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军工作战线上大显身手——略述新四军中归侨敌军工作的光辉事迹

陈文敬

 

　　叶飞将军曾指出：“新四军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有些同志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给我军的辉煌史册增添了璀璨的篇章。”新四军中一批担负敌军工作重任的归侨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有日本归侨林植夫(福建闽侯人)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泰国归侨陈子谷(广东澄海人)任军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印尼归侨林滔(福建福州人)任第五师敌工部长、泰国归侨王耀华(广东澄海人)任盐东县敌工部部长，还有泰国归侨王崇新(福建南安人)、新加坡归侨郭永绵等等。他们在敌工战线上大显身手，在策反、瓦解日伪军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下面略述几位归侨敌工工作者的光辉事迹。

 

　　林植夫，名律癸，号翁康。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1891年9月15日。1906年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成城中学学习，1911年转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读工科，1916年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20年秋毕业回国。

　　1938年春，林植夫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前往江西南昌参加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在工作之初，他拟了十条日语口号，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发到各团，在连队中教战士呼喊，以便在火线上使用。为了打破日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林植夫深入连队，讲解有关日本的情况，以克服抗战初期一般人们害怕日军的心理，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从前方送来一些日本战俘。当时有四名日俘，一直对我军抱着抵触情绪，后在林植夫的不断教育下，不仅参加了“日人反战同盟”，还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其中一人在皖南事变中还与100多名被打散了的新四军部队人员一道回到江北指挥部。

　　新四军在前方常缴获到敌人军官和士兵的家书、相片和作战计划。林植夫同志为此夜以继日地进行翻译。有一次缴获到一个日军的家书，里面写他在南京与人开展杀人比赛，他杀了101人，另一个杀了102人，同时还附了一张摆在地上的一串长长的人头的相片。看到这些反映日军惨无人道罪行的铁证，林植夫当即决定编成小册子向前后方散发。当时住在新四军司令部的史沫特莱，又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向全世界传播。

　　林植夫同志对工作尽忠尽责，他经常废寝忘食地编写对日军的宣传材料。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冬天夜间也没有火盆取暖。作为部长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风寒症，到了无法举动的地步。眼睛也大受伤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对敌宣传工作。常把同事叫到医院去，在他的大统铺床旁记录他的口述稿。

　　在这一时期，林植夫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变化，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时期”，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才有可能实现独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于是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在严峻的斗争中，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新四军部长，曾受到军部《抗敌报》的表扬。

 

　　林滔，原名林启镍，曾用名林子秀。1912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大哥林仲早年在印度尼西亚(当时为荷属殖民地)苏门答腊经商。后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负责人，“民族抗日军”领袖。由于家庭困难，1928年林滔由华侨资本招募到印尼的爪哇泗水，在一家首饰铺当徒工，由于受大哥林仲的影响，林滔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不幸被捕人狱。1934年获释，但被当局驱逐出境。为此，他于1935年赴日本，进入明治大学学习科学经济专业。除读书外，积极投人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领导的留学生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林滔毅然弃学归国。并于次年2月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因他精通日语，被批准参加了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团。1938年7月，他随工作团抵达武汉。武汉失守后，他被中共组织安排至西北军何基沣部开展敌工工作。1939年奉命进入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此后，又奉调新四军第五师任政工科长，第五师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师敌工部副部长、部长。

　　随着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壮大，师政治部各旅、军分区成立了对敌工作部科，地方党政机关各地委、县委也设立了对敌工作部。上述敌工机构在林滔等部长的领导下，运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公开的、秘密的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1940年至1941年下半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军投诚士兵不断增多，林滔遂部署了边区广泛宣传深入瓦解日军的工作。他根据新四军有关敌工工作的指示，先后制定了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不准虐待和杀害俘虏、普遍教授日语喊话等敌工工作指示，下发5师各部队广泛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

在林滔领导下，新四军第五师先后俘虏的日本士兵，陆续送往国民党第五战区，再经第五战区转送重庆周恩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和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主持的日军俘虏管训机构进行感化和教育。与此同时，第五师敌工部于1941年成立了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将30余名日本投诚士兵组织起来，并任命圾谷义次郎为支部长。为充分发挥这些日人盟员的作用，林滔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们，他指导日人盟员重点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和熟悉日军内部情况的条件，编写日文对敌宣传材料，重点动摇日军军心，给了侵略日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充分显示了攻心战术的强大威力。在此期间，林滔还组织日本盟员和第五师敌工队窃听日军电话，了解日军动态和军事行动，为第五师取得历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来源。

　　林滔对培养自己的敌工干部工作十分重视。他所领导的敌工部在紧张频繁的反“扫荡”中，先后两次举办敌工干部训练班。1943年夏，林滔领导下的“敌训班”结业100余名学员与日本反战同盟盟员搭配组成若干对敌工作队(简称敌工队)，成为第五师各旅、军分区部队一支支战斗在日伪心脏的生力军。

　　林滔主持下的第五师敌工工作，在李先念师长、任质斌代政委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抗战战绩。1940年以后，先后争取了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汪步青所部1500余人起义参加新四军，以及伪第十师第三旅第七团800余人反正。据统计，8年抗战中，向第五师投诚的大股伪军共有12股，计6600余人。

　　在林滔的具体安排下，敌工部还写出了《山本包包参加新四军的故事》油印成册，并用日文油印发行广为散发，成为打击分化日伪军的有力武器。

 

　　王耀华，祖籍为广东澄海县。父亲王潮炳早年因生活所迫谋生于泰国。王耀华出生于1918年6月，由于从小受泰文教育，不会讲汉语。父亲只得在他6岁时送回澄海老家，直到13岁才又返回泰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泰国，泰国华侨进步组织为声援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也积极行动起来。王耀华参加了当地的华侨抗日救国会，并于1937年1月在曼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曼谷地下组织决定输送一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王耀华得知后，立即提出了归国抗战的请求，并得到批准。并于同年12月28日，没有告别亲友即踏上了归程。先到香港，尔后经广州、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路安排，于1938年2月抵达陕北的云阳安吴堡。先后参加了青训班、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学习结束后，王耀华被分配到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教导大队任见习排长。不久调任华中新四军军部敌工部。1942年春，为了加强地方敌军工作，王耀华赴盐阜区盐东县任县敌工部长。

　　1941年夏，日军占领盐城后，为更好开展对敌斗争，中共盐阜区组织将盐城划分为盐城、建阳、盐东3个县。王耀华担任盐东县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伍佑与卞仓、盐城、南洋岸与北洋岸、花川4个敌工站。在他的领导下，联络处与日伪军展开殊死的斗争。为了瓦解北洋岸据点伪军军官，王耀华在正确分析该据点内伪军官的各方面情况后，亲赴伪军据点开展策反工作。起初，据点内伪军营长态度不够诚恳，经王耀华连续“攻心”后，逐渐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终于使策反取得成功。该营长在1944年秋，日军“扫荡”前夕，将有关“扫荡”的重要情报事先秘密通知盐阜区中共党政机关和新四军部队，使得中共党政机关得以提前部署，避免了损失。

　　1942年，为配合新四军主力粉碎日伪秋季大“扫荡”。王耀华率领部队巧入驻有伪军1个师部又1个团部和伪警察大队的城镇，将伪警察大队70余人全数俘获。

　　1943年春，为严惩日伪敌工人员，王耀华率领武工队进入南洋岸镇，活捉了4名作恶多端的日伪特务，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斗志。同时，为营救被日军关押的2名新四军中级干部，王耀华进入日军设防重镇盐城，通过内线接头他与日军宪兵队翻译直接谈判，最终营救出了被关押的新四军干部。此后不久，王耀华接到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的亲笔信，信中写道：“耀华同志，听说你们盐东县敌军工作做得不错，请你通过联系，设法给我们买一架望远镜，以应工作需要，务必请你代劳，望从速办理。”王耀华立即通过伪军中可靠的关系，仅用不到半个月时间，就买到一架德国进口高倍望远镜。张爱萍得到时非常高兴。

　　不久，新四军第一师第五团1000余人，加上轻重武器准备迅速渡过盐东卞仓镇日伪军据点附近的串场河。为保证大部队及时顺利通过，王耀华经反复考虑，决定采用使伪军内受过新四军策反的军官让出路来，放新四军大部队通过的办法。于是，他再次亲往日伪卞仓镇据点，在做好伪军工作的基础上，周密安排放行计划，使第五团部队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全部通过串场河大桥。由于长期在日伪心脏里战斗，王耀华成为日军宪兵等特工机关缉捕的重点。1944年5月，他在盐城执行任务中，不慎被日军密探发现。日军宪兵几十人立即封锁了所有通道并开始搜查，王耀华急中生智躲进了已被新四军感化的伪警察大队长家中一口空棺材里，才脱离危险。

　　在盐东3年多的敌工斗争中，由于王耀华认真执行中共的策反和敌工工作方针政策，紧紧依靠苏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组织的指导和协助，充分利用了敌伪营垒内部的各种矛盾，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由此打开了盐东县敌工工作的局面，并被老区人民誉为“虎胆英雄”。

 

　　郭永绵，出生于新加坡。1940年5月因参加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被当局驱逐出境。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于1940年10月抵达盐城参加新四军。

　　郭永绵和孔宪友一起，长期在伪军内部潜伏做内线工作，他俩是一个党小组，郭永绵当组长，归东台县委领导，具体任务由保安科联系。他们的公开身份分别是，伪“和平反共建国军”六十九旅旅部参谋处文书、特务连文书。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我斗争极其残酷和复杂，在日军疯狂的进攻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投降，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就在这种形势下，苏中四分区发生了兴化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花威叛变事件。

　　9月的一个清晨，郭永绵听到伪旅长赵军山住邸门口的伪军议论纷纷；有一个新四军大官带来一个警卫员投降，现已经带到旅长那里去了。郭永绵立即在参谋处门口(就在伪旅长住邸对面)，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杂在人丛中观察。过了一顿饭工夫，这两个人出来，为首的一个正是花威。前几年他们在根据地就相识了。他脑子里马上闪出几个问题：他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如果是真投降，对我党的危害太大了，该怎么办?他认识我，早晚会碰头，我该怎么对付他?经过一阵紧张的思索，他觉得第一步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组织，并取得联系。他和组织是单线联系，现在不是联络的时候。这十万火急的情报怎样送出去?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冒点风险了。他写了一张很小的条子，上面写道：“花威到了东台伪旅部。他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如果是假投降，我设法掩护他；如果是真投降，就除掉他。”郭永绵用蜡把这一纸条密封成一个小药丸，交给丰盈乡伪乡长程屏伯。这个当时所谓“两面乡长”，表面上为敌伪服务，实际上是应付敌人为我军服务的。他把这小药丸送到东台县政府。经过多方了解和接触，郭永绵已摸清了花威的底细，是个死心塌地的叛徒。就再次写信给组织，将花威投敌的情况全汇报了，建议坚决铲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并表示可以作为内应，而且事不宜迟。不久，就和东台县的联络员联系上了。花威的确投敌了，他是犯了贪污腐化的错误，调回军分区途中逃跑的，当时不知去向。收到郭永绵的信后，才知道到东台投敌去了。地委指示，这个人对我危害很大，要想办法除掉他，这事交给东台县保安科执行的。他们经过研究，除掉花威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就地处决；二是捉回根据地。就地处决的办法简单些，但必然惊动日伪军，那样郭永绵也不能在东台立足了，这对郭及其关系人不利；捉回根据地费事多些，但不会惊动敌人，在根据地就地处决，政治影响也好。联络员回去向东台县委保安科汇报，领导基本同意活捉回根据地的方案。经过周密策划和安排，用重金收买伪特务连连长(守卫县城南门，是能否顺利出城的关键)，东台县保安科派了两名武工队队员换上伪军装，于农历八月十五日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花威解押出城。第二天就把花威押到军分区。军分区在三仓河镇召开全分区军干部大会，公审了花威，当场执行枪决，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了动摇投敌的邪气。军分区领导还表扬了勇敢深人敌穴执行任务的武工队员及战斗在敌人心脏里、隐蔽在地下捍卫党的利益的无名英雄。

 

　　王崇新，原名王同来，祖籍福建南安人，早年旅居泰国，在曼谷“树人中学”读书时就加入共青团组织，并积极参与领导树人中学反帝大同盟组织的爱国活动，颇受同学好评。1937年7月10日，王崇新从树人中学简易师范班毕业后，到启明学校任小学教员。同年秋加入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他是启明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领导骨干，领导学生向社会各界华侨募集救国捐款和寒衣，支援祖国抗战和救济难民。当上海、南京、太原相继沦陷，祖国处于危急关头，王崇新毅然离家出走，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2月，他和唐民、陈宣、庄江生等一批泰国华侨青年一起，从曼谷回国，经汕头赶到福建龙岩参加了新四军。当时他被编人新四军二支队宣传队，随大部队挺进江南敌后。一路上王崇新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写大标语，教唱抗日歌曲，给群众讲解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协助部队宣传贯彻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在千里行军中，王崇新处处以身作则，朝气蓬勃，经受了革命部队的严格考验。部队进至皖南太平县巴塘村后，王崇新被安排在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敌工部担负着做分化瓦解日伪军的工作。为此，他抓紧时间学习日语，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他原对日文一字不识，对日语一句不懂，但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已经基本上可以同日本人用日语交谈，其进步是惊人的，得到林植夫部长的称赞。

　　1939年夏季，王崇新到新四军老二团没有两天，就遇上贺甲村战斗。这是老二团和老六团密切配合、围歼从宝埝下来“扫荡”的一股日军激烈战斗，日军逃进贺甲村前的破庙里固守，打了一天一夜，惊动了金坛、句容、丹阳、镇江、天王寺等据点的敌人，他们纷纷出来增援。我军一面采取埋伏阻击的方法，顶住了来援的敌军；一面则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贺甲村之敌。但敌人凭借武士道精神不肯投降，负隅顽抗。为了敦促据点的敌人放下武器，王崇新不顾个人安危，跑到阵地最前沿，伏在坟头上用日语喊话瓦解敌军，搞得日本军官既害怕又恼火，下令集中火力对准坟头，对着喊话声猛射，王崇新不幸饮弹殉国，其时不到20岁，是参加新四军后壮烈牺牲的第一个泰国归侨青年。贺甲村战斗，新四军共歼敌120余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40余支；还活捉日军7名，是当年生俘日军较多的一次战斗，这同王崇新用日语喊话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可是他没能看到这一重大胜利。他为瓦解敌军献出了壮丽的青春，他永远活在抗日军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