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立整理

 

　　“正告你们这些土匪、强盗，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民主政权是摧不垮的！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一个身材魁伟、乌眉大眼的英俊汉子，正向一帮押解他的匪徒们怒吼。这位大汉，就是我苏皖边区阜宁县三区（即八滩区，今属江苏省滨海县）区长、共产党员陈振东。这时，虽然他身被五花大绑，遍体鳞伤，但却昂首挺胸，一身正气。而那些手持刀枪棍棒的匪徒们，却一个个垂头丧气，两眼发直，手忙脚乱地推搡着陈振东。陈振东时而痛斥敌人，时而高呼口号，弄得刽子手们一筹莫展，十分狼狈。这帮黔驴技穷的强盗终于对陈振东下了毒手！……我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陈振东，为革命献出了年仅二十四岁的宝贵生命——这是发生在1941年8月27日的事情。

 

（一）陈振东，原名陈镇东，生于公元1917年，祖籍福建省闽南地区。少年时代，他跟随父兄侨居菲律宾马尼拉市，三十年代中期回国到上海求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陈振东所在的中学疏散，学生们纷纷转学内地，他也转入广西南宁高中第十六班继续读书。此后，在南宁高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郑少东（郑忠）等人的直接影响教育下，陈振东思想日趋进步，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认识不断提高。后来，我党利用国民党桂系部队组建广西学生军的机会，决定派遣一些党员和进步学生应征，以便随军到前线去进行战地服务和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工作。南宁高中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党员郑少东等，带领当时还是非党的进步同学陈振东等人，于1937年10月底参加了学生军。

1938年春天，学生军在开往安徽途中路经武汉，郑少东等人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等关心指导下，后经安徽省工委批准，于同年5月在学生军中建立了我党的地下支部。陈振东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经郑少东、易凤英（易林，女）的培养帮助，在该支部（当时驻大别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鄂豫皖边区（大别山）党委指示，要抽调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打进大别山内外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去，开展统战和群众工作。经上级党组织同意，学生军支部便分配陈振东等人到国民党第五专员公署（驻地在皖东全椒县的古河镇）任政工队指导员。4月，陈振东被调任古河区长，不久改任该县民政科长。9月，组织上又调他到皖东动员指导处任视察，指导和帮助皖东各县动委会开展工作。

1940年春天，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亦在大别山地区疯狂反共。为了保存党和革命的力量，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各地动委会以及学生军中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于这一年的3月全部撤出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向新四军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转移。陈振东从皖东撤退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随后便被分配到江苏省六合县任民政科长，这时，苏北的革命局面亦已初步打开。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最早派往苏北的一批干部，陈振东又于1940年12月，被调到苏皖边区阜宁县三区（八滩）任区长，直至1941年8月以身殉职。

 

（二）陈振东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关心同志的优良品德，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却永远在他的战友和人民群众中间传颂。

　　无论是对党组织还是对同志，陈振东都曾不止一次地慷慨解囊，舍己相助。1937年秋天，正当南宁高中同学李庆京为参加学生军没有上前线去的路费而犯愁时，陈振东当即把自己的侨汇拿出来给以资助。此举使得当时与陈振东才刚刚相识的李庆京大为感动。在担任古河区长期间，陈振东为了解决地下党的活动经费，首先提出将自己的40元薪水，每月只用12元，其余献给党组织。在他的倡导下，不少同志都这样做了。

　　陈振东对组织、对同志是这样慷慨大方，而在个人生活上却显得十分“小气”。他坚持吃粗菜淡饭，穿土布衣服。在蚊虫纷飞的古河盛夏，连3、4元钱的一顶蚊帐也舍不得买，省下钱来交给党组织。同志当中若有人搞点儿吃喝，或是买些好衣服穿，往往会被陈振东指责，说他们是“公子哥儿”习气。对于陈振东的批评，同志们虽无反感，但有时也觉得他要求太严了，特别是，有人同国民党“要员”们打交道时穿件把好衣服，陈振东也表示不满。因此，他的举止曾经引起一些国民党人的怀疑。第五专区保安副司令赵香山在一次酒后就跟李庆京说过：“老弟，你可要注意呀，我看陈振东这个人思想左倾得很，靠不住！”李问：“何以见得？”赵说：“你看，他跟左倾分子那么亲热，生活上又比我们广西佬还能吃苦（当时的广西官兵都以自己能吃苦而自吹自擂）。如果他陈振东思想不左倾，能做到吗！”幸亏李庆京竭力为陈振东婉言辩解，才没有惹出麻烦来。

　　陈振东批评别人的缺点毫不留情，检讨自己的错误也决不含糊。1939年春天，他刚被分到古河当区长，就大刀阔斧地抓走私，封烟馆，罚款子，并强令乡、保长们搞减租退租。有几个对抗减租的乡、保长，还被他当即撤了职。甚至连国民党军官们也不敢轻易得罪的那个原任区长（地方实力派），也被陈振东抓来治了罪！……由于搞得过火了一些，简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党区长”身份，所以没过多久，陈振东就被免了职。嗣后，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陈振东主动召集有关同志秘密开会，检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劣根性、幼稚病”，“想一下子搞出一块根据地来的急性病”，并再三嘱告同志们不要“重蹈复辙”。

　　来到苏北以后，陈振东又以他那不畏艰险、果敢机智、忠于职守的精神而名闻遐迩。

　　阜宁县三区（八滩）地处黄海之滨，位置十分重要。当时，这里的地主豪绅势力雄厚，土匪敌特活动猖獗，社情相当复杂。而且民主政府的前任区长徐锐等人又刚被土匪杀害，基本群众惶恐不安。就在这样的情势下，陈振东被派往那里去任职。一到三区，他就跟当地驻军密切合作，迅速恢复和健全了党的组织和农救会、妇联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扩建了区队和乡村人民武装。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同时，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孤立顽固势力，因而很快便打开了那里的工作局面。当时，中共阜宁县委东北办事处负责人邹屏对陈振东的评价是：“作事有魄力，说干就干，有突击精神”，“工作方法灵活”，“深得人心，威信较高”，“是一个得力的好干部”。

1941年1、2月间，我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对盘踞在八滩季家圩的土匪顾豹岑部先后组织了3次攻击。上任不久的陈振东，立即投入了这场战斗。他积极组织群众为部队送粮草，抬担架，修工事，摸敌情，全力支持和配合部队行动，为夺取季家圩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彻底根治阜宁县东北地区经常发生的海潮灾害，1941年4、5月间，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也是在华中发动民众兴建的最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正式开工了。年仅24岁的陈振东，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担任这一伟大工程的现场指挥。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也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因为，这项有近万人参加修筑的捍海工程，既要对付海潮和梅雨的捣乱，又要克服粮草和淡水短缺的困难；既要忍受蚊叮虫咬与时疫流行的痛苦，又要跟敌伪和土匪的骚扰破坏进行搏斗。但是，为了替人民造福，为了进一步树立党和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陈振东明知担子重，偏拣重担挑；明知有困难，偏向困难上。

　　1941年4月15日，陈振东英姿勃勃地带领一批工作人员，进驻八滩东面的尖头洋（今属振东乡）海堤办事处。5月15日，海堤北段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工地负责人，陈振东既要部署工程的实施和对施工质量的检查，又要组织粮草、吃水和工具等物资的调拨供应，还要做好布哨设岗等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他还经常抽空与民工一起挖土、推车，和区队战士一起站岗放哨……真是不辞劳苦，集万事于一身。在生活上，陈振东和民工一样吃盐蒿籽，吞玉米面，咽发了霉的山芋干子，同民工一样挤在又矮又湿的草棚子里休息，忍受蚊叮虫咬。诚如著名作家阿英所述，在整个施工期间，陈振东“耐劳耐苦，克尽厥职”，因而“同人工伕，并极护戴”。由于他领导有方，指挥得法，所以工程进展很快。除因雨水而辍工的时间外，实际只用了15天时间，海堤的主要部分——北段（全长75华里，83万土方）即告完成。

 

（三）然而，正当陈振东为人民辛勤操劳之日，也正是敌人将魔爪伸向他身边之时！

　　以“区队警卫班长”的面目隐藏在陈振东身边的李学正，本是当地土匪头子顾德扬（字显廷，绰号“顾大胡子”）的旧部属，其反动本性一直未改。混入民主政府以后，他明里为政府“办事”，暗中却充当顾匪的“内线”。1941年7月28日晚上，李学正从外面回来，假惺惺地向陈振东“汇报”，诡称“八大家方向有敌情”，并自告奋勇地要去“探明情况”。陈信以为真，便将手枪交给李“再出去看看”。哪知李刚把枪骗到手，就立刻对准陈振东。这时，又有十来个武装叛匪蜂涌而入，将陈振东绑缚起来。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县民运科长于欣（后来也被敌人杀害）、区队指导员阎为易、区员吕惠民（吕恩澍）等。

　　敌人将陈振东等抓获以后，连夜就解往射阳县合德镇附近的敌据点藕耕。匪首顾德扬和他的主要爪牙亲自提审陈振东。他们耍尽了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花招。起初，顾匪一伙装得十分“客气”：又是“亲自松绑”，又是“赔礼道歉”；这个夸奖陈振东“才华出众”，那个赞扬陈振东“年轻有为”。还说什么只要“归顺”他们，定会“平步青云，前程无量”等等。对于敌人这些丑恶、拙劣的表演，陈振东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敌人问他：“你们当中还有谁是共产党员？”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只有老子一个！”当敌人逼他供出根据地内的各种情况时，他却一概用“不知道”三个字去“回敬”。后来，无耻而又无聊的顾德扬又问陈振东：“你们参加共党能有啥好处哟？”陈振东针锋相对地回答：“共产党救国救民无比伟大，反动派祸国殃民不得人心！我倒要问问：像你们这些跟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气、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的家伙，将来到底会有什么好下场？！”接着，陈振东严正警告顾匪一伙“赶快悬崖勒马，不要为虎作伥！”“不要利令智昏，要为自己留条后路！”

　　顾德扬见软的一招不灵，便恼羞成怒，指使打手用多种毒刑拷打、折磨陈振东，打得他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但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继续怒斥敌人。

　　在此期间，中共阜宁县委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为营救陈振东作了许多努力，并特地委托知名士绅杨芷江等出面与顾德扬交涉。但冥顽不化的顾匪铁心反共，执意不允。最后，心狠手毒的顾德扬匪帮，竟悍然决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陈振东绞杀。

　　临刑时，陈振东依然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敌人问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从容答道：“跟你们这些强盗有什么好说的！从被你们无理绑架那天起，我就没有想活着出去！只是想到海堤还没有完工，我对不起父老乡亲。”这时，阴险狡诈的顾德扬赶紧追问：“照这么说，年纪轻轻的就要被处死，看来你似乎有点儿遗憾吧？”陈振东旋即反驳：“胡说！共产党人视死如归！我为筑堤而来，今为筑堤而死，正是死得其所，决不感到有什么遗憾！”紧接着，陈振东就责令敌人把自己带到海堤上去行刑，表示自己要“永远同人民的海堤作伴”的坚定信念。然而，怯懦的顾匪岂敢答应陈振东这一气壮山河的要求！最后，陈振东面对海堤方向大声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土匪、强盗！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