送到上杭坑铺村的十里铺。新兵们经过三天行军，到达了武平县，王直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独立二团二连任公务员。时年十五周岁。
在连队干部、战士的关心帮助下，他革命热情很高，进步很快。1932年8月，王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上过小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1932年10月，团政治处主任胡坚把他调到了政治处宣传队当宣传员，主要负责写标语，布置墙报和画漫画。到了宣传队，他一有空就练字，每次写标语时，队长王月楼同志都分工他执笔。在练字的同时他也练习画画（漫画）。
战斗在红色土地
1932年11月，福建军区在武平小兰成立了红军独立第十师，他又从团政治处调到师政治部宣传队，任漫画组组长，后又担任宣传队分队长。
1933年3月29日，王直随部队在瑞金休整。这天，毛泽东来慰问看望红军独立第十师的官兵，到了师宣传队时，他问宣传队长王月楼，门口的漫画是谁画的。当得知是王直画的，毛泽东表扬说：“画的不错嘛!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多注意搞一些形象化的宣传，让群众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也能看懂，这就是要多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毛泽东的鼓励让王直更加充满了信心，这也成了他一生追求书画艺术不竭的精神动力。
当时独立第十师战事频繁。王直参军后第一次战斗是攻打武平中堡，虽然打得小，但对他一个新兵来说，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却得到了培养，为将来更残酷的斗争能坚持到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独立第十师在下北、车院、郎头打下了十多个敌人据点，尔后到江西寻乌与独立第三师会合，攻打广东南雄，因情况变化，到了平远又折回。长时间行军，王直走的两个腿都肿了，为了消肿，就用小便或生姜磨擦。当时值夏天，温度达到30度以上，但他从未叫过苦。接着独立第十师攻打江西寻乌项山敌人据点，得胜后，奉令北上，经会昌到瑞金。在那里住了三天。后部队继续南下宁化，驻在宁禾口，以独立十师、独立三师、红军学校组成东南作战军，在清流莲花山打了一次阻击战，取得部分胜利。尔后南下经长汀新乔，到河田、南田、南洋，上杭旧县，又从石训坛出发，攻打上杭水西渡。战后部队改编为红十九军三十六师，不久又改编为新十二军三十四师，在石训坛休整。后又攻打上杭白砂。此时，王直在三十四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参加上杭南洋马羊洞战斗。
1933年7月部队经长河、治坊到安史、上堡，以三军团全部，七军团十九师和新十二军三十四师组成东方军。他随三十四师参加了东方军在连城下堡召开的“八一”建军节大会，聆听了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会后，驻连城国民党十九路军区寿年部进攻下堡，三十四师担负下堡守备，王直所在宣传队分散在各个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开展瓦解敌军工作。三军团在连城朋口消灭十九路军两个团，从正面进占连城。区寿年部全线溃败，三十四师攻击到连城，担负守备连城的任务。为了开展连城的地方工作，三十四师宣传队与福建军区宣传队合并，王直被分配到连城坑子堡和林坊一带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等工作。在宣传队的日子里，他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带领所属人员写标语、画漫画，积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这期间，王直先后参加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十数次战斗。
1933年10月，王直所在的宣传队随福建军区政治部移驻长汀十里铺，改编为福建军区随营学校青年训练队。王直任一班班长，全班共12人。当时，青年训练队主要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有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军事方面有单兵战术、班进攻、防御和指挥等。政治方面学习了《列宁主义概论》、《论政党》、《古田会议决议》、《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俱乐部文化工作等。王直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通过在随营学校的学习锻炼，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全校15名优秀生之一。
1934年1月，王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分配到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红九团）政治处任地方工作干事，也就在此时，组织同意他的入党申请，转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党龄从1932年计）。不久，他就任组织干事，向副政委兼主任陈仁提出了参加红军后的第一个政治工作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全团党、团员中，开展立功授奖活动。这个建议被陈主任同意采纳。当时全团一千五百多人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团员占百分之四十。由于这个活动激励了党、团员在工作和战斗中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建议后来还受到团政委方方的赞扬和鼓励。
1934年4月，王直随团深入敌后，到永安、宁洋、连城、漳平地区开展斗争，参加了智取宁洋和攻克永安等战斗。红九团攻克永安后，成立了永安县革命委员会，王直担任革委会办公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地方工作相当繁忙，团部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指派一营的一个连给他指挥。这期间，王直带领大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张贴布告，组织恢复城市生活秩序，挨家挨户动员工商业开工开店，照常营业，广泛筹粮筹款，没收地主豪绅和官僚资本家的财物，开仓分粮，救济城市贫民，并注重吸收枪械修理、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员加入红军，扩大红军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地方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1934年5月，国民党军卢兴邦部欲围攻永安城，遵照上级指示，红九团撤出永安城，几经转战，在龙（岩）、宁（洋）、连（城）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国民党军对苏区各游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剿”，红九团也遭到敌第八十师的疯狂进攻。1935年初，王直随红九团转移到永（定）、（平）和、（大）埔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5月，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红九团向闽南挺进，以达到与闽南特委和红三团取得联系的目的。经过1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直随红九团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到达红三团的游击区――平和县三坪地区，与闽南特委和红三团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王直随红九团转战到永定湖雷、小坪水地区遭到优势敌人围攻，团部和一营、三营在遭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打散。王直随一部突围后连续三天没有饭吃，没有觉睡，并时常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在弹尽粮绝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团长负伤失踪，政委擅自离开部队不知去向，团政治处主任赖荣传带着组织干事王直四处寻找不见踪影。不久，部队又遭敌人夜袭，危急时刻，政治处主任赖荣传率王直、李德安等6名同志，向金丰大山的深山方向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赖主任中弹牺牲，6名同志也被冲散，最后，王直与一名战士一起冲出了重围。此时，王直身上带有十几块银元，这是部队的经费。由于经常转战，经费不宜集中在一人身上，所以为人老实正派的王直也分了一些经费带在身上。当时，部队曾发生过少数意志不坚定者抢劫银元杀人的事情。为了安全起见，王直在睡觉前，故意拿出几块银元给身边这位还不太了解的战士保管，一方面为自身安全，一方面看看他能不能经得起考验。但这名战士当夜携款逃跑了。在又饿又累的情况下，王直只身一人在山林中寻找部队和组织。第二天下午时分，他遇到了敌人搜山，情急中钻进一个树洞里躲藏起来，没想到洞中蚂蚁无数，咬得他痛苦不堪，但只能强忍到敌人撤离时才敢出洞。第二天，身上被咬得长出了许多小点浓包，骚痒难耐。王直是本地人，他知道穿过金丰大山就能到他的老家上杭。当时是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有一些本地同志都跑回家去了，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寻找部队和组织的决心。在找部队的途中，王直先是收容了19名被打散的同志，后与永东游击队指导员林祥生取得了联系，在永东县委的帮助下，陆续在金峰大山中收容了红九团一、三营被打散人员60余人。为了把这些收容的同志团结起来，继续与敌人作斗争，王直挺身出来，与其中的党员同志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兼任了支部书记， 并找收容来的同志一个一个谈话鼓舞信心，使大家对革命树立信心。由于他当时掌管着一些党的经费，收容的人员正处饥寒之时，他就把党的经费拿出来，请永东游击队帮助购粮，以实事求是并机动灵活的处事（党的经费要请示上级领导才能动用，但当时红九团领导失踪、离队和牺牲），解决了部队当时最实际的吃饭问题，克服了暂时困难，进一步巩固了收容人员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
王直收容的60余人后来与赵群、熊兆仁同志从平和池牛岗休养带回来的20多名养好伤的干部、战士，以及留在永（定）、（平）和、（大）埔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九团三营一部分人员，重新整编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上级任命赵群任大队长，张清辉任政治委员，熊兆仁任副大队长，王直任党总支部书记，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转战于(龙)岩、永(定)、(南)靖、(大)埔、(饶)平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四处出击，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不久，红九团（即特务大队。当时干战们习惯称呼原番号）又打开了新的局面，恢复了原来的游击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由延安转来的信），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将闽西南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与永、和、埔地区的游击队等合编为第四支队，支队长阮文松，政治委员李赤标，王直任政治处主任兼总支部书记。
由于两广事变的发生，“清剿”闽西南红军的国民党嫡系军队调入广东，闽西南环境有所好转，第四支队下了山。王直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时机，向支队领导提出了当前政治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扩大和巩固部队。于是支队集中力量开展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扩大了500余名新战士参加红军，加上原有200多人，四支队人数达到800多人，编成了三个大队。在此基础上，他又率领政工干部，集中全力做好巩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使新入伍的红军战士很快适应了部队的战斗生活。同时克服了重重困难，抓紧筹集粮食经费，保证了部队供给。在筹粮、筹款中，政策把握的好，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取得群众拥护，又扩大了政治影响，得到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主席来信表扬。
1936年秋，王直调到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工作，负责军政委员会机关报《捷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办报条件十分困难，仅有的一架油印机破旧几乎不能用了，他和杨义才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修好。当时印报所需的经费，都是借机关人员每个人省下来的伙食尾子，来买腊纸、毛边纸和油墨。王直和其他办报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将《捷报》出版了。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认为，《捷报》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各部队各县委都能听到军政委员会的声音，知道各地游击战争活动情况和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的消息。这无形中提高了红军战士们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也加强了党的领导。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方方同志在机关支部会议上多次肯定《捷报》办刊的成绩。在《捷报》办刊中，印发了《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反战讲话》、《干部政策》、《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统一战线》等书刊文章，这些油印书刊文章，现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还有存放。不久，王直又任机关交通总站站长，分管永定、平和、上杭、龙岩、漳平等地的交通站。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驻永定金丰山区时，战斗频繁，物质条件十分艰苦。1937年元旦期间，委员会机关转移到牛牯扑一带，当时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已没钱买纸张办报刊，而且面临着断粮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王直想起了当初红四支队在广东大埔筹到很多款子，本来有500块银元需要上缴，但由于当时敌人“清剿”封锁，一时无法送出，只好暂时埋藏在永定河凹头两棵松树之间。他向张鼎丞主席报告了这一情况，张主席立即派王直于当天晚上，带领五位游击队员，来回三个昼夜，冒着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把银元取了回来，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得到了军政委员会各位领导的多次表扬。
随着形势的发展， 1937年3月，王直又调回红四支队一大队红四连任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直接率部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表面上接受我党“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背地里却命令粤军加紧对闽西南游击队的进攻，要求限期“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给予粤军以坚决回击，粉碎其“清剿”阴谋。王直参加了袭击粤军一五七师一个排的伏击战，此战烧毁敌卡车一辆，全歼敌人一个排，缴获捷克式步枪14支、机枪1挺、手枪1支、子弹1000余发。随后参加了曲潭、分水岭的对敌攻歼战，取得战斗胜利，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任指导员期间，还有两件事使王直难以忘怀。红一大队驻南靖科岭时，他患“天花”，全身起小泡，高烧卧床不起。一天早晨，遇到敌人“清剿”。由于敌强我弱，部队边打边往大山里撤。这时他浑身无力，无法行动。敌人越逼越近，喊叫声都听得见。危险时刻，罗桂华、林忠保、赖医生不顾个人安危，硬是轮流背着他，从上科岭跑到下科岭，摆脱了敌人，后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医治。王直深感这是出于高度的阶级感情，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平和长乐，红一大队红一连班长陈和顺患了重病。王直每天都照顾他，端饭端水，关心照料，使陈和顺感动的流泪，后来在战斗中表现的十分勇敢。红军官兵间的阶级友爱，是艰难困苦中的红军战胜敌人的法宝。
1937年3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红四支队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命令，1937年8月，下山到达平和县小芦溪一带进行整训待命。由于1937年7月16日发生漳浦事件，王直率红四连还非常警惕地住在山里。一天，谭震林同志决定王直和班长黄染芳去永定水竹里接刘永生、范钦洪的部队来平和芦溪集中。谭震林写了一封信，叫王直送给奥军的王度营长，要求我军行动时不要误会，要给予方便。为使刘、范部队能安全到达指定地点集中，王直选择了经歧领、陈东坑、大雪亲、溪南一线，终于毫无损失地把刘、范部队和陈茂辉同志领到了指定地点。谭震林同志对这次任务完成给予了表扬：‘“王直同志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并鼓励他去争取更大的成绩。完成这次任务后，王直又回到了红四连。
红四连在过去的三年的游击战争中，干部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但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部队高度分散，党支部生活制度不健全，加上物质生活菲薄，很多同志感到疲劳和厌倦。现在，由离群索居的高度分散到供给比较充足的集中生活，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好好享受了。由于打仗少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也不如以前了。一部分同志地域观念比较重，不愿意到新的地方去。部队中绝对平均主义也有所抬头，干部因统战工作需要穿一套新衣服，战士认为不合理，也有意见。有的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马马虎虎，管理教育不严或简单粗暴，动辄骂人训人，严重地妨碍了连队对贯彻执行党的新时期的指示和各项任务的完成。王直认为这是因为党支部的战斗力不强，有的新党员质量差，干部的模范作用不好。问题的结症找到后，王直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决定，对连队党支部进行一次思想的教育整顿。
为了搞好这次整顿，王直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端正大家的认识，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二是鼓励和欢迎自下而上的批评，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意见，不计较态度，不打击报复；三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亮丑揭短，这样做，扫除了各种思想障碍，奠定了支部整顿的思想基础。党支部通过整顿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连队邪气下降，正气上升，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支部的战斗堡垒更坚强，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不良倾向逐步克服。干部战士思想通了，都能自觉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官兵关系改善了，出现的尊干爱兵的好风气。
王直所率的红四连是红九团的老连队，他深知，连队每个同志都是未来革命发展的骨干，一定要将这些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当时四连的三个排长是朱传保、郑国英、张胜养，班长是张玉辉、郭了维、曹朝晨、黄步皇等，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些优秀的中坚分子，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抓住了下山后休整的有利时机，大力发红军武装。没多久，在长岭下驻扎时，红四连已发展到180多人。军事训练成绩也很好。团营领导给子多次奖励和表扬。
在北上东进之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支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10月2日，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 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1月28日，谭震林从新四军军部接受命令返回闽粤赣边省委驻地龙岩白土，正式宣布将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王直担任第二支队四团二营四连政治指导员。同月，红四连由平和大芦溪出发，经三天行军，到达龙岩白土集中，住在一个陈家饲堂里。由于房子宽大，红四连内务搞的比较好。随后经常有青年学生，华侨服务团和一些记者来参观，参观者都留下良好印象。华侨服务团团长沈尔七说：“这个红军老连队是经过千锤百练锻炼出来的，他们的艰苦奋斗作风值得我们学习。”不久，连长阮文松又扩大了几十个新兵，从四连抽出一个排编到三团三营九连，阮文松到该连当连长。四连则由姜茂生任连长，黄才胜任指导员。王直调支队政治部宣传队任队长。
2月上旬，各支部队陆续在白土集中整编，准备北上抗日。在整编期间，王直调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领导来自各地的爱国青年和爱国华侨北上抗日。支队宣传队的成员起初只有彭冲、陈虹、骆频三个人，尔后发展到100余人。当时宣传队辖三个分队，这些队员中大多数是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文化水平比较高，见的世面也比较广。一开始王直心里担心带不好他们，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鼓励他说：“你在山沟里打游击三年，天天同草木山水打交道，不知外边的新天地也难怪。但是，你参加红军已七八年，有教育、训练和战斗的经验，这是他们无法比的，也是你做好宣传队工作的基本条件。”经过王主任的鼓励，王直的心理压力顿时变成了工作动力。
这支宣传队主要是从漳州、厦门、汕头、梅县和菲律滨、越南、泰国等地来的华桥青年学生组成，编成两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王直首先把红军宣传队的传统传授给他们，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基础教育着手，以使这些队员有个基本概念，这就是新四军是中国人民新型的人民军队，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宣传队经过闽西古田时，王直带他们参观古田会址，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建军思想。参加过古田会议的谭震林同志，还亲自到宣传队作介绍。这些思想教育使大家明确了唤起民众，抗战救国是宣传队的首要任务，更加认识到宣传队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还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队员们的性格特点和优点长处，积极取得几个分队长的帮助支持（彭冲同志当时任分队长），对宣传队进行思想纪律整顿，使这些知识青年迅速地适应了部队生活，为开赴抗日前线做好了准备。
在北上抗日的路上，王直带领宣传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在短时间内编排了许多以抗日为题材的节目，不仅为部队和苏区群众演唱，而且每到一地都写标语、演讲、散发传单，为群众做好事，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鼓舞了官兵士气，扩大了新四军影响。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在二支队到了皖南后，肯定了宣传队经过这段考验，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8年4月24日，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部在皖南岩寺潜口正式成立，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处主任廖海涛，王直任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同年6月，二支队奉命开赴江南前线。王直随部队到了安徽芜湖水阳镇南边的徐家村。不久，邓子恢到江南视察，团领导命王直率四连到铜陵接应。王直率领四连两次通过日军的宣城封锁线，顺利安全地将邓子恢一行接到支队司令部。
8月，王直奉命跟随第四团三营挺进到江苏句容、郭庄庙、湖熟、上坊和南京郊区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这期间，王直随部队打了几个胜仗，破坏了通南京的上坊公路桥，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数十枝，子弹10万余发，以及大量的物资和经费。
11月，王直与三营长余龙贵、教导员范钦洪率三营到句容郭庄庙，接替一团防务。在郭庄庙一带，王直和三营指战员一起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了党的组织，并建立了江（宁）、句（容）、溧（水）抗敌委员会。同年12月，王直回到溧水李巷团部，负责抓全团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工作中，王直配合团首长整顿了党的基层党支部，扩大了党员数量，半年中发展了党员283人；坚持了星期六党日制度，每月两次党课、两次小组活动；通过思想教育，加强了党员质量，发挥了党员模范作用，并挑选了人材，培训了干部，保证和充实了基层干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成绩。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对此作了通报表扬。
1939年1月，王直奉军部命令到二支队政治部任组织科长，支队部驻安徽宣城狸头桥。到任不久，王直随部参加了狸头桥战斗。5月，他又调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任政治处主任。这期间，王直的职务变动比较快，为了能更好的胜任本职岗位，他努力学习，谦虚谨慎，特别注重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提高素质，尽快融入新的工作单位。一上任，王直就随黄火星团长带团部和一营在江苏高淳、安徽当涂一带行动。行动中，王直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和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当地人民群众，打开了工作局面，扩大了部队。当回到支队时，粟裕副司令员热情的接见了他，对他这段时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还亲自为他打洗脸水，一起吃饭。6月，军部命令第二支队三团全部调回皖南整训，驻泾县杨村。到了皖南，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领导到三团检查工作，王直当面向首长们汇报了三团东进抗日的情况，他们听了汇报后，对三团在江南前线一年多的战斗作了表扬，但也指出了三团人员还不够充实的问题。
1939年10月，王直奉命到皖南军部教导队第九队（高干队）学习，这是王直从军之后第二次参加集中学习，对这次机会，他倍加珍惜。期间，他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论政党》、《大众哲学》、《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自然地理常识》和军事方面的相关知识，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40年4月，根据陈毅的建议，皖南新四军教导第九队学员提前毕业，赴苏南前线。军政治部命王直和梁永安率领教导九队70多名干部到江南指挥部报到。当时，潘吟秋同志也在这支队伍中。5月，王直分配到了新四团任政治处主任。
6月，新二支队廖海涛副司令率新四团三营发起赤山战斗，王直协助指挥，主要负责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使部队始终士气高昂。此战全歼南浦旅团岗本联队的吉田中队，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俘虏2人，缴获九二式步炮1门，陈毅司令员当即发电嘉奖。这是新四军第一次缴获日军大炮，也是新四军在江南第一次完整地消灭日军一个中队，震动了南京侵华日军大本营。
7月，为了打开苏北局面，开创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江南指挥部机关和主力部队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渡江北上。二支队留守部队重建了一个新江南指挥部，对外仍称江南指挥部，也称二支队，对内称新二支队，由原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任司令员，廖海涛任副司令员（实际是政治委员）。为充实机关，王直从四团调到了新二支队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当时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空缺，副司令员廖海涛对他说：“你来当组织科长，实际上是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全面工作除大原则外，都由你负责。”这对王直来说既是组织的信任，也是对能力素质的考验。在政治部，王直是资格比较老的同志，其他科长对他都很尊重，而他也注重团结大家。在这期间，政治部工作成绩明显，屡次得到了支队首长的肯定和鼓励。皖南事变后，新二支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罗忠毅任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廖海涛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胜任参谋长，王直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
1941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驻守在江苏溧阳县黄金山的新四军第十六旅四十六团（原新四团）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挑衅和疯狂进攻，十六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亲自指挥，奋起自卫反击，王直参加了黄金山自卫反击战。一个星期内粉碎了顽军三次大规模进攻，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俘虏敌500余人，打击了顽固派的猖狂气焰。
谈父亲的作战指挥艺术
——为纪念父亲王直将军百年诞辰而作
王东炎
我的父亲——王直，在人民军队长期担任作战部队的政工领导,有丰富的部队政工经验，这是公认的。但他还有很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却是鲜为人知的。他直接参加和指挥的大小战斗有100多次。其中独挡一面率部指挥作战有50余次。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有鲜明的特点，这是我在长期接触交往中逐步了解研究体会出来的：
一、父亲作战指挥能审时度势。1941年11月28日，日军3000余人、伪军800人，并配属有炮兵、骑兵、坦克，突然袭击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部及苏南党政机关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日军8倍于我，被敌三面包围。新四军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在敌进攻发起时，当面命令他率苏南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向唯一的缺口正东方向转移突围(由于旅副职和部门领导都缺位，他实际对党政军机关突围负主责)。向东转移实为权宜之计，因转移方向上有一条宽大的长荡湖拦截没有办法渡过或绕过；更危险的是，日军一部避开罗、廖首长率部坚守的阻击阵地，迂回尾随撤退的我党政军机关人员。要想突围，只有坚持到天黑。但要坚持到天黑，必须阻击尾随之敌。他在撤退中不是盲目地奔跑，而是注意观察地形，选择了戴家桥这一敌必经之路，且地形有利于我防御的地点作为阻击阵地，并领导临时组织了不足百人的战斗队伍坚守戴家桥。从下午3时到9时，硬是阻住了约400多日军的攻击，坚持到天黑。
阻击虽成功，但又如何突围？一是强行冲出，二是各自分散，三是集体钻隙。他选择第三种。集体钻隙，只能一路纵队走田埂小道，每人间隔1米，千余人的行军纵队也有1公里多，不暴露目标钻出去谈何容易？另“钻隙”之路怎么走？如果指挥员没有一个“定数”，也只能是“敌情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地碰运气了。许多人不知他这时手中还有个“王牌”，即他曾负责做过一位统战对象陈练生的工作，知道陈练生是戴家桥附近张村人，对当地地形道路十分熟悉，而陈练生就在突围的党政机关队伍中，时任溧阳县县长。在陈练生的带路下，经过了只有当地百姓才知道的“水面”桥，沿着田埂小路，先向西，又向北，再折往西南，一气走了七十多华里，1000余人巧妙地从敌包围圈中钻了出来。一位亲历者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突围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突出来的。”战后，他在突围中指挥若定的表现，得到了六师师长谭震林的肯定，由旅政治部组织科长提升为旅政治部副主任。他是参加塘马战斗唯一被提升的团职干部。
二、父亲作战指挥能沉着应对。1943年日伪军“清乡”期间，在茅山地区筑起162个“梅花椿”据点，把根据地分割成一块块的。坚持内线的新四军十六旅四十七团领导，只有分头各带若干连队分散在“梅花椿”间打游击。一天晚上，时任团政委的他带着两个连在茅山脚下叶家棚子山凹树林中隐蔽宿营。凌晨，大雾缭绕，他起来查哨，突然发现周边高地布满了日本鬼子。他命令部队不准乱动，并亲自爬到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日上三杆，大雾散尽，各个山头的敌人纷纷下山。他注视着敌人，心里算计：敌如朝我来，用一个排做掩护，其余从山沟里偷越，或许可以突出去。随即他命令三连长，如敌进攻，带一个排在树林里抗击，等部队越过山沟，你们才能撤。三连长信心十足地要首长放心。不久，敌人已下到山脚集结队伍。这时，有个同志轻声对他说：政委，看样子敌人是准备进攻了。父亲却笑着说“紧张啦？从闽西到皖南，从皖南到苏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也没上西天嘛！”这位同志一听乐了说:“政委，你真沉得住气。”敌人朝西阳村方向走了，但没走多远又停下了，拿军刀的鬼子指来指去，又指到部队隐蔽的地方来了。这位同志一下又紧张起来。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没事啰，你没看到敌人是站在三叉路口么，他们在认路，没有发现我们。”说着，敌人已认准了方向，直奔西阳。那个同志松了口气说：“一场危机，终于在“沉着”二字上渡过啰！”
三、父亲作战指挥能急中生智。又是在1943年反“清乡”期间，他率四十七团两个连队在句容高资茶场夜宿。清晨太阳露出地面，他来到哨兵处用望远镜观察周边情况，突然发现一个太阳照射反光点，立即反映出这是敌人钢盔反光，迅速命令三连两个排占领附近有利地形。不久，枪声大作，他已判断出遭日军三面包围，敌人的战术是”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缺口是一条山谷，出谷口处有伪军碉楼居高临下把住出口，强行突围肯定是突不出去的。危机之下，他沉着冷静，如何突围的办法竞想出来了。新四军曾批准时任镇丹县民主政府县长洪天寿，可以摆把兄弟方式搞统战工作，而洪天寿此时正在队伍中。正巧，洪天寿也找父亲来了，说谷口碉楼伪军指挥官是他的“把兄弟”，他可以写一张纸条送入碉楼，“掩护”新四军突围。这一着果然凑效，碉楼上的伪军见到突围的新四军时只往天上放枪，父亲率部因此突出了包围圈。
四、父亲作战指挥能即定果断。这如同克劳塞维茨所言，“这个原则就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而且决不放弃，除非另外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念说服我们放弃它。”还是1943年反“清乡”期间，他率四十七团二营夜袭包巷。袭击前，摸清了敌人的情况，日军40多人，全部住在一座两层楼里。黄昏，18人组成的突击队出发了。但等了许久，听不到任何动静。又过了一段时间，突击队回来了。原因是摸进包巷后，发现敌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即已80多人，但还是全部住在那座两层楼里。因敌情变化，突击队长不敢“擅作主张”，所以又静悄悄地带着突击队回来请示。父亲当即批评了这位突击队长。虽然敌人数量变化了，但全部挤在那座两层楼里，这个突袭的基本条件没有变，只要突袭前没被敌人发觉，敌人再多也不足为虑。他还是定下了继续突袭的决心。结果仍旧是这18个突击队员进行袭击，向楼内投了几十枚手榴弹，将80多鬼子全部炸死，一个也没有逃掉，我方无一伤亡，漂亮地打了一场突袭歼灭战。
五、父亲作战指挥能敌变我变。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十六旅领导对四十七团与另一兄弟团谁上升主力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遂决定两个团各打一仗，谁打得好，谁上升主力。不久，周城战役打响。父亲同副团长张强生、一营长邹志成率一营（三个连)担负对社渚之敌的阻击，保障主力四十八团攻占周城。社渚守敌有伪军第三营（三个连)，但该敌只出动了一个连增援周城。当得知情况后，父亲即与张、邹两位领导研究，决心将阻击部署变为伏击部署，结果全歼了伪军这一个连，生擒伪军团副陈劲飞。但战斗并没有完结，他又率部主动出击社渚，社渚伪军吓得作鸟兽散。随后，又迅速将生俘的伪军团副陈劲飞带到周城（周城守敌是伪军第一营，陈兼该营营长)，向困守在碉楼里的守敌喊话，使敌军心大乱，纷纷投降。战后，他带的四十七团毫无悬念地上升到主力团。
六、父亲作战指挥能发挥下属。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父亲调华野十二纵队三十五旅任政委。到任后直到淮海战役结束，由于旅长缺位，他是军政一把抓。这时部队是一个大仗接着一个大仗。一上任，部队就担负攻占徐州城的任务，他率部最先攻进俆州城。紧接着在肖县追击战中又获得重大战果。敌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三十五旅担负主攻驻刘庄的敌“王牌”第五军二百师，一举全歼该师，并生俘师长周郎。一系列的大战作战指挥是千头万绪的，但他是忙而有序，主要关注作战基本决心的确定，其他都放手鼓励其他军政领导分工负责，战中出现的问题不埋怨下级，而是团结大家共商办法解决。很快他在三十五旅建立了威信，大家都有在他手下工作心情愉快的感觉。
七、父亲作战指挥能把握关节。1950年11月初，他与师长余光茂率九兵团二十军编成内的第八十九师入朝作战（时任师政委)。军列到达沈阳时，冬天的寒气已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师团政治机关作战前动员工作同时，宣传防寒防冻的重要性。在后来作战时，全师百分之八十政工干部都在帮供给部门工作。军列在沈阳车站停靠的一天里，全师指战员都保证配发到了棉大衣（后续到达的某师就没有这么重视，将配发到的棉大衣尽数不带，认为这是累赘增加负重)。但因部队停靠时间太短，有部分没有配发到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进入朝鲜后，气温骤降(最冷时山顶零下40度，山谷零下30度),师首长即令没有棉帽和棉手套的战士将棉被拆掉，自制棉帽和棉手套。宿营时，号召干战相互关爱，拥挤在一起取暖睡觉。由于八十九师是兵团最先入朝的，与美军陆战一师第七运输大队遭遇，缴获羊毛毯3000条。他当即下令将毛毯撕开（按以往惯例要上交)，分发给没有棉鞋的战士包脚。结果在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作战中，八十九师仅冻伤400多人，因冻伤减员仅40多人（全师1万余人)，有效地保存了战斗力。在最后阶段的追击战中，成为九兵团唯一能成师建制开展追击的部队，并在追击战中取得重大战果。
八、父亲作战指挥能适时靠前。部队作战前指一般是指定军政副职前往，军政正职通常情况下是在基指指挥。但父亲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会靠前指挥。所谓必要的时候，就是下属部队思想不稳定，存在胆却畏缩等心理之时。八十九师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时，下属xxx团在第一阶段社仓里地区进攻时，由于“巩美病”心理作怪，居然没有按师的部署行动，造成全师进攻受阻。第二阶段敌从社仓里地区撤退时，又是该团对撤退之敌没有截击。为此，父亲对该团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与副师长曾昭墟一起，亲率该团追击逃敌。该团在师领导激励督导下，冒着漫天大雪，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抄近路追上了敌人，在剑山岭地区歼灭美三师七团二营大部，俘美军80多人（含敌中校营长和少校副营长），打死打伤美军200多人，缴获敌坦克8辆，汽车80多辆，还击落敌机一架，生俘飞行员一人。战后八十九师受到兵团嘉奖，他被提升到志愿军二十六军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九兵团唯一的在二次战役后提升的高级政工干部。
九、父亲作战指挥能抓住关键。他认为，战时政治思想工作最难做的是在战中，即与敌短兵相接，需要狭路相逢勇者胜之时。1948年，他在华野六纵十六师第二届政工会议上说道：“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没有体会到，也找不到如何进行攻坚政治工作的头绪，不知从何处着手作起，或者忘记了专去打冲锋了。因此，往往是枪一响，政治工作就中断了。”那么战中政工的头绪在哪呢？他在会议上又说道：“随时掌握部队士气，就是等于掌握一架机器的发动机，没有油了要加油，要加汽，使发动机不停地活动。我们部队士气也是这样的，随时要加油打气。”怎样“加油打气”？在会上他又说道：“政工人员要能够坚定和忍耐下来，并能够坚持下去，要挺身而出，作阵中鼓动，稳定军心和情绪，坚定大家战斗的决心，并想办法克服困难。”父亲在塘马战斗中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转移的千余人发觉被敌包围时，局面十分混乱。有的想独自单个跑掉，有的不知所措......。当即，他跳上了一个草垛，大声疾呼：“同志们，不要慌乱。虽然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但我们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戴家桥那边我们还阻击着敌人，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有办法突围......。”此时几句话语，如同“定海神针”，千余人情绪立刻稳定了下来，同仇敌忾，誓与敌人拼到底。作战指挥并不是单纯地摆兵布阵，其中融合着政治、后勤、群众、统战等工作，父亲是身经百战的，最知其中之“奧秘”。
十、 父亲作战指挥能勤于总结。在父亲现存的笔记本中，记述着他从1939年到1952年的军政经验总结近百篇。其中军事指挥方面有：《莱芜吐丝口我师村落攻坚战之经验教训》，《豫东战役在战术上有几点体会摘要》，《八九师渡江、淞沪两战役总结》，《关于八九师咸镜南道战役总结》等。虽然军事方面篇数不多，但在他政工总结中，贯穿着很多军事方面的记述，而且叙述的相当具体。建国后，他还写过《论指挥员的修养》登载在《解放军报》上，受到皮定均司令员的夸赞。他在陆军二十八军任政委时就曾说过：“政工领导如果不懂作战指挥，政治工作也是做不好的。因为不懂作战指挥的政工干部，他不知道在作战指挥中该说什么话，怎么去说话。”现代影视反映政工干部作战指挥，做战时政工的较少。以政工干部为主角的影视他只看到过一部，这就是《英雄儿女》，认为这一部电影反映的比较切实。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与他太相像了。
父亲去世两年了，他是活到近百岁的开国将军，所以留下的精神财富很多，他给我以太多的回想，以上只是一个侧面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