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维贤

 

    我与陈子谷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3月18日，在江西南昌我与同伴刚参加新组建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但真正了解和理解他是在1941年初和以后，而且是在我们当时无论怎样也料想不到的地方——国民党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并在1942年5月25日傍晚成功地举行茅家岭监狱夺枪暴动后，我和陈子谷四人作为先头人员，闯关夺路安全到达武夷山老苏区，隐蔽在革命群众家中，寻找中共福建省委。闲来无事，谈得很多很多，时隔数十年，尚能依稀记述：

 

    泰国曼谷有个华侨富绅名陈峥嵘，有两幢大楼，雇用二三十个伙计，娶中国原配，生有一个儿子，早逝无后裔；陈峥嵘又娶了个泰国女人，生了两个儿子。为了长房不断后，托人在广东汕头原籍买个男孩作为长房后代。汕头澄海南澳岛有个贫苦盐民家，生有三个男孩，陈子谷是老三，已三、四岁，饿得皮包骨头，却长得眉清目秀，两眼有神。为了养家，父母忍痛将他出卖，人贩子将他与其他孩子带上船时，一家人在岸上痛哭送行，子谷也嚎啕大哭。人贩子将他卖给曼谷陈峥嵘家，陈老头见他活泼伶俐，秀气中透英俊，也很愿意，作为长房长孙，到七岁送私塾上学，不但聪敏过人，而且写得一手好字，陈老头更加喜爱。可是泰国后祖母及两个几子，非常嫉恨，排挤虐待他。只好同大师傅一起生活。

    到念初中时，子谷忍受不了这怨气，私自上船偷跑到祖国汕头，找到祖父在汕头的代理人陈祝三老板，陈祝三与共祖父联系后，只好让陈祝三照顾陈子谷在汕头上学。他考入了汕头第一中学，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初中毕业后去南京读高中，十七、八岁考入北平中国大学。

    在汕头他就听到贺龙、叶挺闹革命的故事，亲眼看到革命志士英勇就义的情景，于是在心田里埋下革命的种子。在高中和大学里他接触了更多的进步同学，也逐渐了解到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有亡国危险。他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自觉地攻读共产主义革命理论。1933年他被吸收入共青团。当时大革命失败，很多左翼作家如郭沫若逃亡到日本。陈子谷为学到更多革命真理，也想去日本，他要求祖父支持，经再三恳求，终于同意，给予经费支持，但必须学医或经商，否则停止供应。

    1934年3、4月间，陈子谷到了日本东京。东京有个“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名称上带宗教色彩，其实，左翼进步青年也在这里聚会活动，陈子谷在这里认识了广东台山人林焕平和林基路，他们正在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并出版《东流》杂志。陈子谷由二林介绍参加“左联”，不久又参加了《东流》的编辑工作，负责诗歌部分，以后又出版《杂文》杂志，将鲁迅的文稿和郭沫若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杂文》上。显示了文艺界的救亡大团结。陈子谷因而多次聆教于郭老。正在此时陈子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作《宇宙之歌》。郭沫若给予高度的评价，现摘录其中一段：

    “子鹄兄(子谷原名)：信收到了，蒙赠《宇宙之歌》一册，也连忙读了一遍。尔有真挚的情绪，洗练的辞藻，明白的认识。尔所说的‘希望诗歌能像音乐一样给大众朗诵’，这也是我所怀抱的一种希望。……我希望你忠实于自己的希望!郭沫若”。

    1934年1月，由于日本警方的迫害，左联成员先后离开日本来到香港。陈子谷也回到了香港。与左联的朋友邱东平相遇。由邱东平的关系，陈子谷结识了对他一生事业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宣侠父。宣侠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共党员。党派他在冯玉祥军队中工作，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他和吉鸿昌同是师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受蒋介石压力瓦解后，党派他到香港做十九路军的工作。推动蔡廷锴、蒋光鼐、李济琛组织了“民族解放革命同盟”，主张联共抗日，从而吸引不少有志抗日的知识青年。邱东平带陈子谷去看望宣侠父。宣侠父为人温厚平和，待人亲切，他是当年六十几个老布尔塞维克之一，与陈子谷等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有一次在宣侠父家看到一位戴墨镜、身材魁梧的人，邱东平向陈介绍他就是叶挺将军，陈子谷不禁肃然起立，能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终身难忘。

    两广反蒋抗日事变发生，李宗仁、白崇禧答应在广西恢复建立十九路军。宣侠父组织邱东平、陈子谷等参加这一活动。但不久，两广事变由于蒋介石的阴谋收买分化宣告失败，筹建十九路军也成泡影。为避特工搜捕，他们立即离开广西。当时又爆发西安事变，不久又和平解决。国内形势由于日寇发动侵略战争，起了重大变化。国共开始谈判，第二次抗日合作。陈子谷等辗转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1938年1月毕业后在武汉遇到宣侠父，介绍他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不久，他的革命引路人宜侠父同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一代英豪从此陨落。陈子谷为失去导师、挚友倍感悲痛。

 

    陈子谷到新四军后受到实际工作锻炼和战斗考验，生活虽艰苦，但工作是愉快的，从他的一首诗作中可看出他的抱负和心情：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谁要自由，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茶花开满山头，枫叶红遍原野：别嗟叹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新四军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完成后，开赴皖南和苏南敌后抗日。战地服务团各大队也分配至各支队随军工作。陈子谷和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分配至各支队担任对日宣传工作，他分到二支队教战士学会对日军喊话，并亲自参加战场喊话以瓦解日军士气。这工作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陈子谷不怕冒风险，克服了生活上、行军疲劳等困难，经受了考验，组织上于1939年6、7月间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任命为新四军新六团政治处敌军工作股长。

    是年12月正当陈子谷回到皖南参加全军敌军工作会议，接到他在泰国两个叔叔来信，说祖父已逝世，遗嘱遗产分给他一部分；按泰国法律，分配遗产必须继承人到齐，否则不能分，所以希望他立即回去。

按当时陈子谷的想法，自己已是一共产党员，怎能去继承资本家的遗产，不愿回去。组织部长李子芳同志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劝他说：“国民党卡我们的经济命脉，他一个师一个月16万军饷，我们一个军一个月才13.6万元，你这笔遗产还是要领回来，由你处理。另外你还以叶挺军长名义向华侨募捐抗日军费。”陈子谷感到这是党交给的任务，也是一次考验，叶挺军长闻讯也找他谈话，鼓励他完成任务。

    当时国共关系已趋紧张，国民党颁发了“限制共党活动方案”。陈子谷带了三本募捐本和新四军抗日照片，还有叶军长给曼谷华侨总商会的介绍信。以八路军办事处参谋名义启程。先到香港，找到他家在港分店，再到曼谷，分遗产的事很顺利，分到20万元，但募捐的事却出了意外，泰国政府是惧日的。不准在泰国有反日活动。代为保管募捐本、抗日照片，叶军长介绍信的船员怕出事将它们烧毁了。陈子谷到曼谷后只能通过同学，以救济难民募寒衣为名，募到一万套棉衣折价六万元。这许多钱陈子谷费尽心机全数带回，分文不留全交给组织，解决全军两个月军饷和冬天棉衣。叶挺军长曾在《抗敌恨》(军部出版)撰文表扬陈子谷是“富贵于我似浮云”的好同志。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伏重兵于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向日军后方进军的途中，包围袭击。一部分新四军部队杀出重围，奔向敌后抗日战场，大部被歼。陈子谷时任新二支队敌工科长兼华侨联谊会主席。因眼睛近视夜间行动不便，没有跟部队突围出去。在山中隐藏，被敌军搜捕，关入上饶集中营。开始作为要犯与冯达飞（二支队副司令）关在土峰岩山洞监狱，以后又将他关入石底监狱与李子芳部长、黄诚秘书长在同一狱室。当敌人侦知他是华侨巨商之子，想敲他一笔，送到特训班名为“受训改造”，实际是肉体、精神折磨。他听了那些特务“教官”诬蔑新四军的谰言，愤而当众驳斥，特务们将他残忍拷打后转押到茅家岭监狱。

    这时，茅家岭的难友正在秘密策划夺取卫兵排武器，暴动出狱去武夷山找福建省委游击队。陈子谷得知这一情况，表示积极赞同，但一定要周密组织计划，不能盲动。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成立暴动领导小组，陈子谷也是成员之一，于1942年5月25日傍晚，利用敌人警卫疏忽，一举夺枪暴动成功，缴获2挺轻机枪，8支步枪，38枚手榴弹。当时，陈子谷手举两枚手榴弹，威逼卫兵放下武器投降.冲出监狱后到集结地点，清查人数，除牺牲王传馥、钟袁平两同志，其余24人，走散的6人，集合的有18人。稍事休息后，陈子谷同志奉命参加先遣组探路向武夷山前进。但是走不久与后队失掉联络。经过三、四天昼伏夜行，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终于到达武夷山老苏区。以后陆续到达的共九人。其余各找关系回新四军了。

    过了一段时间，福建省委的一支游击小组找到我们。上饶集中营转移福建途中，第六队也在赤石暴动了，到武夷山的有三十余人。这支42人的游击队番号为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北干部队。他们在深山密林中，过着艰苦的游击生活，“宁投外敌，不容家奴”的国民党顽固派岂肯让这些抗日犯“逍遥在外”。抽调一个正规师的兵力，配合当地数县民团进入武夷山区搜剿“逃犯”。干部队为贯彻抗日救国宗旨，在集体突围未成后，以化装难民混入当时的难民流，分散北上找新四军。

 

    陈子谷与另两位广东籍华侨叶钦和、黄迪菲为一个组，由崇安(今武夷山市)、河口、上饶、玉山进入浙江，一路行乞，又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冲散，陈子谷单人活动历尽艰难到了上海。可是要找的组织联系人均已转移不知去向。陈子谷身无分文，冻饿交迫，不幸关节炎又发作，正陷入绝境。这时他想到上海有许多广东人，能否以同乡之情取得帮助。果然当他找到一位在店家当伙计的广东人，同情他的遭遇，征得店主同意，收容陈子谷在他们伙计住处暂时落脚。陈子谷有了住处，就与泰国的叔叔通信求援，给他寄来一点救急钱，他租了一个亭子间休息，同时寻找党的组织。他从潮州邦中找线索，结果找到被泰国逐出境的抗日分子廖烈进，此人在泰国当过小学校长，廖烈进也知道陈子谷在泰国募捐抗日的事，很钦佩陈子谷。廖烈进的妻子是个护士长，她对陈子谷印象很好，想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陈子谷，当陈子谷知道她侄女曲婉仪去过新四军，同意见面。接触多次，相互都确认对方确实是同志，互相有了感情，曲婉仪将陈子谷带到家让父母面相，曲老先生一见陈子谷一表非凡、温文尔雅，家庭身世也有所闻，同意这门亲事，陈子谷就结下这门意外亲事。一面治关节炎，一面找党的关系，这门亲事对他今后遇险化吉也起了作用。

    曲婉仪从新四军回来，在上海也有间接的组织联系，不久，上海党组织接到陈毅同志来电，如果是陈子谷就护送来军部。原来地方党将他名字报成“陈谷子”已到上海，陈毅是认识当过他秘书的陈子谷。待陈子谷治好关节炎，由曲婉仪带着初生的孩子在地方党安排下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设家宴来热烈欢迎他一家。

 

    1945年陈子谷任新四军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主要是做伪军的策反工作，经常到沪宁线一带活动。

9月军部派陈子谷去南京日本的华东派遣军司令部，谈判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

    这件事是日军设下的骗局，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等待蒋军空运受降。南京日军派来一男一女，带来一封信要求派人谈判受降之事。

    当时我军领导也明知这是日军骗局，但为了摸清情况去一个人也可以，估计不会加害于来使，采取速走速返。明知山有狼，偏向深山探。组织上派陈子谷去执行这一凶吉难卜的任务。当陈子谷跨上坐骑，曲婉仪带上孩子来送行，这一别竟有两年。不出所料，到了南京，住在日军招待所，进出的都是日本人。两个日本特务也很少露面，无人过问。突然间，那个女的持一封信来，说对不起，不谈了，将这封信送贵部领导，陈子谷也就匆匆离开南京。

    陈子谷从扬州这条路回解放区。问题出在携带的回信，这封信是日文写的。扬州城已由国民党军接管，出城门时，哨兵一搜身发现这封日文信，就说抓到一个汉奸，于是先以汉奸犯关押起来。当时国共两党正进行重庆谈判，陈子谷就暴露自己是新四军代表，这样由扬州特押到苏州陆军模范监狱。那里关押有三百多个所谓“政治犯”。在那里陈子谷是老同志，斗争经验丰富的长者，他慢慢了解、团结了觉悟较高同志，进而团结了所有“政治犯”。

    当双十协定签订，释放政治犯的条文赫然在目，但南京当局仍不执行，陈子谷与难友发动一次绝食斗争，一连两天不进食，他们起草了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的汇报信和揭露国民党假和谈不实现协议的《告各界同胞书》，托探监的亲友带出去印发公布。这一来，震动了宁沪一带，监狱当局同意与“犯人”代表会谈，原打算领导人物不当代表，但监狱当局执意要陈子谷当代表参加谈判，结果除第一条立即释放政治犯须报“司法院”批准，其余放宽文化、物质待遇都同意；不久，驻南京的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抗议交涉，苏州陆军模范监狱除所关政治犯数名被秘密杀害外，先后取保释放。陈子谷也由岳父曲老先生托人保释出狱，时已1946年6月。

 

    韩练成是国民党军四十六军中将军长、桂系，他在解放战争莱芜战役中为我军胜利提供条件，是功不可没的。这里也穿插了陈子谷的英勇事迹。

    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内战，损兵折将，连连失败，1947年初在山东战场又葬送了一个美械快速纵队和整编二十六师、整编五十七师。遂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对山东战场集中使用80个旅(师)；分南北两线，重兵摆在南线企图在鲁南与我会战。北线沿胶济路推进，由王耀武(驻济南)，李仙洲指挥四十六军(桂系)和七十三军为主力，南北夹击，击破我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形势严峻。

    正此时，党中央发来一个绝密电报，要立即派人用一个名叫×××的名义与国民党军四十六军军长联络.听说是董必武同志亲自联系的。介绍的情况仅知四十六军是广西部队，其它军长姓名、那里人一概不知。只能估计既是广西部队，军长可能是广西人或广东人，这样就选定陈子谷去执行这一任务。新四军(华东军区)副军长张云逸考虑陈子谷刚从南京受降坐牢两年回来，是否换别人去。陈子谷当即表示形势这样严峻任务这样重要，怎能考虑个人安危。表示愿意去。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和张副军长也同意了。

    当时不知四十六军军部在何处，可能在青岛一带，先把陈子谷送到滨海军分区，由分区派出小分队抓来一个敌军士兵审问。只知道军长姓韩，军部在平度县的兰底镇上，除此之外，士兵一无所知。

    于是陈子谷化装成上海来的阔商人，由分区派人将他护送到青岛方向来的公路上，天明后大摇大摆走向兰底镇。路上虽然遇到几组便衣侦察，看到这行当也来细问。行到兰底镇，遇到一个政工干部模样带着士兵盘查，陈子谷取出原先准备的给韩军长的信，这军官看了下信封，望了陈子谷一下就放他进镇。走到一家店铺门口警卫森严，好几个哨兵，还有个军官站在那里，估计可能是军司令部。陈子谷将信交给军官，说是给军长送信来的，那军官见是“韩军长亲启”，不敢怠慢，立即过去，陈子谷内心也紧张，不知是关、是杀、还是接见。不久，那军官出来告诉陈子谷，军长请他进去，陈子谷放心了，说明韩军长承认这一关系。

    韩练成，中等身材，戴眼镜，四十余岁，说话西北口音。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有无陈毅的介绍信。陈子谷告诉他，没有，一是他在前方：二是带着陈毅介绍信万一被搜查出对军长不利。韩练成也默认了。韩练成又说：你们现在是处在劣势地位，形势对你们不利，而且我也有我的困难。他说我们现在是两个军平行行动，互相监督。另外，他这个军下属的两个师长，一个是白崇禧的外甥，一个是李宗仁的外甥，都是他指挥不动的。陈子谷在那里住了两天，韩练成谈了不少情况和心里话。韩练成是宁夏固原人，1925年加入西北军，参加过北伐，后参加桂系，曾有一次几乎被蒋介石特务绑架杀害。只因听喊“蒋委员长！”他蓦然站起立正，认为他忠于蒋介石，而免于一死，他不愿打内战，想找周恩来，为了保密，周恩来要他到上海见董必武，才确定×××代号，董必武要他到山东后立即找陈毅司令联系。

    陈子谷表示同情他的处境，并耐心说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理由。共产党是反对打内战的，抗战打了八年，人民很痛苦，要和平建设。蒋介石是替美国打天下，拿杂牌军打先锋，希望他向高树勋学习，这样的话他听得进，他坚持要与舒同主任面谈，为了今后联络方便，韩练成交给陈子谷一张谍报证，方便进出该军防区。

以后陈子谷又陪魏文伯去和韩练成商谈一次，韩坚持要与舒同面谈。经过陈毅司令同意舒同亲自出马，为减小目标这次不由陈子谷陪同，由胶东军区联络科长杨思德陪同。这次首脑会谈，很有成效，舒同顺利返回，留下杨思德当韩练成副官，与我军胶东军区保持联系。

    事有凑巧，1947年2月20日我军佯作鲁南会战，以7个纵队，发起莱芜战役，围歼胶济路南下李仙洲的两个军，四十六军也包在里面，2月23日上午莱芜之敌突围，在杨思德科长劝说下韩练成带卫生排脱离军指挥所，使四十六军陷于混乱。我当时是七纵五旅十三团三营教导员，我带领部队冲进莱芜城，只见一国民党军官向我招手“不要打！我是自己人!”我让他过来，他说是联络部的科长(以后才知道他名杨思德），在做韩练成的工作。我布置好部队后，随他去见韩练成。韩见到我要我赶快送他去见陈毅司令，说他的部队是北伐“钢军”，他与我党有关系，我就将他交给赶来的罗晴涛主任。韩问罗主任，你们什么时候发起总攻?罗主任说今天下午总攻。韩就急着要见陈司令，据说陈司令不答应放走他部队(事实上，几十万大军已混战在一起，十余架蒋机，只在空中盘旋，分不清共军“国”军无法投弹)，他要学高树勋已晚了一步。可以放他一个人走，去重建军队，将来配合我军解放全中国，随韩练成的一个警卫排全部留下。以后我在特科学校见到，韩练成回归南京，蒋介石也深信我军广播韩练成下落不明”，委命他去海南岛重建四十六军。

    应该说陈子谷是通向四十六军做好韩练成统战工作的开拓者，是他摸索闯出了这条路。解放后，韩练成很想再见陈子谷，终无机会。

 

    1987年6月9日陈子谷同志离开人世，解放后他任过北京地质学院院长、中央地质部教育司司长。他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是华侨赤子爱国的楷模!